有幸与会，并作发言。《政府工作报告》的征求意见稿，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系统而眉清目秀，扎实具体而重点精要，是一个很好的报告稿。
今年经济工作的总方针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但世事如棋，一味地被动求稳，其实是稳不住的。再说中国若想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别无他途，只有走创新驱动发展“华山一条路”。浙江经济的基本盘是民营经济，如何有效激活民营经济的创新动力，既是一桩眼下“稳中求进”、更是未来行稳致远的大事。下面，我就此谈三点想法，也即问三个“能否”。
一、能否通过一些生动的案例和具体的行政作为，善用正面的激励和引导，来有效激活民营经济创新的活力，并以此最大限度的稳预期（人心）。
我只举阿里的三个例子来加以说明。一是阿里早在2017年就成立了探索人类科技未来的实验室“达摩院”。数年下来，目前已攻克了倚天710的全球性能最强的Arm服务器芯片，采用5nm工艺制造；单芯片容纳高达600亿晶体管，性能超过业界标杆20%，能效比提升50%以上。二是阿里从无到有，开发了阿里云，成为名列全球前三甲的云科技服务商。去年12月15日，国际权威机构Gartner发布全球云厂商整体能力评估报告，阿里云在计算、存储、网络、安全四项核心指标的比拼中，超越微软、亚马逊，斩获最高分，成为laas基础设施能力全球第一的云厂商。三是蚂蚁金服，主要依靠电子商务平台上支付宝应用积淀的信用数据，来高效决定消费和小额信贷的发放与否，也不要什么实物抵押，本质上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传统金融的深度融合。
研制芯片和开发云服务无疑是硬核科技，民企特别是平台企业，愿意同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指引合拍，把赚来的钱用于科技创新，这是一件好事。政府和主流媒体不妨多给点鼓励，以引导民营经济更加奋发有为，去努力攻克“卡脖子”技术的难题。数智金融是数字化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创新应用。蚂蚁金服在上市过程中有意规避金融监管，包括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不规范做法，肯定是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从全省的角度来看，当年浙江靠星罗棋布的专业市场，举天下的物质资源和商品购买力为我所用，从而中游争先、后来居上；今天浙江也需要靠无所不在的网络购销和科技金融，举天下的货币资金和贷款需求为我所用，从而持续发展、更上层楼。这也正是浙江这种自然物质性的“资源小省”，得以长袖善舞、做大做强的一种现实选择。违规就要认错，无序就要服管。阿里表态说要“拥抱监管、坚决整改”，如果真的是守信践诺、说到做到了，那还是要给人家一条出路。民企一定要守好合规经营的底线，但从政府着眼，与其让它“体制外野蛮生长”，万一酿成大祸；还不如纳入“法治内健康成长”，最终利国利民。好事还是要努力把它办好、办顺、办成才是。
二、能否结合共同富裕进程中分配制度的改革，借鉴“大包干”的原则，来有效激发一线创新工作者的内生动力。
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改革的突破又始于实行“大包干”。“大包干”无非三句话：“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前面两句话是刚性的法定义务，必须要履行。奥妙全在于第三句话，它是刚性之后巨大的弹性空间，要用好用活这一空间。过去解决温饱，只要调动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就可以了。现在要搞现代化，那就必须要极大调动参与创新活动的那些脑力劳动者和技能人才的积极性。尽管传统的农业生产和高智商的创新活动，全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其中充分调动一线主体内生积极性的道理，却是完全相通的。也正因为如此，刘鹤副总理大声疾呼要“完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落实好‘军令状’、‘揭榜挂帅’、科研经费‘包干制’等机制。改革科研经费管理，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探索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
创新工作者和国家的利益关系怎么理顺？一是什么资金来源，就按原有资金的管理办法“合规”地去用。二是倘若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很顺畅，果然赚了钱，那就按个人所得税法“照章纳税”就是了。创新工作者和集体的利益关系怎么理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充分沟通协商的基础上事先订立合同，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然后双方自觉履行协议或执行合同。“缴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那剩下的，当然就是创新工作者自己的了。尽管金钱很难和创新成果简单“对价”，创新工作者还有其他的追求和情怀，但无可否认，货币收入毕竟是其成果价值和个人水平的一个天然尺度。
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还是要努力突出主题、化繁为简，去大胆探索和践行那种“贯彻大包干原则”的分配制度改革。不但企业如此，对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创新资源密集、所谓“创新策源地”的机构和单位，更是要打破陈规陋习，按最大限度解放科技和创新生产力的政策导向，放宽不必要的限制，让创新要素更好地结合国民经济主战场以大展宏图，也藉此大幅提高创新工作者的收入。现在要注意防止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挥舞“国有资产流失”的大棒，或再扣上一顶“不务正业”的帽子，搞得“科技能人”动辄得咎、人人自危，那最紧缺的科技生产力又怎么能够解放？现在科技人员普遍反映为费用报销所累，大量精力用于符合这方面的“条条框框”。那浙江在这方面，又能不能遵循“大包干”的原则，另辟蹊径，别开生面，推出一些实质性破题的改革举措呢？
三、能否产学研协（会）政相结合，呼应浙江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建设好一批国家和省级技术创新中心。
稿子中提出了相关的数量目标，但现在主要是要解决好这些中心的定位和机制问题。共性技术攻关和研发突破，的确需要政府牵头组织协同创新，但问题在于“牵头”成了“主办”，“指导”成了“领导”，政府部门既管办不分、又不安心当好“（小平同志所言的）后勤部长”。各类中心无论人员编制还是资金来源，都往事业单位的老一套去靠，整体运行过于行政化了，最后养人不少、效果不彰。建议或以雁首龙头企业为主，或依托专门的行业协会，产学研协同，政府间接指导，建立开放式、市场化运营的研发孵化实体，且健全动态评估调整机制。中心享受了政府一定的冠名和资金扶持，因而负有公益性应用推广的社会责任。一旦有所突破，则行业和产业集群受益，能真正起到政府定点授牌的作用。细分行业的技术创新中心，还可以更多地依托我省拥有很好基础的专精特新企业来拓展和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