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之年。如何在抓紧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同时，适应形势变化，把握战略重点，科学谋划好“十五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蓝图和行动纲领，是党中央和国务院近来高度关注和着力推进的一件大事。

　　习近平总书记对“十五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准确把握‘十五五’时期的阶段性要求，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紧紧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合理确定目标任务、提出思路举措。”这为我们编制“十五五”规划指明了方向。

　　从编制“十五五”规划的大思路来看，有必要从总体上统筹把握好“稳”与“进”、成绩与问题、“快”与“慢”三对关系。

　　把握“稳”与“进” 处理好改革和发展关系

　　我国从1953年开始编制和实施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发展计划。“五五”计划（1976—1980年）的中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到“六五”计划因内容有所拓展，更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到“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五年计划”进一步改为“五年规划”，并一直沿用至今。

　　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中间经过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动，到2023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聚焦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推动经济社会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大背景下的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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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第一部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颁布实施，作为一项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体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民营经济的发展，由解放思想、从无到有，政策扶持、从小到大；进入到了一个法治保障、从弱到强的全新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的进展，得到了广大民营经济经营者、亿万民营企业职工和全社会科创者和投资人的高度关注，为国民经济的创新、高质量和可持续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弱化的预期，增进了不足的信心，强化了亟待提振的发展动能。

　　“法律千万条，落实第一桩”。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首先当然是要解决好建章立制也就是“立法”（主要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工作）的问题。但在当下民营经济立法即“有法可依”工作已告一段落的情况下（就“立改废释”全过程而言），“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也就是“执法”和“司法”（广义的，包括公检法司诸多部门的工作）的问题，成为了摆在全社会面前的紧迫任务。

　　法律往往是行之有效政策的系统化、条理化、规范化、法定化。法律和政策的最大不同，在于法律是“长了牙齿”的政策，不是可听可不听、可行可不行的；即便不行顶多也不过是挨点批评、受点处分。而法律是必听必行的，不行就是违法，严重的还要承担法律责任，包括必要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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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发展和壮大民营经济，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发声，国务院及相关部门，包括最高检、最高法，也都曾多次发文，进行部署和推进。所有这些，都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的正式出台和付诸实行，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引、明确的政策导向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随着《民促法》“有法可依”的实质性突破，目前为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提供法律支撑和保障工作的重点，已转移到切实的贯彻和执行上来。要以相关典型案例的克难攻坚、拨乱反正作为突破口，以案说法、以案学法、以案懂法、以案执法，为《民促法》的落地落实、立信立威，做好开局的工作。

　　行胜于言，法大于权。涉及《民促法》贯彻落实的事项很多，从工作方法上来说，还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也不能奢望“一口吃成胖子”。比较现实的，还是“有限目标、重点突破”，紧紧抓住少数事实清楚、标的巨大、情节恶劣、社会影响很坏、对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以及对我国行政和司法公信力伤害极大的典型案件，一抓到底，志在必得、务期必成，尽快形成排除干扰、顶真落实的气势，以增强广大民营经济组织和经营者的信心，切实扭转不良预期，树立起《民促法》“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形象和权威。这个道理，和毛泽东主席当年说过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意思是相通的。

　　《民促法》刚刚出台，是个全社会评估法律效力的关键时刻。不以典型案例开路，徙木立信，就难以树立起法律的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号召力和威慑力。一旦错过新法规出台的最佳时机，贯彻执行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以后非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成本治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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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消息！写入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全社会千呼万唤、翘首以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简称《民促法》，下同），终于经2025年4月30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法律文本的最后一条即第七十八条赫然列明：“本法自2025年5月20日起施行。”

　　据我有限阅读的记忆，在不到一个月的“缓冲期”内就付诸“施行”，这在我国的立法中还是比较少有的。这在一定意义上，也透露出在国内外纷繁复杂的情势下，本法订立后希望尽快加以施行的紧迫性。

　　初步学习本法，印象深刻的是“第二章 公平竞争”和“第七章 权益保护”。从“公平竞争”来看，体现了国家在“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大前提下，不同所有制（最主要的区分无非“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经济形式及其主体在“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精神，或谓坚持所有制和竞争“两个中性”的市场经济基本原则（高尚全语）。

　　这方面党中央的重要文献早有论述。远的不说，单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为例，里面就明明白白地写着：“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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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一开年，常老师作为主笔出版了一本新书：《中国要素市场化配置大纲》。这是一本全面研究新阶段中国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原创专著。书中系统论述了劳动力、土地、资本、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七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源流、现状、改革成效和面临的挑战，并结合对未来趋势的分析，就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具体路径和配套措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书中简要介绍了主笔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探讨单个要素市场化，到2003年提出“要素产权体系完整化”，再到2020年发表《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再探讨》的研究脉络，兼顾理论探讨和实践运作，融合数据分析和案例调研，力求讲清楚要素市场化改革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

　　什么是生产要素？凡是人类能投入生产过程并带来财富增值的资源就是生产要素。所谓劳动力、土地、资本、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七大要素”的构成，源自我党的历次重要文献。但若是追根溯源，土地和劳动的“双要素”论，最早是由400年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佩蒂提出的。他的那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在国人口中广为流传。或按咱老百姓的土话，那劳动就是“娃他爹”，土地就是“娃他娘”。成年男女扯了结婚证，婚后生了“金娃娃”，那就是新创造了财富。

　　接着是十八世纪中叶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提出：“无论在什么社会，商品的价格归根结底都分解成为这三个部分（即劳动、资本和土地）”，于是近代的“双要素”论，进化到了现代的“三要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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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是同一时辰，我分别接到了来自省内、兄弟省市和国家媒体几个方面的来电，邀约我为新一年的浙江经济发展建言献策。我心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经济工作会议都开过了，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开工日，又再接再厉召开了“新春第一会”，该说的话都已经说了，甚至连该做的事都已经实质性启动了，还有什么“马后炮”可以放呢？

　　在对方的启发下，我也觉得，所有的这些精神指导和工作部署，因为代表官方，或许对当下爆红的某些事件不便正式表态，所以我们只消全面深刻领会精神付诸贯彻便是了。有些话，我们身为普通的咨询业者，不妨可以说得直接一点、个性化一些。

　　“某些事件”是指什么？我觉得就是乙巳蛇年春节前后爆发、以深度求索开源发布的大模型为标志的人工智能“新经济”。

　　1956年在达特茅斯学院举行的人工智能夏季研讨会上，学者们正式使用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这一术语，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的诞生，人工智能领域有了明确的研究方向和学术范畴。2022年11月30日，随着OpenAI正式发布GPT-3.5，ChatGPT首次向公众开放。随后2023年众多大模型纷纷发布，包括国内百度公司的文心一言、阿里云的通义千问，英伟达也发布更高算力的人工智能芯片。

　　但这一波的人工智能领域突破，基本走的是“大力出奇迹”的路子。动辄万张以上的算卡和数亿甚至数十亿美金的投入，直教人如临深渊、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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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这一概念，一般公认最早是由约瑟夫· 熊彼特在《经济发展概论》一书中提出的。他认为，创新是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这里包括了新产品、新工艺、新市场和新供应，等等。其中既涉及技术性的创新，又涉及非技术性的组织创新。随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又进一步指出，技术创新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只是包括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装备等形式在内的技术，向商业化实现的“首次转化”，规模化的复制和拷贝显然并不包括在内。

　　但究其实，中华民族早就具备了朴素的创新意识。《论语·宪问》中写道：“裨谌草创之”；《孟子·梁惠王下》中说：“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汉书·叙传下》中亦谓之：“礼仪是创”。这些中国最早的传统典籍，揭示出我们民族创新意识的历史渊薮。

　　中国共产党人也高度重视创新。邓小平同志向全党发出号召：“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党中央在2006年召开新世纪第一次全国科技大会，作出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决策。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的重大战略；而党的20大，更把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明确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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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简单地翻了翻稿子，总体策划还是蛮好的。我觉得这个框架，还是站得住的。我只提一个想法和建议：近年来对龙港的改革，都把它局限在好像仅仅只是行政管理体制，怎么样大部制、扁平化。这套东西虽然也很好，但给人印象似乎是悬浮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面，跟您前面一开始讲到的那些数据、那个形势，感觉是脱节的；而且也很难从你们的整个发展历程，来做更深入的观察和思考。

　　以我对龙港有限的了解，我是这么一个想法。我说龙港当初在改革开放启动期的崛起，主要就是敢于突破计划经济背景下的那种体制机制的束缚，果断地推进了“人、地、钱”等关键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整体上看，当时就是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怎么来充分调动老百姓谋发展、求致富的这种内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所谓“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就是这么来的。我想这恐怕就是你们“龙港现象”最本质的特征。否则的话，怎么会从几个渔村、一片农村，变成了一个镇？这个镇又进一步变成了一个大镇，一个大镇又变成了一个市？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而且这种发展的确是内源的、内生的，而不是靠上级给您一大笔钱，或者赋予您什么战略地位啥的。

　　有些“从无到有”，就像我们当年搞的那种“山散洞”，军工三线厂什么的，那是国家战略、定点建设。刚刚爆冷拿了奥运女网冠军的郑钦文，她的老家湖北十堰就是大三线的“二汽”厂。但郑钦文不是体制内的运动员，如今“一朝成名天下知”了。

　　我们浙江的特点是什么？也有点“体制外‘野蛮生长’”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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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确立的改革目标，是到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其中，当然包括了“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然后毫无疑问，摆在首位的又是“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决定》还专章阐述了“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其中要求“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

　　学习上述文件精神，我们可以得出有利于农村宅基地资格权和使用权合规流转、盘活农村宅基地资源的政策取向。但另外一段更为细化的表述，或许又会使人在理解上产生一定程度的歧义：“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探索建立自愿有偿退出的办法。”

　　其实这段话，和总的取向并不矛盾，无非是强调所有要保障和维护的“这权那权”，不是不让承包地和宅基地流转，而是在流转中如何确保农民的相关货币化“权益”，能够得到顺利变现和等价获取。当然，前提条件是农民“自愿”。

　　我的理解，这句话中的有一个词汇，或许是未照顾到和过往权威表述的有机衔接，即所谓的“宅基地使用权”。按照既有农村改革文件的规范表达，类似于耕地的“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其实对于宅基地也是有一个“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的“三权分置”的。按照这种两相对应的“三权分置”逻辑，《决定》文中的“宅基地使用权”如表述为“宅基地资格权”，才更确切些，也才是特指 “农民的权益”。否则弄得不好，会去把它理解为譬如“民宿经营者”的权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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