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同一时辰，我分别接到了来自省内、兄弟省市和国家媒体几个方面的来电，邀约我为新一年的浙江经济发展建言献策。我心想，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的经济工作会议都开过了，春节过后的第一个开工日，又再接再厉召开了“新春第一会”，该说的话都已经说了，甚至连该做的事都已经实质性启动了，还有什么“马后炮”可以放呢？

　　在对方的启发下，我也觉得，所有的这些精神指导和工作部署，因为代表官方，或许对当下爆红的某些事件不便正式表态，所以我们只消全面深刻领会精神付诸贯彻便是了。有些话，我们身为普通的咨询业者，不妨可以说得直接一点、个性化一些。

　　“某些事件”是指什么？我觉得就是乙巳蛇年春节前后爆发、以深度求索开源发布的大模型为标志的人工智能“新经济”。

　　1956年在达特茅斯学院举行的人工智能夏季研讨会上，学者们正式使用了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这一术语，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的诞生，人工智能领域有了明确的研究方向和学术范畴。2022年11月30日，随着OpenAI正式发布GPT-3.5，ChatGPT首次向公众开放。随后2023年众多大模型纷纷发布，包括国内百度公司的文心一言、阿里云的通义千问，英伟达也发布更高算力的人工智能芯片。

　　但这一波的人工智能领域突破，基本走的是“大力出奇迹”的路子。动辄万张以上的算卡和数亿甚至数十亿美金的投入，直教人如临深渊、望而却步。直至DeepSeek不早不晚、不紧不慢，踩着特朗普粉墨登场的鼓点，以开源的炸裂模式横空出世，这才引发了寰球震动，为人工智能的大面积现实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这相当于人工智能在发展的漫漫长途中，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性转折：从学科到模型，再从模型到应用。这就有如马克思当年形容商品经济的“惊险一跃”：投资转化为生产能力，而此后产品的出售能以预期的价格收回投资，并赢取了支持扩大再生产的必要盈利。

　　毛泽东早年在土地革命的关键时刻，曾就彼时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与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发生过一场重大争论，焦点集中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究竟是将其奉若神明，坚持照搬照抄“本本”呢，还是要紧密结合当时当地的实际，创造性地实践应用？最后教员的结论是：“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同样道理，我们如今精通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目的，也全在于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广泛而深刻的赋能应用。在这里，我一点儿也没有轻视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的意思，就像没有当年的达特茅斯学院人工智能研讨会，就没有今天的DeepSeep的V3、R1一样。但我们终究还是要明白一个最浅近不过的硬道理：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的终极意义，在于它在现实世界的普遍应用。或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从杭州六小龙来看，只有深度求索偏重于基础研究。当然，和达特茅斯学院的那些学者大咖相比，它的基础研究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应用基础研究，是介于基础研究和实际应用之间的一个过渡。它的产品，是一个又一个功能更强大、成本更具竞争力的算法模型，而和宇树科技及云深处科技的机器人制造不同，甚至和游戏科技、强脑科技和群核信息在其他领域的服务也不同。而我在甲辰年腊月十五讲到“杭州六小龙”时，则是把他们叫作“人工智能科技和产业”两个“创新融合集群”的。

　　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创新强省战略，对于2025年的浙江经济发展实际来说，就是要紧紧抓住人工智能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这个“风口”，推进以深度求索DeepSeek大模型迭代升级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推进以“杭州六小龙”崛起为标杆的科技与产业的融合创新，带动浙江“人工智能+”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发展和形成。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在于营造和提供有利于科技和产业融合创新的舆论氛围和制度供给。除了借势引导全社会学习和运用人工智能的新知识新技能、注意力进一步向人工智能创新聚焦以外，很重要的是搞活相应人才的培育、引进、使用和激励的体制机制。对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所谓“走穴”，不但不能打压，而且要想方设法通过完善定时服务、转化增值、利益分享等市场化、规范化的契约，将有限人才的最大潜能充分激发出来，并合理合规地取得相应的创新收益。要坚决破除形形色色的人才部门、单位甚至个别领导的“所有制”，防止用道貌岸然的“政治正确”和事无巨细的陈规陋习，扼杀人才的创新活力和内生动力。

　　平台资源的社会共享也很重要。现代社会的科技创新，固然需要个别天才、核心人物的灵光乍现和奇思妙想，但真正取得经过可靠证明或证伪的创新或试错成果，肯定要有团队和平台的参与和协同。体制内的团队和平台往往有着较为深厚的行政色彩，他们拥有比较丰富的创新资源，但遇上不愿甘当“后勤部长”的外行领导，这些难能可贵的资源条件，就很有可能低效利用甚至是不为（创新）所用。如何选用足够开明、对科技创新有着足够“谦卑”和“敬畏”的领导，就成了发挥平台最大效用的关键点位。

　　克林顿卸任时，曾将其任内八年“两高（高增长率+高就业率）一低（低通货膨胀率）”的经济良好表现，自诩为“新经济”。而我则在2000年末的一次演讲中，自说自话地将“新经济”定义为“信息化×全球化”这一简化公式。当时代的车轮进入21世纪20年代以后，这一公式就可以更精确地调改为“数智化（数字科技+智能应用）×全球化（百年变局下的‘新全球化’）”了。让我们抓住中国步入人工智能科技进步和产业应用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彰显“杭州六小龙”崛起的新优势，乘势而上加快发展“创新浙江”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智“新经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