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房产税试点政策的评价

　　先说房地产税试点的“利”。

　　房产税提出至今20多年，直到最近终于步入正确的轨道。一个主要的依据，就是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产税改革试点》。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第一，多地试点

　　这次人大决定中特别提出，由“国务院制定房产税的具体办法，试点地区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这一点非常重要。上一次只选择重庆和上海两个试点城市，实际上还是把房地产税作为一个顶层设计的税种，全国统一实施。中国是一个全国统一税率的国家，几乎所有的地税包括共享税，无论税率、还是征收标准，在全国几乎都是无差异的。而这一次房产税表明，税制的设计者终于明白房地产的本质是为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定价，其对应的是地方事权。中国各地资源禀赋千差万别，地方政府给公共服务定价的模式肯定也应不同。因此，地方税应当是地方政府的事权，至少不应该是一个全国无差异的税制。从各国经验来看，财产税的征收无不是因地制宜的。在美国，不仅各州的税率和征收办法不一样，甚至一个城市中各学区的财产税税率都不一样。所以说，这次人大授权“试点地区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表明政策制定者开始对房地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房地产税作为一种地方税，最终一定是各地根据自身要素禀赋和经营理念自主设计的结果。收不收、收多少、怎么收，都应由各地自主决定。

　　第二，试点期限。

　　5月份，我在北京“2021蓝筹年会”的发言，整篇发言被人截了一句，大意是“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提议，将生孩子和保障房、养老金挂钩，惩罚不生孩子的人”，结果一下上了热搜。我每年参加不少这类会，常常是开完就忘了。由于疫情原因限制参加人数，这个会范围并不大，过后也没多少社会性影响。没想到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这个话题突然成了爆款。这也让我有机会蹭一下自己的热度，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的思考。

　　很多人不理解，你一个搞城市规划的为什么要在这个论坛上谈论人口。很多人都以为城市规划是做实体设计(physical planning)的，其实，城市规划的第一步就是对人口的现状分析和趋势判断。人口规模大小、增减快慢、社会构成(年龄、文化、甚至种族)都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选择、公共服务的配套等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旦做出错误的人口判断，城市规划会对城市的公共财政、居民的福利产生持续、长久的影响。可以说城市规划角度的人口研究其实比纯人口学有更强的“既视感”。论坛前几天，统计局刚刚公布最新的人口普查，从城市规划角度对普查的结果进行解读是很自然的事。

　　对我在论坛上发言的反应，固然有网络媒体断章取义、网络读者不看原文等原因，更主要的是源于公众对生育权的简朴理解。在多数人看来，生育完全是个人的自由选择，“所有孩子都应该是上一代人爱情的结晶，而不是利益的产物”，“将生育同养老金、保障房等公共福利挂钩，是公权力对个人自主选择的‘绑架’”。对于刚刚从“计划生育”解脱出来的公众来说，任何来自公权力对个人选择的新干预都是十分敏感的。

　　最近，贵州独山县因当地多项大型工程烂尾而导致巨额负债事件，再次引发了全网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热议。上一次出现类似讨论，是耿彦波（现任山西省政府参事）在担任大同市长时（2008年2月至2013年2月），因大搞古城重建而负债累累。
　　中国政府性债务的一个显着特征，就是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巨大，在政府债务中的占比远超其他国家。很多人将中国这一现象归咎为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但就如同我们不能将美日等发达国家中央政府债务占比高的现象，简单解释为它们的中央政府存在预算软约束一样，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也不能简单用预算软约束来解释。
　　中国政府债务结构所投映出的，乃是中国经济特有的资本结构。中国的资本市场结构与其他国家存在的差异，才是导致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占比偏高的主要原因。中国地方政府的投资-负债行为必须放到这个大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正确解释。
　　一、地方政府应当负债吗？
　　要探讨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地方政府的市场角色究竟是什么？
　　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地方政府就是一个通过空间收费的方式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垄断竞争企业。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和市场上所有企业的融资行为没有本质差异。
　　现代增长和传统增长的最大差别，是启动资本的获取不是依靠“过去剩余的积累”，而是依靠“未来剩余的贴现”，在现代增长中，高增长必定对应着高负债。因此“负债”不能简单视作发展的问题，“负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政府的发展能力。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以城市化为核心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的。
……

　　目前，各地“十四五”发展规划还是基于过去四十年给中国带来巨大收益的全球化背景下做出的。尽管新冠爆发后，“内循环”的提法浮上台面，但从部门到地方的计划并没有真正为转变做好准备。

　　第四季度出口意外暴增，特别是拜登当选带来了重归全球化的期待，重新动摇了“双循环”孰重孰轻的争论。

　　“内循环”还是“外循环”之所以选择两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对于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全球政治和经济生态的冲击到底有多大，一时难以看清。目前只能基于假设性判断，来分析未来可能竞争态势，从而为基于内循环的做好准备：

2021年2月2日，抖音针对腾讯提起反垄断诉讼，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今天，大型互联网断平台对于当下的数字社会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已经逐渐成为大众日常生活所依赖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对于大型平台滥用其技术优势和影响力的忧虑浮出水面。2020年11月《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公布后，有关互联网大型平台的争议，更逐渐演变为具有全面影响、冲击社会生态、引发热烈讨论的复杂现象。深入探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互联网平台反垄断这一议题，切中时代脉搏，刻不容缓。对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袁志刚工作室共同合作，于2020年12月8日召开“数字经济下的平台垄断”的圆桌会议，关注互联网平台垄断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话题。

扶贫攻坚任务完成后，缩小贫富差距便成为下一个更艰巨的目标。美国过去一年的社会动荡表明，即使对于最发达的国家，缩小贫富差距依然是一个未解的难题。从历年诺奖获得者的工作显示，经济学对于如何创造财富已经有了较深的理解，但对于财富的分配机制的研究却乏善可陈。

19世纪时，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援引诗人荷尔林德的诗句“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展开对现实的哲学反思。他以哲学家的直觉与敏锐，侧面描摹科学发展、工业文明给人带来的异化，表达人人想要实现的居住理想。

面对当前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当我们再次吟咏这句诗歌的时候，不尽发问，如何规划“诗意的城市”，“诗意”“品质”在资本时代是否也是一种价值？那些被时间雪藏的边缘城市、山野乡村，可否利用别致的文化与景观资源，在后工业化时代中，寻找到自己的特色化、专业化道路？

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通过对外扩张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一点可参考英美当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么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是如何实现资本中积累的，作为经历过战争的国家，中国自然不可能向外扩张，那么只能通过内部积累，而土地给中国的资本积累提供了重要基础。

赵燕菁也这样说到过土地财政，让中国崛起完成了原始积累。可见土地制度在我国发展过程中所建立下的功能。也许有的人关于此论点有着不同的想法，那么我们首先来认识赵艳菁这个人。1984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他，担任中国规划设计研究院以及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保护所的所长，可以说这是一位扎根在中国土地上对着土城市发展有着深厚理论的学者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