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卢卡斯在谈到增长问题时所说的：“这类问题所涉及的人类福利是如此惊人：一旦 你开始思考这类问题，就很难再思考其他问题。”

　　过去四十余年，中国经济的增长超出了包括改革开放谋划者在内的所有人的预料，可 以用 “奇迹”来形容。“反常”的自然现象往往会带来自然科学的进步甚至革命，经济 上的 “反常”也是如此。所以不止一位经济学家讲过，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发展，谁 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迄今为止，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大多被装在 “改革”和 “开放”两个概念黑箱里。 隐含的意思就是，中国的增长不过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没什么特 别之处。加入WTO后，中国不过是在更大尺度上复制日本和 “亚洲四小龙”的成功 而已。

　　但这种解释却无法说明，为什么那些比中国更早推行市场经济、更早加入WTO的国 家没有取得和中国相同的经济绩效。于是，有人又开始猜测中国的 “大崛起”只不过 是 “历史的偶然”。似是而非的答案给人们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增长背后的原因不过是 些 “常识”。

　　理论上的懒惰必然导致认识上的无知。既然说不清中国的增长动力，自然也就说不清 增长是否可持续，更看不到中国的增长未来可能面对的机会和风险。中国经济之所以 陷入困境，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我们的理论误将推动经济起飞的发动机判定为拖累增 长的无效载荷。

　　破解中国增长的密码需要一块关键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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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财政”的问题与风险

　　“土地财政”的问题

　　同任何发展模式一样，“土地财政”虽给中国经济带来诸多好处，但也引发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很可能会给整个经济带来巨大的系统性风险。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Lewis,1978)就发现，城市人口每年增长率超过3%的国家大多资本短缺，需要向城市人口增长率低于3%的国家借贷。其后果，不会小于税收财政带来的“大萧条”“金融风暴”“主权债务危机”。

　　第一，“土地财政”必定使得不动产变成投资品。

　　“土地财政”的本质是融资，这就决定了土地乃至为土地定价的住宅必定是投资品。买汽车公司股票的人，并不一定是因为没有汽车。同样，买商品房(“城市股票”)的人，也并非一定因为没有住房。只要存在“土地财政”，不动产就不可避免地会是一种投资品。无论怎样打压住房市场，只要不动产的收益和流动性高于股票、黄金、储蓄、外汇等常规的资本贮存形态，资金就会持续流入住房市场。

　　第二，拉大贫富差距。

　　“土地财政”不仅给地方政府带来巨大财富，同时也给企业和个人快速积累财富提供了通道。靠投资不动产在一代人之内完成数代人都不敢想的巨额财富积累，成为过去十余年的注脚。但与此同时，没有机会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与早期投资城市不动产的居民的贫富差距迅速拉开。房价上涨越快，贫富差距越大。房地产如同股票，会自动分配社会增量财富。正是这一功能，阻碍了不同社会阶层上下流动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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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中具有重大而特殊的意义。

　　城中村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非常特殊的现象，对比绝大部分发达国家也是很少见的，从中可以窥见中国社会变迁的进程。

　　今年以来，中央多次强调在超大特大城市推进城中村改造。7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7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

　　日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消息称，超大特大城市正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目前分三类推进实施，主要是符合条件的实施拆除新建、开展经常性整治提升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实施拆整结合。

　　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在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全局中具有重大而特殊的意义。

　　城中村里的烟火气

　　城市像人，是个有机的生命体，不同的器官、系统负责不同的功能，且彼此相互融通，紧密联系。

　　在不少城市特别是南方城市，城中村是城市生命体不可或缺的部分。这里“既城既村”，有学者将其描述为“一个由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连结的村落乡土社会”。

　　我大学毕业到深圳工作时，就曾住在城中村里，楼下吃饭，厅里画图，房间就是宿舍。

　　很多企业在早期创业时，也选在租金非常廉价的地方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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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防灾规划都应该是建立在效益和成本分析基础上的。防灾的标准和被防卫资产的价值正相关——资产价值越高，投入防灾的资源就会越多。很多人指责“海绵城市”虚有其名，其实“海绵”这一比喻恰恰说明它不是为了郑州这种超常灾害准备的。超常灾害之所以超“常”，是因为这类灾害都是小概率事件。为预防小概率事件所做的投入（包括建设和维护）成本是极其巨大的。“好的”防灾规划要么是在给定的防灾标准下，选择最节省的工程方案；要么反过来，在有限的防灾投入预算内，达到更高的防灾标准。

　　城市防灾规划就是在预防灾害的成本和防护对象的价值间做“痛苦”的倾向选择，并随着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不断发现更好的防灾方案。城市防洪规划也是如此，并没有标准的工程解决方案。好的城市防洪、防涝规划，首先必须建立在中国气候所决定的洪水特征之上。

　　中国的气候特征

　　相对于大部分欧美国家，中国降水的特点是：量并不特别的大，但却特别集中，具有短历时、高强度的特征。以这次几乎同时发生在科隆和郑州洪水进行比较，14日至15日科隆地区24小时的降水量仅为154毫米，就引发被德国总理默克尔形容为“没有一个德语词可以形容”的灾难级别的大洪水。而郑州17日20时至20日20时，三天降水量总量高达617.1毫米。其中19日20时至20日20时单日降水量达552.5毫米，小时降水量更是高达201.9毫米，超过科隆单日降水量的峰值154毫米。这次单日降水量和小时降水均已突破自1951年郑州建站以来60年的历史记录。可以说“短历时、强降雨”是中国气候和欧美国家最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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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1日，国常会发布《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三天后，7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针对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积极推动城中村改造。原本较少被关注的城中村问题，突然站在了房地产新政的核心。

　　然而，没有孤立的城中村改造策略，只有把城中村放到当前宏观经济新形势的大背景下，才能理解中央的意图，找到城中村改造的正确方法。而这个“新形势”就是中央判断的“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很多人把注意力集中到有没有提“房住不炒”上，而没有理解对房地产供需关系的判断，才是这一“新政”逻辑的起点。

　　“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是一个根本性的判断。它意味着城中村改造不论采用什么方法，都不能像过去棚户区改造那样大拆大建，因为通过卖地来为改造融资的模式已不再可行。在这次会议上，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很多人认为这一条和城中村改造是互不相关的两条政策。加大保障房建设不是什么新政策，但和城中村改造连在一起提却是第一次，这是因为城中村在目前我国的住房供给体系里，很大程度上起的就是保障房的作用。如果城中村改造是以弱化甚至去除保障房职能为代价，那就违反了城中村改造的初衷。

　　“7.24房地产新政”提出城中村改造，显示出未来的房地产行业已经从增量转向存量。改造模式有两条边界:1)不能依赖房地产融资;2)不能损害“住”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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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认为，当前的这次经济增速下滑，其实和外循环关系并不是特别大。回顾过去3年，贸易战叠加俄乌冲突看似冲击很大，但实际外贸出口，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巨额下降。由于中国疫情控制较好，疫情前两年在全球表现一枝独秀。危机主要出在内循环，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在资产负债表的债务端出现了大问题。

　　中国经济奇迹般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拜广受诟病的 “土地金融”所赐。不动产的快速升值，使得所有市场主体（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中的“所有者权益”（equity）一项急剧扩张。其规模远大于股市、债市所形成的所有者权益，更大于贸易顺差所对应的国外负债。正是借助巨大的资本内生，中国的劳动才实现了充分就业。

　　家庭贷款抵押的是商住房下面的土地；企业部门贷款银行抵押的很多时候也是工厂下的土地；地方政府更是如此，融资平台大多不赚钱，银行为什么还给它贷款——乃是因为政府注入平台的土地。只要土地升值，家庭、企业、地方政府的所有者权益（equity）都会膨胀。

　　按照宏观会计显示的增长链条，房地产支持债务，债务创造货币，货币带动消费。在某种意义上，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房地产繁荣的基础上的。

　　理解了中国增长的动力所在，当前经济衰退的原因也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房地产市场的崩溃。从2021年7月份开始，在超常政策打压下的房地产市场突然逆转，土地和住房没人要了。家庭、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突然失去了土地信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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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随着房地产税逐渐引起重视，并多次被写入中央文件，各方的态度也越来越积极，笔者的观点反而更倾向于慎重。在笔者看来，任何政策都有利有弊，如果只看到好处，不考虑坏处，极有可能在出现意外效果时惊慌失措。本文将从利弊两方面对征收房地产税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分析。

　　房地产税试点的“利”

　　房地产税提出至今20余年，直到2021年终于步入正轨。说“步入正轨”的一个主要依据，就是2021年10月23日发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多地试点

　　文件特别提出，由“国务院制定房地产税具体办法，试点地区人民政府制定具体实施细则”,这一点非常重要。上一次只选择重庆和上海作为试点城市，实际上还是想把房地产税作为一个顶层设计税种，在全国统一实施。中国是一个全国统一税率的国家，几乎所有的地方税包括共享税，无论是税率还是征收标准，在全国几乎都是无差异的。

　　而这次表明，税制的设计者终于明白房地产的本质是为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定价，对应的是地方事权。中国各地资源禀赋千差万别，地方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定价模式就应不同。因此，地方税应当是地方政府的事权，至少不应该是一个全国无差异的税制。

　　从各国经验来看，财产税的征收无不是因地制宜。在美国，不仅各州的税率和征收办法不一样，甚至一个城市中各学区的财产税税率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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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01年前后，我就曾在建设部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建议征收房产税。但当时部领导说中央正在考虑的是如何减税，且税收本身是财政部的事权，这一建议也就不了了之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中央电视一个对话栏目提到了这一观点。可以说，在土地财政开始的早期阶段，我是一直力主推行房产税的。但随着房产税逐步引起重视，并多次被写入中央文件，各方的态度越来越积极，我的观点反而更倾向于慎重。在我看来，任何政策都是有利有弊，如果只看到好处，不考虑坏处，极有可能在出现意料不到的效果时惊慌失措。今天，我想从利弊两方面对财产税征收可能发生的后果进行分析。

　　01 对房产税试点政策的评价

　　先说房地产税试点的“利”.

　　房产税提出至今20多年，直到最近终于步入正确的轨道。一个主要的依据，就是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国务院在部分地区开展房产税改革试点》。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多地试点

　　这次人大决定中特别提出，由“国务院制定房产税的具体办法，试点地区人民政府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这一点非常重要。上一次只选择重庆和上海两个试点城市，实际上还是把房地产税作为一个顶层设计的税种，全国统一实施。

　　中国是一个全国统一税率的国家，几乎所有的地税包括共享税，无论税率、还是征收标准，在全国几乎都是无差异的。

　　而这一次房产税表明，税制的设计者终于明白房地产的本质是为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定价，其对应的是地方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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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专利：科技竞争的制高点

　　这场科技战中，美国是领先者，中国是追赶者，两者的相对位置决定了两者优势战场不同。谁能避开对手的优势战场，并迫使对手在自己的优势战场展开决战，谁就能获得“先手”之利。

　　对于领先者，其最大的成本就是提出创意并反复试错，一旦成功，追赶者总能通过仿效和学习，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获得同样的技术。而领先者延缓追赶者最主要的护城河，就是专利保护制度。

　　对于追赶者而言，专利保护的位置，一般就是最容易突破的位置。如果每项技术都从头研发，由于最优的技术路线已经被先行者占据，往往花更多的钱，也不一定赶得上快速迭代的领先者。

　　由于专利保护的往往是领先者最容易被突破的部位。作为追赶者的中国应当选择专利作为中美科技战的主战场。

　　台积电就曾利用专利制度，成功阻击了中芯国际的追赶。如果不是2009年北京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张汝京的诉讼，今天的中芯国际很可能已经与台积电并驾齐驱。

　　美国纺织业突破英国技术封锁则是一个相反的例子。1793年，塞缪尔·斯莱特凭记忆复原出了英国严禁输出的阿克莱特水力纺纱机，帮助美国纺织业后来居上。

　　1793年的美国《专利法》，更是明确规定专利的授予对象只能是美国人，鼓励那些技术人员连人带技术一起来美国。这些都是值得中国仿效的成功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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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负债与信用

　　赵建博士的文章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就是负债与信用的差异：“很多人不懂负债和信用的区别，其实两者区别非常大。有信用不一定有负债，有负债也不一定有信用”。“债务”和“信用”是两个日常被广泛使用的名词，但如果在讨论之前不加以严格界定，就会出现“鸡同鸭讲”，谁也无法说服谁。在我的讨论中，“债务”概念对应的是会计学三大报表中的资产负债表最底层的“负债”。所谓资产负债表最底层，就是一个简单的会计恒等式：资产（asset）[1]=负债（liability）+所有者权益（equity）。

　　在资产负债表中，等式左侧的债务-权益端表示的是“钱从哪里来”，等式右侧的资产端表示的是“钱到哪里去”。所谓恒等式表达的是，一端收缩或膨胀，必然导致另一端的收缩或膨胀，两端恒等。对现代经济而言，在宏观上，一个经济可以被视作众多资产负债表的加总，若资产负债表扩张，则经济增长；反之，则经济衰退。在资产负债表中，生成资本的所有者权益乃是未来“主营收益”的贴现，需要通过资本市场估值来显示；负债则是通过抵押所有者权益，为投资创造融资。

　　在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和信用的关系一目了然。所有者权益和负债位于资产负债表的同一侧，前者对应的是股权融资，这种融资方式虽然不创造负债，但可以创造信用；后者对应的是债权融资，必须用所有者权益作“信用”，“负债”才能被创造出来[2]。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的比例，反映的是企业资金的来源是债权融资多一点还是股权融资多一点，但两者之和一定等于企业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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