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们今天遭遇的是内外危机叠加的挑战

　　当前对于宏观问题的讨论很热闹，许多人聚焦于国内一些现象与政策的分析。但实际上，当前这场危机是国际与国内因素叠加、交织而成的一种复杂的、综合性的危机挑战，只有将国内与国际因素综合考量，才能搞清楚我们现在该怎么应对面临的复杂困境。

　　首先，从国际层面来看，当前经济困境的根源在于全球化解体的危机。这是美西方国家因其在全球化中进程中自身利益受损，因此要改变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全球布局，甚至改变他们自己制定的全球贸易规则，如WTO等。中美矛盾中，美国占据主要方面，我们属于次要方面，处于被动地位。事物发展由矛盾的主要方面主导，次要方面方往往被动应对。实际上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乃至生物战等多领域冲突，也可称之为新冷战；而中国则往往处于被动应对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化解体的原因是原本在全球化中获益的美国和西方资本集团——无论是金融资本、产业资本还是科技资本集团——感到不再合算。随着中国的发展速度加快，尤其是产业资本的崛起，以及因贸易盈余导致中国金融力量的增强，遂在地缘战略和币缘战略两个层次上都对美西方形成了压力。于是，美西方开始改变现有国际规则与秩序，指责中国产能过剩扰乱世界秩序。

　　然而，追溯原因，这实际上是美西方自身的过剩问题。早期西方生产过剩引发战争，二战后工业恢复又带来战后过剩、产业资本恶性竞争，促使西方国家将产业转移至后发国家，这些国家通常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相符，但在当时多为军人政权或集权政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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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关系为什么从“蜜月期”转向对抗

　　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美关系非常亲密。2003年11月，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个官方举办的中美双边研讨会上曾说，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可是，为什么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美关系变得如此紧张和对抗呢？这是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造成的。

　　在实体产业层面，早在2005年我们就已经超过了美国。到2015年，我们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工业生产总量占世界约1/3。我国的工业增加值，即工业GDP，是美国的两倍，也是美国之外其他8个工业化国家的总和。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美国的高盛集团经济学家提出，不需要再搞G20，中美共治这个世界就行了，甚至提出“中美国”的构想。原因是，作为最大生产过剩国，我们向美国这个生产不足消费过度的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制成品，得到的外汇再回到美国的国债市场上去投资买美债，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战略关系最好时期。

　　那时候我们还在资本相对短缺的情况下，资本主要来自于对美国贸易盈余获得美国输出的美元。这意味着在金融资本阶段，美国虚拟经济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下家——中国。美国不断地增发货币，而中国则替它接收这些货币，并不断向美国提供廉价商品，帮助其维持低通胀。按理说，大规模增发货币应该导致高通胀，但由于中国向美国提供廉价商品，美国增发货币流出本土，其通胀率得以保持在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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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内外交困：双重矛盾叠加的挑战

　　近期不少人找我，希望一同探讨2025年的宏观形势。很多人觉得这形势扑朔迷离，难以看清。

　　此前我分析宏观问题时，做过“宏观三问”讲座，明确指出大家看不清形势，主要是没搞清主要矛盾。当下的形势，是多种复杂矛盾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乱局。所以，我们得先找出主要矛盾。只有找准了主要矛盾，才能分析出哪些政策有助于缓解矛盾、解决相关问题。

　　此前在分析2024年已形成的局势时，我曾指出，国内和国际都是多重矛盾叠加。国内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是生产过剩与消费透支。要注意，过剩与透支叠加，正是当下国内的主要矛盾。

　　此前我也分析过，国内政策界对生产过剩的讨论，始于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那场危机使外需大幅下降，国内企业开工率严重不足，大量外向型企业倒闭，众多员工离岗或失业。对比1998年企业的不景气状况，和如今相比，并没有太大差别。可以说，生产过剩是过去曾出现过的现象。1998年，面对生产过剩问题，当时政策界直接探讨以政府直接干预的方式，通过增加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那次讨论开启了中国近20多年来以“铁公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而在此之前，虽然我们也重视基本建设，但并未大规模采用国债投资拉动增长的方式。所以，对生产过剩的讨论并非始于今日，而是1998年。此后约20年，投资拉动增长发挥了客观作用。

　　2001年，以美国IT泡沫崩溃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危机爆发后，外资大量涌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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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82年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分工和家庭兼业趋势明显，大量的能工巧匠从农业生产领域进入百业并举的乡村副业兼业经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乡村工业化，到1984年已蔚然成风。

　　由于城镇化进程加快，如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引起更多讨论。当时也有比较激进的说法，认为“要解放农民就得消灭农民，要解决农村问题就得消灭农村”。当年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讨论，很大程度上也和现在如何打通城乡壁垒、让农民能够顺畅进城的讨论相似。其中提出的政策意见，主要集中于城乡户籍没有放开、城乡人员不能自由流动。

　　讨论中，关于户口是否可以放开的意见引起了多个部门的反对（包括财政、教育、卫生等部门），主要理由是城市不可能接纳这么多农村人口，农民进城会增加各部门的财政开支。在接受一定数量的农村人口转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中，各部门都要计算需要增加多少财政开支，这是当时财政体系的特点。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增加了一条：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由此可见，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意见在意识形态上没有问题，但当时各有关部门受制于财政开支负担造成财政赤字不断增加，所以无法实现农民大量进城、开通城乡交流。

　　客观上，由于城市吸纳农村人口能力有限，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农村人口与乡镇企业的绑定程度。因此，乡村工业化和县以下城镇化的需要相互叠加，发展乡镇企业成为解决农村人口非农就业需要和家庭收入提升的重要途径。这就推动形成了农民主要在乡镇企业就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县域经济模式。1984年撤社建乡、撤队建村，农村的管理体制也发生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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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局面让我想到1929-1933年的大危机和二战

　　最近很多人问我，特朗普重新赢得大选，再度执政，对中国的关系会不会好一点？我说，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很多人不理解，进一步问我如何看待美国的左翼和右翼。我说，在全球化解体大危机的打击之下，左翼派别本身也会发生异化。

　　谈及当前这场全球性的深刻危机，可以回顾1929-1933年间西方遭遇生产过剩危机，最终催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二战之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历史是被成王者改写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许多观念与理论，包括我们教科书中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源于二战后由美苏两大霸权主导的国际格局对抗性斗争的需求。

　　回溯至二战前，为了应对1929-1933年的大危机，美国是罗斯福新政，摒弃了传统市场调控手段，转而采取国家直接干预的方式，将美国过剩的生产力导向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国债投资消化国内过剩产能。罗斯福后来将这一系列措施总结为“新国家主义”，即利用国家力量调整遭遇严重过剩的生产方式。

　　尽管美国在冷战意识形态上常被视为自由主义的典范，但在二战前，如果不是罗斯福的新国家主义引领美国工业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基本建设，结果或将另一番景象。按照传统市场理论，那将是市场自我出清的过程。这里不再赘述，有兴趣者可深入研究相关资料。

　　再观欧洲，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德国推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其盟友如日本亦是高度集权的国家主义体制，实行天皇制，皇权与军权紧密结合，天皇在公开场合常着军装，以最高统帅身份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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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原有的经济关系，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特朗普的政策是比较直白的，毫不掩饰地表示了他对美国经济现状的不满。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尽管他的竞选口号是“make change”，结果却是“can not make change”。特朗普说的其实跟奥巴马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更直白。他要求的是重新振兴美国的工业经济、实业经济，这当然有条件。

　　但有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当特朗普要大量减少中国的贸易盈余时，就改变了the more…the more…的经济关系。即中国越多地向美国出口，更多地得到向美国出口的收入，但美国不允许我们买他们的技术、资源，只允许投资美国的国债市场。于是乎，就变成了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越多，对美国的债券市场投资就越多。美国更多地形成它的贸易赤字，但因为中国只能向美国国债投资，所以美国更多地得到资本市场的盈余。这对中美来说，都各自有一个the more…the more…

　　这其实是维持金融资本阶段的资本收益的重要规律。靠谁？靠的是向美国出口的国家。而这些向美国出口的国家，就是它现在的谈判对手，不光是中国，还包括墨西哥等国。墨西哥基本维持与美国的贸易平衡，而中国有大量的贸易盈余，用这些盈余去买美国国债，美国才有金融资本经济。如果少了中国这样一个大买主，美国的国债就会出现下滑。

　　由此可见，2017年特朗普在上一个任期内提出要对中国出口征收高关税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当时中国政府态度不明朗甚至认为我们软弱，其实是他们不了解这个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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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危机，想说救你不容易

　　近期，房地产危机的议题频繁上热搜，这并非新话题，而是数年来持续炙热，其核心远非单一的房地产行业困境，而是交织着地产泡沫、金融泡沫与债务泡沫即“三泡危机”的复杂图景。

　　此议题之所以成为长期焦点，原因在于我们过去几年的密集调控策略，有效缓冲了一场可能像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风暴。回望历史，那次危机迅速演变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不仅重创了美国，更触发了全球化进程中的深刻变革与挑战，其教训之深刻，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进入2017、2018年之际，即美国对中国硬脱钩的前夜，我国已悄然面临房地产市场的过剩危机。彼时，面对经济其他领域的增长疲软，房地产行业不可避免地承担起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其支柱地位愈发凸显。然而，自2018年起，尽管商品房库存积压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开发商、金融机构乃至地方政府仍不遗余力地推动房地产市场，导致在已显过剩的基础上，又经历了约4年的过度扩张期，直至2022年调控政策密集落地，方告一段落。

　　这一扩张过程与房地产金融化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加剧了市场风险的累积，使得房地产过剩的潜在危机有可能直接引爆为全面的金融危机。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的一系列精准调控措施，宛如防火墙，有效阻断了危机向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那般全面爆发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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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当前的危机形势要有正确认识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全球化解体挑战之下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演化出的叠加性危机。而个体的努力往往显得无可奈何，难以对抗全球化解体所带来的挑战。

　　回溯至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的爆发不仅震撼了全球经济，还促使美国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这一举措释放的巨量流动性如潮水般涌入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触发了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参与者，我国因大量进口能源、原材料及制成品，间接承受了通货膨胀的输入性压力，对国内实体经济构成了严峻考验。

　　通货膨胀的肆虐首先促使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抽离，转而投向投机性更强的领域，导致众多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纷纷倒闭。与此同时，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相继出现了投机热潮，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金融化趋势，吸引了巨额资金涌入，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泡沫化。

　　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之后，迅速步入过剩阶段，整个行业陷入深度调整期，如今不仅大部分房地产企业背负沉重债务，普通家庭也面临房贷压力陡增的困境。此外，房地产市场的下行还波及了上下游产业链，如水泥、钢铁、建材、装修等行业，这些曾经因房地产繁荣而兴旺的产业，现今却深陷产能过剩的泥潭。

　　过去，我国的政策导向鼓励农民进城务工，但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与部分行业的衰退，许多外来务工者发现难以在城市长期立足，最终选择返回故乡。尽管我们倡导提高城市化率，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但实际上缺乏足够的支撑体系，使得这一愿景在经济波动面前显得脆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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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危机并非新话题，其核心远非单一的房地产行业困境，而是交织着地产泡沫、金融泡沫与债务泡沫即“三泡危机”的复杂图景。

　　一是房地产价格泡沫难以估量。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住房拥有率达到了96%，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58.4%，有两套住房的占比为31.0%，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占比为10.5%，户均拥有住房1.5套。房地产市场已经形成了巨大泡沫。

　　二是金融泡沫快速膨胀。过去10多年的隐性赤字和债务负担与银行信贷风险相关度很高。金融机构一方面大量资金空转，另一方面信贷资产规模中占很大比例的是房地产。企业靠房产和土地抵押贷款；地方政府的还本付息依赖出卖土地；家庭负债也主要源于房产。一旦房产跌价中国式“次贷”泡沫破裂，会引发金融危机。

　　三是严重的债务泡沫。一段时间以来，占有大量财富的地产商，纷纷把他们的资产“润”出到国外，这个过程伴随着房地产危机的爆发，同时也意味着房地产公司资不抵债，或者说融资链要断掉，这些房地产公司本身也出现了一系列的负债而不能自己解决。面对“三泡”危机的局面，我们必须得有相对应的措施，但是不能朝着房地产去。因为现在出现一个非常尴尬的现象，就是地产商们已经把他们获得的收益乃至于没有支付给房地产建设实际需要的资金相当多的“润”出去了，甚至是听任他们在国内的公司破产。这些问题都没有处理的情况下，怎么去救房地产，难道是去救那些把资金大量“润”出去的地产商吗？

　　实际上，房地产“三泡”危机的源起和演化内在于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客观产生的土地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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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农村地区城乡居民医保断缴的现象频繁曝光，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9至2022年间，参保人数同比减少了0.3%、0.8%、0.8%及显著的2.5%。折射出农民参保意愿下降，医保制度推广面临挑战。

　　改革之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人民公社体制下的三级集体所有制。在这一体系下，老人的养老、孩子的教育以及医疗等社会支出，均由人民公社统一规划与承担。彼时，城乡之间在社会支出层面的差距并不显著。无论是城市的单位制还是农村的公社制，其初衷均在于保障民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

　　19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标志着人民公社时代的终结，农户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为适应农村公共服务的新需求，如教育、医疗和养老等，“三提五统”制度应运而生。这一制度涉及向农民征收的多种行政事业性费用和政府性基金，具体细分为村级提留的三项费用和乡镇统筹的五项费用。“三提五统”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直至21世纪初逐步被取消，最终于2006年全面停止征收。当“三提五统”被取消并纳入税收体系后，理论上应由国家来全面接管农民的社会保障责任。但实际上，农民在增加税费负担的同时，并未能充分享受到国家应提供的全面社会保障服务。

　　农民沉重的税费负担与农村贫困问题的交织，最终促使了90年代末期农村税费改革的全面启动。尽管改革持续至新世纪，但成效有限，农民负担未见实质性减轻，反而激发了多起群体性事件。面对这一困境，国家决定逐步废除农村税费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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