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的危机形势要有正确认识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全球化解体挑战之下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演化出的叠加性危机。而个体的努力往往显得无可奈何，难以对抗全球化解体所带来的挑战。
回溯至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的爆发不仅震撼了全球经济，还促使美国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这一举措释放的巨量流动性如潮水般涌入全球大宗商品市场，触发了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参与者，我国因大量进口能源、原材料及制成品，间接承受了通货膨胀的输入性压力，对国内实体经济构成了严峻考验。
通货膨胀的肆虐首先促使资本从实体经济领域抽离，转而投向投机性更强的领域，导致众多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纷纷倒闭。与此同时，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股市与房地产市场相继出现了投机热潮，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金融化趋势，吸引了巨额资金涌入，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泡沫化。
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繁荣之后，迅速步入过剩阶段，整个行业陷入深度调整期，如今不仅大部分房地产企业背负沉重债务，普通家庭也面临房贷压力陡增的困境。此外，房地产市场的下行还波及了上下游产业链，如水泥、钢铁、建材、装修等行业，这些曾经因房地产繁荣而兴旺的产业，现今却深陷产能过剩的泥潭。
过去，我国的政策导向鼓励农民进城务工，但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与部分行业的衰退，许多外来务工者发现难以在城市长期立足，最终选择返回故乡。尽管我们倡导提高城市化率，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但实际上缺乏足够的支撑体系，使得这一愿景在经济波动面前显得脆弱不堪。特别是在房地产资本萎缩等危机时刻，许多人的生活轨迹被迫发生转变。
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萎缩，使得大量沿海企业倒闭，超过2000万工人失去工作，被迫返乡。而自2018年以来，美国采取多种手段打压中国，企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更是让众多中国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产业转移与生存压力并存。在此背景下，个体的努力难以撼动整体趋势，应对危机的能力显得尤为有限。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与退出，不仅导致了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还通过输入型通胀与输入型通缩的双重打击，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格局。
然而，面对这些外部冲击，国内部分舆论往往倾向于从内部寻找原因，忽视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复杂因素，反而找出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说法，例如就有人归结为不善待民营经济，故意制造出“民营经济离场论”的舆论。实际上，当前的危机是输入型危机对实体经济造成的直接后果，也是大量企业注销、经济不景气现象的根源所在。
如果这些问题我们不找到根源，不对其做解释，那么国内的各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就甚嚣尘上。在这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舆论环境之中，人们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当前危机形势，容易陷入怨天尤人的情绪。
危机之下“躺平”能怪年轻人吗？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解体、危机不断发生的大时代。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当前所面对的危机压力及其根源，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形成自己的思考和行动，甚至可能被带有各种目的性的舆论误导。
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是年轻人在危机重压之下选择“躺平”的方式，这背后实则映射出多重复杂因素。
其实，那些年轻人之所以选择“躺平”，一方面是这个时代所带来的压力太大。这不怪这些年轻人不努力，而是你身处的这个困局，是个全球大困局、全球大危机，任何一个个体都是很难振作起来的。当利益结构固化的时候，我们年轻人面对的这样一个复杂的庞大的体系，每个人的个别的努力都是微乎其微的。
当前，城市中被频繁提及的“内卷”现象，并非仅限于青年群体，而是整个城市产业体系陷入了红海竞争，投资空间日益稀缺，导致大量资本无处安放，收益普遍下滑。这一连锁反应不仅限于特定行业，而是波及整个城市经济，甚至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国经济，进而加剧了就业市场的严峻形势。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外卖、快递行业吸纳了大量高校本科毕业生，包括众多研究生，这一行业劳动强度与风险并不低，却因其相对较高的薪酬水平（通过辛勤工作可达六七千元）成为了市场选择的结果。
相比之下，现在我国中小企业在全球化经济波动中尤为脆弱，面对外需减少、生产过剩的双重压力，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再者，教育资源分配与人力资本培养的问题不容忽视。长期以来，我国教育体系深受社会文化影响，倾向于将高等教育视为唯一出路，而忽视了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重要性。这不仅导致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态势，也造成了技术型人才的短缺。
在不少乡村孩子的记忆里，小时候常听老师这样说：“学习不努力，长大可能就留在村里种地当农民”“考不上大学，多半就得去技校学手艺。”这些话里头，“当农民”听起来就像是条不太被看好的路，而职业教育也常被看作是次一点的选择。这样一来，大家都拼了命地想挤过高考那座“独木桥”，去上大学。
这些年，高等教育是越扩越大，中专变大专，大专又升本科，好像每升一级就离成功更近一步。可这样一来，那些学技术的专业就变得不那么吃香了，报名的人越来越少。以往，每个县都有农技校，他们结合本地资源环境、农业条件来做技术培养，服务本地化。如今，都没有了。
实际上，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本地化就业需求日益凸显，成为关键一环。然而，遗憾的是，当前的教育文化导向并不鼓励个体投身于本地化服务与发展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众多农业大学所采用的教材体系多照搬美国模式，这种教育体系及其培养的人才，在适应和满足我国本地化发展需求上，其契合度与有效性值得商榷。
因此，当人力资源逐渐转化为资本化运作的一部分时，一个显著的问题浮现出来：即现有的人力资本结构并未能紧密对接国家发展的结构性需求，特别是在本地化服务领域存在明显的不匹配现象。
难道，这种现象的产生应该归咎于那些“躺平”的新生代吗？怪罪他们不工作、不结婚、不生孩子、不买房吗？如果我们这一代也这样认为，我本人会觉得对不起我自己的经历；如果下一代这么认为，则说明你缺乏知识；知识分子这样解释，则是一种无知解释。
因为根本上是我们当前这套教育体制出了问题。我们把各种技工学校都消灭了，把技术教育职业教育完全推给了市场，而这恰恰是国家教育资源需要倾斜的地方。我们要转向生态化，生态化恰恰是本地化的，只有从这些需求出发才能理解现在的劳动力市场出现的问题。
可见，不能把上述问题怪罪于劳动者本身，因为他们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而应该怪与劳动者、本地化需求相适应的教育体制的缺失，尤其是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缺失。
当前，国家的教育经费大量被所谓“top10”、“双一流”、被那些要融入全球化的高校占据，但这些高校形成的内部文化就是“以不服务于本国为荣”——如果不去海外名校，在同学聚会中“无脸见人”，他们的学生可以“在海外开班会”。如今每年培养上千万大学毕业生，但往往是毕业即失业，因为不适应、不适用。如果继续把金融资本主导国家教材的体系当成我们必须照搬的，如果因为不是海外名校毕业就不能在高校就业，如果依然持续这种教育文化，怎么能适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转型”呢？怎么能适应生态化战略转型呢？
当前我们面临的是全球化解体带来的打击，以及解体过程中向我们“甩锅”、甩成本的所谓的“核心国家”对我们的挑战，但是我们却没有应对这些挑战的教育资源以及培养出来的人才，这是我们面临的转型的困难。
如今，依然可以看到有相当多的高校教授以及高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不仅跟不上中国崛起的步伐，反而是一片负面评价。而这些人占据着课堂，占据着教材编写，在主导着所谓的“主流的”政策。因此，我们就很担心，我们这个国家能有效地推动这种转型吗？
当然，年轻人之所以“躺平”，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缺乏前几代人以劳动光荣、以艰苦奋斗为荣的价值观。
作为一个经历过艰苦奋斗历史阶段的人，我很清楚地知道，尽管我们那个年代也有人抱怨，但社会的整体价值观是积极的、向上的。后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经济的发展，我们享受到了红利。而这些红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前人的艰苦奋斗，正是他们完成了产业化阶段必须的资本原始积累，才有了后来资本的结构性调整和扩张。
正是当年广大工农群众把自己的劳动剩余奉献给了国家，使我们的产业资本得以不断增密，在产业资本竞争的过程中，我们才能崛起于世界之林。当年的人民大众节约消费，勒紧裤腰带，积累形成了国家资本，为后人创造了可以乘凉的树林。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但如果后人砍掉前人栽的树，那么乘凉的条件就不存在了。现实中，一些个人或利益群体，不仅占有了砍掉树的收益，甚至把这个收益“润”出去，使得大多数人都不再有乘凉的客观条件了。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实质。
近年来，无论是在地产市场还是在资本市场，投机商的炒作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债务，这些债务最终由国内来承担和化解，而投机者却把得到的收益都“润”出去。尽管这些问题已经被披露，但我们似乎仍然不善于将这些案例作为经验教训，并且形成能够看透这些事情前因后果的思考能力。
总之，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基本的认识，那么不论我们怎么努力，都很难形成摆脱困境的条件，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分享到发展的红利。所以，人们有各种抱怨，但很少有人能真正发现问题实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希望大家能增加对客观问题的判断和分析能力，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需要有一系列的调整我们的社会才能稳定得住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复苏的关键时期，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动荡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影响日益深化。
面对全球化解体的种种危机与挑战，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为了我们稳定经济、抵御风险的坚实“压舱石”。
我们的乡土社会被叫做“劳动力池”，每当大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为回乡的人提供基本的生存支持。过去，一旦沿海或者城市出现经济的不景气，只要能让那些回到家乡的打工农民有饭吃，有地儿住，有事做，这样社会能保持基本的稳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乡村振兴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国家战略。
1990年代我国群体性治安事件频发，社会矛盾尖锐，跟当时国有企业的大规模失业有很大关系。在当前全球化解体的危机压力之下，出现了大规模的产业凋敝，同时带来了相对严重的失业问题，造成一定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在这种情况之下，乡村仍然是我们应对经济社会危机，承接劳动者返乡的重要基础。
如果我们把加强乡村建设，促进乡村振兴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危机不断发生的重要战略，我们就一定得认识到，乡土社会相对于城市社会而言，它之所以能够应对危机的内在的积极因素是什么。
马克思曾说过，“资本主义摧毁了田园诗式的关系”。但他是从资本主义的大的角度来说的，即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导致了农村的贫困和社会动荡。他分析欧洲，特别是英国，包括“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他认为这些是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代价。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又是工业大国，我们不可能简单地把只有几千万人口的英国当成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的那个“石头”。我们得走自己的路。
我们得理解，乡土社会之所以能够成为“劳动力池”，在于大家都拥有相对比较平均的生产资料。我们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民家庭承包，这实际上就是让每一个农民家庭都有基本的生活资料。大家在乡土社会客观上形成的文化氛围是守望相助，在守望相助条件下就形成具有公共性的社会资源，这是我们中国的特色。
如果我们还按照以往的激进城市化的方式在农村推行，大范围地集村并镇，让农民集中上楼，动辄就搞几千人，甚至几万人的大社区，就破坏了原来的农民互相之间邻里守望、互帮互助这样的乡土文化。当外出务工的人大量返乡的时候，他们所身处其中的环境跟城市一样，那就使得农村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来的功能。一旦把过去的这些自然村落拆并，变成像城市一样的多少个筒子楼的这种生存方式，乡村就变成了“生人”社会。
城市是个“生人”社会，农村是“熟人”社会。在城市社会中，邻里之间往往是“吵架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因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接触的必要。只有在乡村的“熟人”社会，才能形成相互周济、相互守望的社会关系。
当我们进一步把西方的法制体系搬到了乡土社会，又会因水土不服而引发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例如我们过去是息讼，鼓励调解，现在往往是鼓励老百姓去打官司。这样的法制体系，这样的文化搬到乡土社会，其结果就使得乡村公共品稀缺的矛盾更加突出。本来公共管理不能到位，各个方面漏洞百出的现状，能够靠乡土社会自身多多少少维持得住，一旦全部改成城市社会，甚至西方社会的生存方式、管理方式，乃至于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客观上是不利于弱势群体在危机条件下的生存的。
大家应该知道，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等这些公共品供应，在世界上很少有能够全部覆盖广大弱势群体的先进经验。少数发达国家，比如北欧三国，他们相对来说能够有较高覆盖率，前提是他们的税收占GDP的比重接近45%，个人所得税率达到50%以上，接近60%。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不能指望破坏乡土社会的文化治理体系，照搬城市社会的管理体系来在乡土社会执行。所以说我们需要有一系列的调整，才能够让乡土社会具备承载城市危机的条件，我们的社会才能稳定得住。
然而，自从19世纪以来，我们在思想、文化、教育乃至舆论宣传、艺术等等各个方面，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相对比较激进的西化的过程。我们今天所受到的各种影响，特别是负面影响，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激进化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我们基本上都是眼光向上来看西方的。我们摸着石头过河，这个“石头”也基本都是西方现代化的模式。我们把这些经验当成模仿的对象，迅速地就被西化的这套体系所同化了。
所以在城市文化中，特别是在沿海的这些中央商务区（CBD）从业的人，即使他来自乡村，不论他有着什么样的乡土文化，一旦进入到这些沿海的大城市，从外形到名义都迅速被同化，变成所谓的Johnny或者Stephen等等。这时候如果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变成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的俘虏，当大危机发生的时候，恐怕也很难正确地面对危机的压力，进行有效地自我调整，形成应对危机的能力。
我们客观地看，这次全球化解体的大危机在中国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不仅要面对这些严峻的形势，而且要让大多数受到冲击影响的这些弱势群体能够形成正确的理解，并且能够有效地调整自己的行为。在没有正确理解当前的危机，没有搞清楚自己陷入困境的原因的条件下，每个人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就不可能形成一种相对积极的反应。
希望大家理解我们的苦口婆心。我们并不是在批评谁，而是希望身处窘境的这些年轻人，能够告别只能无奈“躺平”的这种状态，走向一种相对积极的自我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