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内外交困：双重矛盾叠加的挑战

　　近期不少人找我，希望一同探讨2025年的宏观形势。很多人觉得这形势扑朔迷离，难以看清。

　　此前我分析宏观问题时，做过“宏观三问”讲座，明确指出大家看不清形势，主要是没搞清主要矛盾。当下的形势，是多种复杂矛盾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乱局。所以，我们得先找出主要矛盾。只有找准了主要矛盾，才能分析出哪些政策有助于缓解矛盾、解决相关问题。

　　此前在分析2024年已形成的局势时，我曾指出，国内和国际都是多重矛盾叠加。国内诸多矛盾中，最突出的是生产过剩与消费透支。要注意，过剩与透支叠加，正是当下国内的主要矛盾。

　　此前我也分析过，国内政策界对生产过剩的讨论，始于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那场危机使外需大幅下降，国内企业开工率严重不足，大量外向型企业倒闭，众多员工离岗或失业。对比1998年企业的不景气状况，和如今相比，并没有太大差别。可以说，生产过剩是过去曾出现过的现象。1998年，面对生产过剩问题，当时政策界直接探讨以政府直接干预的方式，通过增加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那次讨论开启了中国近20多年来以“铁公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而在此之前，虽然我们也重视基本建设，但并未大规模采用国债投资拉动增长的方式。所以，对生产过剩的讨论并非始于今日，而是1998年。此后约20年，投资拉动增长发挥了客观作用。

　　2001年，以美国IT泡沫崩溃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危机爆发后，外资大量涌入中国。跨国公司对中国的产业投资，成为中国经济在新世纪实现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但不可忽视的是，早在1998年，中国就已开展大规模基本建设，为外资大量进入创造了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

　　上世纪末，最早的生产过剩危机于1998年后爆发。当时，通过基本建设投资拉动增长缓解了危机。同时，基本建设投资也为国企复苏提供了契机，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高速增长。 如今再看当下的生产过剩问题，其实在政策层面早有讨论。

　　早在2014年中国经济步入L型下滑阶段，2015年中央便提出了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核心目标是“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回顾距今十年前应对经济危机的举措，当时大幅提升了投资能力。“一带一路”倡议、脱贫攻坚等重大战略相继出台，随后在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也应运而生。然而，这些举措却引发了不少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些投资属于无效投资，很少有人意识到这其实是针对生产过剩问题而实施的投资策略。事实上，这些投资政策颇为有效，稳定了2015年之后的经济增长态势，这是第二次应对生产过剩危机的举措。

　　十年后的今天，我们面临的依旧是生产过剩问题，而且此次的生产过剩是全球性的。可以说，国内的首要矛盾便是1998年爆发、2014年再度出现、如今时隔十年又卷土重来的生产过剩危机。

　　2015年，我们试图通过“三去一降一补”有效化解产能过剩和库存积压问题，但未能如愿。主要原因在于2016年房地产市场迎来高潮，过剩产能被转移至房地产领域。而房地产行业具有强大的产业带动效应，其过热与扩张能够拉动成千上万种相关产业的发展。于是，经济陡然进入了由房地产拉动的高速增长阶段。

　　在此过程中，一般实体产业，尤其是过去的出口型外向型经济产业，难有发展机会。国内经济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房地产拉动，各类投资纷纷涌入，地产资本与金融投资紧密结合，出现了地产资本金融化现象。

　　这一高增长带动了大量居民投资，将未来的消费能力转向房地产，导致消费透支。如果生产过剩危机第三次爆发，随之而来的便是房地产拉动居民投资，使人们对房地产的预期上升，挤压了其他消费开支，出现消费透支这一重要现象。实际上，国内经济面临着生产过剩与消费透支两大矛盾交织的困境。

　　目前，这两大矛盾叠加，导致经济发展速度明显下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也显著降低。这是在尚未针对当前主要矛盾出台针对性措施的情况下，客观产生的反应。

　　在政策讨论中，一直存在不同意见。许多学术界人士认为，只要加快城市化进程，生产过剩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他们觉得当前的问题是城市化不足。这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观点。

　　但实际上，中国已有超 2/3（66%以上）的人口进入城市工作、打工，甚至长期居住。诚然，有人提及户籍城市化率不高，这是因为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在全国实现统一统筹安排。农村在社保、医保、教育等方面的开支相对较低，使得农村人口难以迅速融入城市化。这些相关因素，决定了我们无法再依靠过去工业化叠加城市化的发展方式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

　　02　全球化解体与产业转移的逻辑

　　当国内面临生产过剩与消费透支的矛盾叠加时，我们必须思考采取何种措施来有效化解这一困境。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全球化解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全球化的始作俑者——美国和西方推动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西方大力推行全球化，而如今，当全球化损害到自身利益时，他们便开始实施去全球化举措，试图让全球化解体。

　　从客观角度分析，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在产业资本阶段，竞争往往是恶性的。产业资本阶段生产过剩引发的恶性竞争，在历史上表现为世界大战。

　　一战和二战便是产业资本阶段恶性竞争的产物，生产过剩最终演变成了战争。二战后，人们一度都在为应对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

　　而第三次世界大战之所以没有爆发，一个重要原因是战后生产过剩大危机爆发时，世界各国左翼运动兴起，尤其是在西方国家，这使得劳动者和资本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变得十分严峻，甚至呈现出爆发态势。于是，西方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就是一般制造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

　　跨国资本能够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廉价劳动力和资源，将其回馈到本国的社会分配中，这使得西方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得到了极大缓解。因此，西方发达国家不再将产业资本竞争作为主要竞争领域，产业资本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随着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冲突，各种所谓的“人权问题”等具有道义高度的问题也随之爆发。这一变化标志着世界结构的重大调整。

　　在产业资本阶段，西方的生产过剩危机逐渐转变为生产不足。如今，美国和欧洲等主要依靠进口产品维持生存，这与二战前因生产过剩引发对抗性冲突，进而演变为世界大战的规律截然不同。产业移出导致西方生产不足，而发展中国家则在工业化进程中逐渐提高发展水平，出现了生产过剩的情况。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客观来看，全球化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产业资本阶段的对抗性矛盾发生了转移。原本在西方国家的矛盾，如今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导致发展中国家生产过剩，发达国家生产不足，矛盾的两个方向发生了逆转。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显而易见，当产业资本外移时，产业资本原本所在的国家，即资本输出国，向金融资本阶段转型，其利润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从以工业化为主转向以金融化为主，这一转变使世界从产业资本阶段的地缘战略冲突，演变为金融资本阶段的币缘战略冲突。

　　因此，产业资本阶段因生产过剩引发世界大战的内在规律发生了重大改变。在西方国家，我们印象深刻的如二战那种产业资本阶段的世界大战不再发生，取而代之的是币缘竞争阶段的局部冲突、区域战争和代理人战争。

　　我们此前分析过，当欧元问世时，欧元集团的欧元币值短期内高于美元，欧元具有较强竞争力。在此情况下，欧元区周边爆发了诸多局部冲突，像广为人知的科索沃战争、巴尔干冲突等，甚至北非的颜色革命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难民问题。这些局部冲突和矛盾客观上抑制了欧元崛起的势头，使美元和欧元进入相对平和的竞争阶段。显然，局部战争、区域冲突和代理人战争等方式，是币缘战略冲突阶段颇为有效的手段。

　　03　破局之道：新质生产力与国内大循环

　　回首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跨国公司将产业转移至中国，跨国公司本来就是大进大出，买全球、卖全球，而中国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度。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产业资本的同时，推动了大规模贸易，使中国贸易盈余大幅增加。强制结售汇制度下，为对冲外贸盈余而增发货币，导致中国货币增量急剧上升。

　　此时，中国迅速迈入金融资本阶段，不仅是产业资本阶段的第一大国，还因对冲增发货币、贸易盈余大量增加，使得对冲增发规模庞大。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的同一时期，中国成为世界上资金总量最大的国家，金融规模超过美国和日本，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货币总量。

　　产业资本中国最大，金融资本也是中国最大。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遭遇到了产业资本阶段的地缘战略竞争和金融资本阶段的币缘战略竞争，国际上的双重矛盾直接影响着中国。客观来看，国内存在生产过剩与消费透支的双重矛盾，国际上遭遇产业资本阶段的地缘竞争和金融资本阶段的币缘竞争。国内与国际的双重矛盾叠加同步，致使我们陷入当前的困境。

　　倘若我们分析不够到位，无法有效应对国际双重矛盾与国内双重矛盾相互交织的复杂局势，恐怕难以提出针对性解决这些矛盾的有效措施。

　　再加上当美西方将产业向外转移时，其掌控的核心是高技术。这一举措吸引了世界各国大量投资涌入美国，使美国成为高资本聚集地。美国凭借高资本的风险投资支撑高技术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然而，技术的不断增密必然会排斥劳动，这是客观规律。同理，金融资本经济的发展也会排斥实体经济。

　　因此，美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一个重要的内生性规律——“双排斥”，即金融资本排斥实体经济，技术崛起排斥劳动。这种“双排斥”现象导致美国产业外移，同时引发大规模失业。在高技术和高资本这两大领域，只有少数人能够参与其中并暴富，进而导致社会严重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引发社会撕裂，社会撕裂又导致严重冲突。

　　从美国的内部矛盾来看，尽管高技术和高资本的崛起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一定优势，但却对国内社会造成了撕裂性的对抗性矛盾冲突。这也是后来美国希望转回实体经济的原因。从这个角度而言，美国正处于金融资本的币缘战略阶段，并适度回调至产业资本阶段的地缘战略阶段。

　　因此，当我们提及国际局势给我们带来压力时，需认识到这种压力是由地缘战略和币缘战略相互叠加而形成的。从当前国内两大矛盾与国际两大矛盾相互交织的态势来看，我们难以单纯依靠某一经济学工具箱中的调控工具，来有效应对这种多重矛盾叠加的困境。

　　所以，我们如何看待2025年形势，首先取决于我们现在的政策界如何对2024年就已经遭到的、延续至今的多重矛盾叠加的严峻局面能否做出理性判断。我们应探寻客观规律，而非进行诸如“如何改善关系”这类主观且无实质价值的泛泛之谈。唯有深入剖析客观规律，才有可能制定出有效的政策，以应对内外复杂、矛盾交织的局面，进而在2025年实现相对稳定的可持续发展。

　　自2018年遭遇贸易战以来，我国就开始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如今，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明确提出了新质生产力，同时强调了耐心资本。

　　而新质生产力并非简单等同于数字技术等，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就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与二十大提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高度一致的。

　　所以在2025年，若想有效应对当前复杂局面，就必须改出这种多重矛盾叠加给我们造成的困局，跳出去才有可能实现有效应对。跳出去的路已然明确讲了，即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那么，什么才是我们跳出去的方法呢？答案是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而绿色生产力体现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因此，我们必须改出原有的增长模式，才有望在2025年形成可持续、包容性的发展前景。

　　从这个角度而言，通过生态化动员发动群众，实现城乡融合，推动社会参与式的生态化转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我们2025年应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