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们今天遭遇的是内外危机叠加的挑战

　　当前对于宏观问题的讨论很热闹，许多人聚焦于国内一些现象与政策的分析。但实际上，当前这场危机是国际与国内因素叠加、交织而成的一种复杂的、综合性的危机挑战，只有将国内与国际因素综合考量，才能搞清楚我们现在该怎么应对面临的复杂困境。

　　首先，从国际层面来看，当前经济困境的根源在于全球化解体的危机。这是美西方国家因其在全球化中进程中自身利益受损，因此要改变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全球布局，甚至改变他们自己制定的全球贸易规则，如WTO等。中美矛盾中，美国占据主要方面，我们属于次要方面，处于被动地位。事物发展由矛盾的主要方面主导，次要方面方往往被动应对。实际上是美国发起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乃至生物战等多领域冲突，也可称之为新冷战；而中国则往往处于被动应对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看，全球化解体的原因是原本在全球化中获益的美国和西方资本集团——无论是金融资本、产业资本还是科技资本集团——感到不再合算。随着中国的发展速度加快，尤其是产业资本的崛起，以及因贸易盈余导致中国金融力量的增强，遂在地缘战略和币缘战略两个层次上都对美西方形成了压力。于是，美西方开始改变现有国际规则与秩序，指责中国产能过剩扰乱世界秩序。

　　然而，追溯原因，这实际上是美西方自身的过剩问题。早期西方生产过剩引发战争，二战后工业恢复又带来战后过剩、产业资本恶性竞争，促使西方国家将产业转移至后发国家，这些国家通常在意识形态上与西方相符，但在当时多为军人政权或集权政治国家。虽然西方由此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然而，产业转移扩张很快导致全球生产过剩。

　　西方国家最初向中国转移产业，期望中国成为广阔消费市场，实则基于自身生产过剩的考量。因此，今天谈论中国的过剩问题，实际上只是整个资本主义在产业资本阶段全面过剩的一个部分，并不是因为中国的过剩导致了对世界的重大负面影响。

　　因此，当我们观察全球化解体带来的危机时，涉及到所谓国际规则的破坏、生产过剩或产能过剩的影响等一系列讨论，其实都源于此。要想搞清楚我们当前面临的国际挑战，应该将全球化解体所引发的各种危机局面纳入分析，这本来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深入探讨我们国内当前面临的问题，其实质更为复杂多样。

　　很多人认为，最近几年的紧缩政策或对房地产市场的压制人为地造成了今天的局面；还有人认为，对民营经济的鼓励不够，或者政策倾斜还不到位等；也有人提出，应由中央政府直接大规模发债来缓解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这些政策建议均有其讨论价值，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实则是三类过剩问题同时爆发的结果。

　　早在2014年美国停止量化宽松政策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大幅下跌，我们就已开始遭遇输入型通缩。然而，当时我们并未充分认同通缩这一概念，未进行深入讨论。而输入型通缩往往难以通过国内刺激政策有效调控。

　　2014——2015年间，虽然我国承认经济遭遇L型下滑，即危机在2014年已形成，但提出的应对措施是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本质上是供给学派的思路，强调了“三去一降一补”的政策实施。去产能、去库存等，总体上是顺周期的，而非逆周期或跨周期的应对。

　　因此，当2014年我国面临输入型通货紧缩时，采取的顺周期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不利于逆周期调节。同时，长期以来，我们用工业化方式改造农业，导致农业也出现结构性过剩。2017年，我国推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大量增发货币导致金融过剩，遂有2019年“金融供给侧改革”。

　　三大供给侧改革分别对应工业、农业和金融的过剩。

　　在此期间，2018年美国发起的贸易战严重削弱了中国出口。2020年新冠疫情进一步扰乱全球供应链，加剧了通货紧缩问题。在外需下降和供应链中断的双重压力下，国内经济秩序更加混乱。

　　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我国缺乏逆周期调节的政策措施，不能有效地将国内过剩的产能和资金引导到合适的方向。尽管2020年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但如何真正转向国内大循环？在路线方针、政策措施等各个方面仍需进一步深化。

　　我们2007年就提出了生态化转型，这种转型与传统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政策法规制度完全不同。但今天有多少法规制度政策是有利于生态化转型的呢？有关部门显然不够积极。

　　综上所述，无论是转向国内大循环，还是生态化转型，如果仅从西方经济学的工具箱中寻找政策工具，那这种重大战略转型的工具究竟是什么？似乎还未真正进入政策讨论的视野。

　　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重大事件导致中国面临严重透支现象。例如，2015年在强调供给侧改革的同时，金融市场放开“场外配资”，这是2012年取消外汇强制结售汇制度的后续安排，都是试图吸引外资和国内游资进入股市。然而，实体经济不景气和输入型通缩导致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析出，涌入股市，引发大幅波动，股市遭受重创。随后是2016年起，大量资金离开实体经济涌入房地产市场。可见，先是股市透支，而后则房地产市场进入泡沫化和虚拟化扩张阶段。

　　与此同时，我国的金融体系未进行改革，金融需求未与国内大循环和生态化改造方向相匹配，主流仍坚持华尔街模式。但正是华尔街模式在2007年引发了美国次贷危机，并在2008年演变为金融海啸。

　　尽管我国金融领域有所调整，但相对缓慢，未能体现金融如何服务于生态化和绿色增长。资本从股市投机中受挫后，进一步进入房地产市场，成为投机资本。资本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未得到抑制，导致地产资本金融化。

　　大量企业借贷和居民借贷涌入房地产市场，原本应该满足刚需的建设，实际上却满足了投机需求。结果，房地产市场虚拟化扩张，价格虚涨。当时许多所谓的大腕儿们却声称房地产就是刚需，并继续鼓励社会各类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于是，“六个钱包付首付”的透支现象出现并且普遍化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我们今天谈论的刺激消费等措施初衷良好，但并未考虑到已经形成的消费透支问题。

　　当年这种透支进一步加剧，因为房地产的虚拟化扩张带来了过高的收益。许多实业家感叹：“辛苦经营十年的工厂，收益竟不如当年囤积一栋房子。”这种客观比较吸引了大量社会资金进一步涌入房地产市场，导致房地产向四五线城市甚至乡镇扩张，几乎所有的旅游资源都被用于重资产的房地产开发，最后导致今天许多烂尾楼出现。

　　未来的消费能力已经被透支到股市和地产上。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刺激消费呢？

　　我们今天面临的局面，不仅仅是国内的危机，也不是某个调控手段的对错，而是要看到全球化解体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以及国内严重透支的房地产危机。面对这些危机，我们需要将贯彻国家的重大战略作为应对危机的主要政策内容，而不是仅仅关注教科书给定的工具箱中是否还有可用的工具。

　　02　上世纪90年代的危机与今天相似，并且严重得多

　　现在许多人对当前的经济现象感到困惑：怎么突然就一切好像都运转不灵了？对于如何化解当前危机，很多人说关键是要“恢复信心”，“重构信心”。但政策界有人说，已经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工具箱中所有的经济调控工具都用尽了，却没能有效地发挥作用。

　　对此，应该看到，当前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危机，而是一种复合状态的危机。不是仅靠经济上采取某些调节手段的问题，当前的困境是核心国家把政治的、文化的、巧实力和软实力的各种手段结合起来，在做其自身经济危机的代价转嫁。

　　历史经验值得注意。如果我们把当前的危机局面与上世纪90年代作比较，就会有很多发现。1988年，中国曾经出现18.6%的CPI，属恶性通胀，1989年企业陷入困境，出现三角债，生产停滞。

　　更为严峻的是，1989年苏东解体，美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全面制裁。正处于工业化转型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的中国，突然遭遇外资归零，面临着巨大的压力。1990年进入萧条，当时的情况比现在的局面要严重得多，全世界的舆论都是“中国崩溃论”。

　　在1991——1992年间，我国各种应对政策讨论的最终结果演变成了全面市场化的政策导向。

　　然而，当时我国的危机并没有因为1992年确立市场化而立即得到缓解。相反，1993年出现了三大赤字同步爆发。

　　首先，西方国家全面撤资，导致中国面临一个相对恶劣的国际环境，出现外汇赤字。1993年外汇储备仅剩下80多亿美元，而第二年需要偿还的本息高达120多亿美元，外汇赤字超过三分之一。

　　接着是财政赤字，不仅严重，而且财政透支了银行的资本金。到1994年银行资本金已经透支光了，甚至透支了存款。金融赤字造成资金要素极度稀缺，存贷利息倒挂还派生了严重腐败。

　　在很多企业停产情况下，为了保稳定，政府要求银行向企业提供工资性贷款，实际是一种社会救助措施，无疑加剧了坏账率的严重性。1994年的物价指数高达24.1%，是建国以来罕见的高通胀水平。

　　当时的政策基本上是顺周期调节，未能缓解严峻局面。到1995年后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严重负债，怎么办呢？通过征占土地、以地套现，南方一些地方甚至80%以上的财政开支依赖于农村土地征用。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和冲突加剧，群体性治安事件大量增加。到了90年代后期，社会稳定面临严重挑战。

　　这时，中央推进了一系列宏观改革，特别是分税制一方面增加中央税收占比，加强了调控能力；但另一方面导致地方税收减少了大约26%到27%。接着，地方政府转而加重农民负担，有些地方预征税款长达10年，1997年征到了2007年。这些现象都比今天严重得多。

　　同时，由于财政缺乏扩大再生产的投资能力，导致多种问题叠加。大量国有企业资金短缺，无法投资也就无法扩大再生产。即使是维持简单再生产，也因银行严重赤字而获取流动资金极为困难。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40万家国企倒闭，被称为“抓大放小”，导致4000多万国企职工下岗，被称为“减员增效”。

　　在90年代后期祸不单行，又遭遇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风暴，这是一次外需陡然下降演化的通缩事件。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导致大量订单被撕毁，国内生产过剩的危机变得尤为明显。

　　如果说我们今天的主要问题是过剩，那么1998年的生产过剩也是非常突出的。

　　通过对比历史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到，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爆发的当时，我国的经济外向度或经济对外依存度与今天有很大的相似性。那时数以千万计的打工者失业。当时经济结构也逐渐转向以外向型经济和民营经济为主。可见，并不是喊个口号就能加强民营经济的发展，信心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如何应对所面临的内外部叠加的危机。

　　03　要重视中国经验，不能只从西方理论找工具

　　1998年遭遇生产过剩之际国家进行了干预，开始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国债投资基本建设拉动增长，以此缓解国内的过剩危机。

　　通过国债投资基本建设，为那些当时已无发展空间的大型国企提供了新的复苏机会。“铁公基”的客观需求，实际上为大型国企创造了收益条件。由此，这次应对东亚金融风暴的宏观调控被认为是逆周期调控的典范。

　　1998年的危机应对经验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对比当前的局面，我认为我们远未到失去信心的时候，也不应仅依赖经济学教科书中规定的调控工具。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强调了逆周期调节的重要性，并指出我们体制的最大优势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进行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这个思路还是比较明确的。

　　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新的讨论。例如，有人提出国家可以发行特别国债，或者收购那些已经烂尾的楼盘和难以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房。这样，或许还能依靠房地产行业再度获得旧阶段的经济增长。还有一种说法是，能否直接向老百姓发放货币，以增强他们的消费能力。

　　其实，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消费是分阶段发展的。早期的消费确实对工业结构调整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

　　我们的上一代人那时候通过购买缝纫机、手表、自行车，拉动了早期民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到了我们这一代，消费的主要内容变成了彩电、冰箱、洗衣机，这些产品拉动了电子消费品行业的升级。而到了我们的下一代，房子和车子成为结婚的必需品，因此推动了房地产和汽车行业的发展。这些都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的变化。

　　如今，当我们强调消费拉动时，面对的是新一代的90后和00后。如果不把握他们的消费需求，那所谓的消费拉动似乎仍在重复前几代人的需求，比如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等。这些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消费需求，现在，住房、汽车基本上已经饱和。

　　因此，从前几代的消费结构来看，我们目前的扩大消费政策应该有所调整，调整方向应是生态化的新消费需求。

　　例如，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像沙丁鱼一样被挤在封闭的大巴车里，从遥远的停车场被运送到热门旅游景点。这种旅游方式实际上是自我毁灭的，它把大批游客排斥在外。而游客本来更愿意自驾出行，三五成群地去那些不受资本约束的地方——乡村。在那里，没有门票，想在哪儿停车就在哪儿停车，想在哪儿发呆就在哪儿发呆。这是人们对自然亲近的一种内在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达沃斯WEF曾发布过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未来十年、到2035年前后，人类与自然相结合的商业活动将会产生超过10万亿美元以上的经济增量，并且认为中国将占其中的20%以上。这是因为我们较早地强调生态化，各种生态修复相对来说比较超前。因此，客观来看，中国在生态产业化方面有很大的空间。当然，也有将现有产业改造成生态化的空间。

　　如果我们的发展方向，或者我们当前应对危机的调控，能够转向生态化，而不是继续沿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老路，那就能避免老政策不断被强调却未能发挥效果的困境。

　　比如，现在政策鼓励让农民进城。没人反对农民进城。但请注意：以前的农民工尽管规模高达三亿多人，却没有得到完整的社会基本保障，很多农民工都没有五险一金。这使他们无法在城市中形成自己和家庭的扩大再生产能力。现行政策并未为他们在城市长期定居提供客观条件。可见，仅仅喊“让农民变成市民”的口号是无济于事的，实际上，这无非是为了让农民去消化城市中过剩的房地产。

　　众多亟待深化改革的领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然而这些关键领域尚未被纳入当前的讨论范畴。例如，实现全国性的医疗、社保及养老体系的统筹安排，便是一大挑战。不论身处何地，如何确保医疗、社保和养老——这三大常被喻为“三座大山”的民生问题，能通过全国性的统筹机制得到有效解决，成为了一个亟待解答的课题。人口流动作为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要求我们思考如何确保每个人都能在任何地方享受到应有的医疗、社保和养老这三大保险。

　　将“三座大山”转化为三大基本民生保障，关键在于通过深化改革来促进财政资源的公平分配，特别是在城乡之间。若这些改革措施能够得到有效实施，不仅会开辟出众多新的发展路径和空间，也将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以往的讨论，将以往存在的不足转化为推动未来发展的基础。

　　因此，我们需要关注党的二十大特别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实现和平发展。如果我们仍然像过去那样，继续吸引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将其过剩产业转移到中国，主导中国大规模进口和出口，大幅提高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贸易盈余流入中国，对冲增发的人民币变成外储为发行依据的货币体系，带来一系列改变。

　　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应对这场复合型的危机，那么这场已经爆发的危机对我们构成打击。我们必须在压力下采取相对有效的措施，如果仅依赖教科书中的调控工具，可能会出现许多失误。希望各部门在面对危机挑战时，能够更加冷静和清醒地看待局势，不再过于拘泥于某些教科书的理论，而是更多地尊重事实。特别是要沿着国家已经确定的发展战略，朝向生态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方向发展，逐步利用危机局面，把过去粗放数量型增长的发展方式调整过来。这样，我们才能在不得不承受危机爆发代价的情况下，得到未来形成收益的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