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中国城市化》2005年6月号）东方更夫的这篇《城市的耻辱》，充满了深切的人文关怀，读后不禁让人掩卷沉思：户籍制度在当前“日益严重的城乡失衡”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卑劣的角色”？而实质性地触动它，又为何总是如此之艰难！
对此，我深表赞叹，但又不敢完全苟同。因为同样的制度，在给“正宗”城里人带来种种好处的同时，也正在给“正宗”乡下人带来种种好处，如拥有宅基地、多生养子女，如此等等。这种好处，甚至在为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带来“暴利”——在城市一次又一次的扩容中，他们正因自己的身份，获得越来越高的征迁补偿。以至于今日放眼望去，“农转非”无人问津，“村改居”举步维艰；而“非转农”趋之若鹜，“城中村”固若金汤。
对于一般人就城市化而言的“望文生义”，我毫不奇怪。对于某些特定领域利益主体就城市化而言的“偏听偏信”，更是在“情理之中”。但对于作者这样一个专家就城市化而言的“一知半解”，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多么好的一篇文章，却让这么一句话破了“品相”：“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成就之一，就是城市化。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最集中地体现在城市建设上。”
你瞧！如同行云流水，天衣无缝，城市化就毫不费力地直接等同于了城市的建设！
由此可见，城市化到底是怎么一桩事情，人们还糊涂得很。正由于这样的误区存在，我们才会忽视制度的变革，而只是攀比硬件的投入；我们才会利令智昏地“圈地”，而对失地农民的权益置若罔闻；我们才会亲手造成土地的“城市化”（姑且如此称谓），大大快于人口城市化这种不可饶恕的偏差。
感性的描述更需要理性的思考。事到如今，当人们反思城市的耻辱时，难道不应当追根溯源、穷根究里，认真反思一下城市化的偏差么？！
背景文章：
城市的耻辱
■东方更夫
今年（2005年，编者注）1月份在深圳罗湖口岸的经历像一个幽灵，萦绕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傍晚。晚饭后，我从罗湖口岸对面的华侨饭店出来散步。从华侨饭店向东，差不多100米的距离内，我遇到了4位向我推销“小姐”的妇女，她们一看就是农村人。逃出她们的堵截，在海关大楼前面，出现了令我更为震惊的一幕：一位抱着孩子的妇女，将不锈钢垃圾桶放倒，吃着里面的垃圾。在她后面看了几分钟后，我走上前去跟她打招呼，她显然受到了惊吓，眼睛里露出惊恐。我说，你不要怕，我不是警察。询问后得知，她来自湖北，抱着的孩子今年才4岁。她一边说一边给孩子喂捡出的垃圾。她还不是乞丐，只是趁着夜色，找东西填饱肚子而已。我塞给她几张港元，请她带小孩去吃顿饭，然后就离开了。第二天一大早，我来到海关大楼前，结果没有看到她的踪影。她像露珠一样随着太阳的升起而消失在深圳的皱褶中，自然，在皱褶表面，是繁华如锦的。
一个旁观者很容易得出结论说，这种不和谐的场景只出现在夜晚。这当然是错误的印象。实际上，这位抱孩子的妇女只是到城市“讨生活”大军中的一个，她和其他那些“打工仔”、“打工妹”的差别在于，由于受孩子的拖累，暂时还没有找到雇主。而那些找到雇主的人，无论是临时性的还是稍微固定的，其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是一次性的货币关系。城市和他们的关系，都在那仅够维持生活的工资中得到了结清，毕竟有了这样的关系，才不至于沦落到像这位妇女那样在夜色中捡食垃圾的地步。
我们这个时代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乃是城市化。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最集中地体现在城市建设上。人们承认，这其中，有农民打工者的贡献。但是，帮助创造了城市奇迹的打工者们的身份，却一直处在暧昧不明的状态。他们是工人还是农民？是城市居民还是流动人口？最近，有社会学学者用“新工人”来确认他们的身份，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他们是工人。将这一认定放到中国现代史进程中来看，确实是一项重大的进步。
但是，与现实联系起来看，这一认定还是不够的，因为在他们是不是城市居民这一问题上，仍然采取了模糊和回避的办法。对来自农村打工仔、打工妹的身份采取模糊化的办法，基于城市管理者毫不含糊的经济理性。我将这一理性名之为简化原则：将流动的打工群体与城市的关系，简化为纯粹的一次性劳务关系，与社会单位相联系的各种权利、责任等等，都被简化掉了。这一原则像一把锋利的剃刀，切除了丰富的权利关联，从而将这些打工者置于没有根基、无法稳定的漂浮状态。城市对他们来说，只是水泥地，在它上面，无法建立起根系联结。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经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