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中国城市化》2006年1月号）浙江省省长吕祖善的这番讲话，是2002年4月29日他陪同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义乌市调研考察城市化进程时说的。时间虽已久远，但今天读来，仍感到立意高远，洞若观火。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大家已经耳熟能详了。但城市化怎么就成了浙江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过去人们从未深入思考过，但经人一点拨，便有了“茅塞顿开”之感。

城市化的确是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放眼寰宇，哪个国家和地区，不因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加速了城市化进程；又有哪个国家和地区，不因更高的城市化水平，而验证了自身拥有生产力的先进程度？

城市化的确是先进文化传播的载体，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城市文明是一种较之乡村文明更高阶段的文明形态，它是工业文明的同义语，是近代文明的同义语。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

城市化的确是实现人民利益的途径，也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城市化所要改变的，是亿万农民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是他们以往逆来顺受的落后生活方式。城乡居民在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的巨大反差，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不公平。

但城市化和科学发展观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记得1998年浙江省第十次党代会上，当时的张德江书记代表省委所作的报告中，郑重地提出“不失时机地推进城市化”的战略决策。刘福垣先生闻讯，当时就掷地有声地说：“这是一场发展观的革命！”“是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吕祖善省长曾多次表明他的观点：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五个统筹”，为首为重的就是城乡统筹。区域失衡，鸿沟无非在于广大农村的落后；经济社会失调，落差又无非在于农村社会事业的空白。我以为这是执政者的一针见血、一语中的。

就中国而言，我始终认定，“三农”问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最大挑战。记得多年以前，我曾读过著名作家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如果以该小说之名来比喻“三农”问题对于中国经济起飞、走向现代化的掣肘，我以为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就如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的一样，城市化与科学发展观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大抵也是与此相类似的！城市化：浙江省贯彻“三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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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思想的实践

■吕祖善

一、城市化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

1998年12月，浙江省第十次党代会作出了“不失时机地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大决策。三年多来的实践证明，城市化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很好的抓手、一个很好的载体。

城市化促进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从城市的起源和演进历程看，城市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而且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都是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集聚地。在浙江由提前实现小康向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转变的关键时期，我省适时提出并大力实施城市化战略，是顺应增长方式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的必然选择。它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由分散化的家庭经营向规模化的产业经营调整，而且加快了工业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还推动了现代服务业的蓬勃兴起。可以说，城市化的推进，既为我省先进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良好平台，也为先进生产力的提升和辐射创造了广阔空间，从而极大地加快了我省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

城市化推动了先进文化的传播。城市不是众多人和物在地域空间上的简单叠加，而是社会联系极为紧密的有机整体，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因此，文化建设和发展也是城市化的重要内涵。我省实施城市化战略，一方面由于城市是文化活动的中心，城市化将进一步推动人们生活方式和精神领域的现代化，带来教育的繁荣、科技的勃兴、艺术的发达和社会政治的发展，以此提升公民素质和城市文明。另一方面，由于城乡分隔的二元体制发生变化，进城农民受城市文明的熏陶日益加深，有利于逐步减少各种带封建宗法和迷信色彩的思想意识和陈规陋习的影响，在城乡交流中促进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

城市化体现了全省人民的根本利益。城市化对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推动，归根到底，完全符合全省人民特别是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城市化所伴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改变了农民生活内容和方式。城市化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使更多农民有可能离开土地，从事第二、三产业，并提高自身的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城市化激发了旺盛的市场需求，为效益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创造了条件；城市化使城区面貌焕然一新，人居环境日益美化，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产生活空间。我省实施城市化三年多来，直接推动了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取得了明显的综合效应。

二、推进浙江城市化应把握好的若干问题

(1) 产业集聚提升是城市化发展的核心。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仅仅是城市化的一个现象，支撑城市化的深层因素，则是产业的集聚和提升。因为没有产业的集聚提升，就不会有规模经济和产业细分，就不会带来更多就业机会，自然也不可能有人口的集中。从产业集聚角度来讲，我省从工业化初期高度分散的“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到建立在紧密分工协作基础上的区域特色经济，再到各地整体规划、合理布局之下的工业园区，不断促进了城镇的兴起和发展。我省工业化的实现途径，其实也是城市化的发展轨迹。如果说这里讲的产业集聚主要从“空间”上理解，是个平面概念，那么产业提升则从“水平”上理解，是个层次概念。从“一二三”到“二三一”到“三二一”，三次产业结构的演进，印证了城市化的进程。服务业的兴起和繁荣，将是我省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因此，城市化的核心是产业集聚和提升。要切实防止简单搞“归大堆”，片面追求人口规模扩张，盲目搞脱离经济支撑的空心城市，否则城市化将沦为另一种“泡沫经济”。

(2) 体制改革创新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我省怎么推进城市化，关键是要形成一种机制。这种机制是内在的，是市场化的城市化发展机制。为什么呢？因为城市化本身是市场化的产物。在浙江，无论工业兴市还是商业兴市，其城市化途径各具特色，但实质都是市场化作用的结果。当然政府并非无所作为，而是顺市场之势而为，创造一个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良好体制环境。一是人往哪儿流？我们必须加快从根本上消除城乡分割的户籍体制，取消农民进城控制政策和“农转非”计划指标，逐步实行按居住地登记户口，最终由市场机制来实现人口的空间配置；同时配套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二是钱从哪儿筹？城市化当然需要资金，但钱不能再按计划经济时代的理念来筹。我们要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自身就是商品，因而经营城市是一笔最大的“买卖”。要充分发挥我省多种所有制经济活跃的特点和优势，盘活包括政府特许经营权在内的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引入多元化投资机制。这步棋走好了，城市化将满盘皆活。三是地从哪儿来？狭义理解，主要是土地管理体制层面的问题，包括在实现耕地总量占补平衡前提下，鼓励土地整理和置换，推出异地复垦、指标调剂等；广义理解，这里更有一个城市发展空间的问题，要在深入调研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对行政区划进行积极稳妥的调整。总之，政府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应该不是越俎代庖、包打天下，主要的着力点是创新体制，使“有形之手”推动“无形之手”更好地发挥功能和作用。

(3) 科学规划管理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保证。城市化是质和量的统一。城市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本身就承载着大量的文化和历史积淀。因此，城市不能搞简单的低水平重复，必须讲求城市特色，追求城市品位，要在历史和现代之中寻求最佳的切合点，要在与周边城市的比较中保持自身的个性。这首先要求有科学的规划。规划落后是最大的落后，也将是最大的浪费。1999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制定了《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纲要》，同年国务院在全国各省市中第一个正式批复了《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1996—2020年）》。但有了好的规划，还要有好的建设和管理。城市建设要精心设计、精心实施，要充分注重地域特色和整体和谐。城市管理似乎是“软功夫”，但真正体现出城市的档次和水平。同时，城市也要可持续发展，要十分注重城市的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注重历史文化景观、风景名胜资源的保护。只有这样，我们的城市化才是对祖宗负责的，对子孙负责的。

（本文系浙江省省长吕祖善2002年4月29日在义乌市参加城市化汇报会时的讲话）

（来源：《中国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