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中国城市化》2005年5月号）在眼看“十五”时期即将结束之时，再来就这个“十五”计划的“建议”和“纲要”隆重推出的大战略进行发问，似乎显得有点滑稽。但我在阅读了对韩俊先生的这篇访谈之后，我以为还有进一步作答的需要。
韩俊先生历数了前一阶段城市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主要是：第一，急于求成、无序发展；第二，农民虽然进城，但留不下、稳不住；第三，大量征地造成所谓“种田无地、就业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人群。
但我以为，他的论述只是铺陈表面现象，未触及问题实质。
真正症结之所在，是忘了城市化的真义。一提到城市化，眼中只有城市本身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只有城市自己的美化、绿化和亮化，而没有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城市化的目标指向。当土地的“城市化”速度大大快于人口的城市化时，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明显偏差。如不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如不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听任这种偏差一味发展下去，中国将会再次发生类似“大跃进”那般严重的失误。
工业化而没有城市化，土地城市化而没有人口城市化，这种违反规律的蠢事，只有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问题的前提下才会做得出来，而决不仅仅是心急了一点，枪法乱了一点。
大量在城市第二、三产业就业从而形成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大量失去土地生产资料的“最终保险”从而形成庞大的“三无”人群，这不仅仅是我们的政策设计缺乏必要的人文关怀，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造成二元结构的传统体制依然故我。
不触及指导思想和体制，说明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到病根，也根本没有把握规律。仅仅善良地要求城市化的好处要与农民分享，就能解决问题么？
城市化的实质是转化农民为市民，转化小生产的主体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见物不见人的所谓“城市化”可以休矣！
背景文章：
调整好城乡关系：构建和谐社会之关键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
■记者朱菲娜
记者：城镇化被视为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措施之一，但在城镇化过程中，或是大量开发区热、大学城热等新一轮圈地运动中，把本属于农村、农民的资源，低价转移到城市，几千万农民失地，相当一部分沦入无地、无业、无保的境况，反而加重了“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韩俊：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复杂性，伴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是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急于求成和盲目无序发展的倾向。
二是大量农民进城留不下的问题突出。2003年，如果将进城就业、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主体是农民工）计入城镇人口，依此统计农村人口为7.69亿，但以户口身份统计的乡村人口却是9.38亿，两者相差1.69亿。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结果，我国农民工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已经高达46.5%，占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57.6%，占建筑行业就业人员的80%。进城务工就业农民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在城市居住和工作了很多年，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由于收入低，无法实现在城镇买房定居的愿望，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很难成为稳定的城市居民。
037038三是大量征地造成建设用地闲置，使农民生活无着落等问题日益严重。据2003年国土资源部对24个省市区的调查，各类开发区达5658个，开发区规划面积3.6万平方公里，超过了现有城市建设用地总量，其中开发不足和闲置的土地超过７０%。目前，我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每年约250—300万亩。除了大中型基础设施建设，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主要集中在城郊和人多地少的经济发达地区，这些地区一般人均耕地不足0.7亩。如果按人均1亩地推算，那就意味着每年大约有250—300万农民失去土地。国家统计局2003年在全国开展了对失地农民的调查，调查以人均耕地面积0.3亩以下的农户为主要对象，共调查了2942户。从调查的情况来看，有43%的调查户完全丧失了耕地，耕地被征占后收入下降的约占46%。
记者：面对这些问题应该怎么办？农民如何才能分享到城镇化进程中的好处？城市如何来带动农村？
韩俊：工业化中期阶段，正是城市化加快发展的时期。未来20年，如果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得当，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将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提供难得的机遇；如果继续将农民排斥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之外，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和尖锐，也使解决“三农”问题的难度陡然增大。推进城镇化一定要与解决“三农”问题紧密结合，妥善处理城乡关系，切实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
我认为，当前需要解决的是：第一，应该在城镇化过程中形成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机制。第二，形成城市对农村发展的带动机制，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为农民进得来、留得住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第三，建立国家财政反哺农业机制。第四，形成城乡社会事业协调发展机制。
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农村和城市应该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必须让农村和城市相互结合起来，才有望建立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经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