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作为“十一五”规划的启动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承上启下的关键时刻。“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不仅关系到高速的经济增长能否持续，更关乎老百姓的切实生活状况和整个和谐社会的建立。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微妙的新的历史时期。从经济周期的变化来看，在一段时期的扩张之后，经济运行已从上行期转向下行期，经济增长的难度日益加大，而各种各样的风险却在不断累积。为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增长，避免大起大落，“十一五”规划作出了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变的重大战略决策。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处理好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引导国民经济从“外需依赖型”转向“扩大内需型”；而在“扩大内需”的方向上，又要着力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十一五规划”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持续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尤其2001年以来，投资率在高位上持续上升，2004年已经达到43.9%，2005年也仍将在高位运行，而储蓄率也已达到50%以上，储蓄存款的增长持续超出企业贷款的增长。纵观改革20年来，这样高的投资增长率和国民储蓄率一直如影随形，从历史视野看，如此之高的储蓄和投资率，甚至远高于任何早期的高投资增长模式的国家，在世界各国中都是极其少见的。

　　但是，中国目前消费的情况如何，究竟如何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比重，目前主流的认识实际上是错误的。

　　居民消费不等于国民消费

　　许多人一谈消费提高，就认为要靠减少城镇居民的存款，提高其消费率（这也是前一段时期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导致居民消费负担上升的重要原因），其实是混淆了居民消费和国民消费的区别。具体来说：国民消费就包括政府消费、企业消费和个人（居民）消费，而居民消费就仅仅指居民个人的消费。

　　实际情况是：中国居民这部分的消费增长一直还是比较快的。以北京为例，网上有一个帖子，叫“混在北京”，介绍北京各种有特色的餐馆好几百家，餐饮业中国是领先的。居民消费在整个国民消费中一直在上升，或者说储蓄占总收入比重在下降，中国真要实现消费上去，储蓄下去、主要还是需要政府和企业消费，这几年经济发展太快，政府集中了很多资源，特别是国有企业手中集有大量的未分配利润，这部分利润影响到了消费的上升。至于具体到居民消费发展来说，医疗、社会保障都需要大量投资，所以我们说扩大内需必须要把政府管制、打破垄断结合起来。

　　在透析居民消费状况后，我们会发现中国的消费率偏低与其经济发展阶段有一定联系，同时消费率偏低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居民消费偏低，而在于国民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企业消费）偏低。因此，要提高消费率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一是要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要提高政府和企业的消费。

　　居民消费状况透析

　　最终消费率低影响了消费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2000年至2003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分别为61%、59.8%、58%、5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0%左右，与此同时，中国的投资率却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0%左右。

　　投资、外贸和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国投资和外贸多年来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居民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外贸。学者们担心，一旦国际需求大幅下降，或投资锐减，在城乡居民消费不足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必然会受到很大影响，甚至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总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一般按现行价格计算。由于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和金融资源过于向制造业倾斜，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抑制了消费的升级。第三产业得不到充分发展。2004年，第二产业占GDP的52.9%，比1999年提高3.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31.9%，比1999 年还下降1.1个百分点。教育、旅游、金融、医疗、家政等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了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的消费率阶段性下降。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15-20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增速也明显慢于经济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增速长期慢于GDP增速。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90到2003年GDP年均增长15.3%，而居民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3.8%，居民消费增长比GDP增长慢1.5个百分点。特别是2000年以后，居民消费连续4年慢于GDP的增长，年平均增长差距达2到3个百分点。不仅居民消费总量增速缓慢，人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速度慢于经济增长的情况更加明显。消费与投资增长不协调。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大国的投资率一般为20%－30%左右，消费率一般为70%－80%左右。由于消费与投资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必然走低。2000年以来，中国投资率连年提高，消费率逐年下降。消费率偏低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容易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量、供求失衡。

　　我国的消费率偏低有许多原因，既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和消费环境不成熟有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居民收入增长较慢；二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居民加大预防性储蓄；四是居民支出结构的变化；五是消费政策和环境不成熟，使得新兴主导消费品价格长期居高不下。

　　从日本、韩国情况来看，消费率呈现从高到低、再从低到高并趋于相对稳定的变动过程，与投资率的变化正好相反。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是由工业化进程中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逐步提升引起的。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不断提升，食品等初级产品消费比重逐步下降，工业制成品消费比重逐步上升，第二产业发展相对较快。由于第二产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生产过程需要大量中间投入，造成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当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经济发展迈向发达阶段时，消费结构由工业品消费为主转向以住房、教育、旅游等产品为主，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快。由于第三产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需要中间投入较少，造成投资率出现下降，消费率相应上升。从长期看，第三产业发展必须以第二产业为依托，为满足消费结构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需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这样，投资率和消费率在维持一段时间的下降和上升后，又在新的起点上形成了平衡并维持相对稳定。

　　究竟如何扩大内需?

　　大家都在谈论扩大内需，那么，究竟如何扩大内需？

　　需要明确的一个前提是，当前扩大内需不能靠今天吃一个馒头,明天吃两个,后天吃三个，从产业领域来看显然主要还需要借重房地产和汽车，因为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住房和汽车为主的消费时代，舍此之外我们别无更好的增长点。因此，虽然2005年的房地产调控和规范是对的，今后也仍有必要继续，但是房地产业作为当前的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是不容怀疑的，其支柱产业地位也是不能够轻易动摇的。2006年，在住房的消费信贷、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建筑土地供应面积的适当增长等方面，政府都应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尤其是要坚持消费信贷的发展。

　　2006年扩大内需的一个新动向是所谓的“新农村运动”，主要是扩大政府对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进而激发农村市场消费。

　　除了“新农村运动”这样通过扩大政府投资来扩大内需的途径，当前扩大内需的更为重要的取向是提高消费在整个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在这方面，主流的观点是将中国消费率偏低归因于居民消费偏低。但我们最近完成的一个有关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报告发现，中国消费率偏低有许多复杂原因，如“人口红利”、经济结构演变等，而从消费主体来看，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居民，而在于政府和企业。其中的关键是，在过去几年GDP的收入分配中，国家的财政收入的增长非常大，每年都是两位数，企业的利润增长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的利润增长也非常高，而居民收入的增长持续低于GDP增长。老百姓收入增长不快，就没有办法去消费，而政府和企业增长的钱都用于投资，投资率当然居高不下。

　　非常遗憾的是，上一次扩大消费并未考虑这样的细节，因此主要打了老百姓钱袋的主意，让老百姓不得不在住房、教育、医疗上掏更多的钱，加大了老百姓的消费压力，增加了百姓的烦恼，导致一部分百姓对改革信心的下降。

　　当前，重提扩大内需，人们容易想到的还是政府增加投资以及百姓增加消费。其实，中国政府的直接投资以及间接支持所形成的投资在全世界已是最高，但效率却不高，继续扩张需要格外慎重。相比于政府在投资上的饥渴，政府其实更应该将相当一部分的钱用于扩大消费，比如说发展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这相当于替老百姓掏钱进行消费。政府如果能够很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就既可以直接扩大在整个消费中的比重，又有利于稳定居民的民心，使得他们更加敢于去花钱，还能够改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缓解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

　　在企业层面，政府还应当鼓励企业更多的“未分配利润”用于消费，而不是将其统统都用于投资，比如建立企业员工的附加商业保险，给职工更好的福利分配等。这些措施将提高消费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改进当前绷得太紧的投资消费的结构关系。

　　综上所述，当前政府重提扩大内需，首先应检讨自己，而不是将眼睛紧盯着老百姓的钱袋，避免上一次扩大内需所形成的“综合症”。 （时间：2006-2-10  来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