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微妙的新的历史时期。从经济周期的变化来看，在一段时期的扩张之后，经济运行已从上行期转向下行期，经济增长的难度日益加大，而各种各样的风险却越来越累积。为保障国民经济持续、健康、稳定的增长，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十一五”计划作出了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变的重大战略决策。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处理好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引导国民经济从“外需依赖型”转向“扩大内需型”；而在“扩大内需”的方向上，又要着力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十一五规划”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正确把握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保持社会供求总量基本平衡，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
但是，中国目前消费的情况如何，究竟如何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比重，目前主流的认识实际上是错误的。许多人一谈消费提高，就认为要靠减少城镇居民的存款，提高其消费率（这也是前一段时期教育改革和医疗改革导致居民消费负担上升的重要认识理由），其实是混淆了居民消费和国民消费的区别。本文梳理了有关消费和投资的理论，分析了中国投资率居高不下、消费率徘徊低迷的原因，发现中国的消费率偏高与其经济发展阶段有一定联系，同时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居民消费偏低，而在于国民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企业消费）偏低。因此，要提高消费率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一是要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要提高政府和企业的消费。
引言：中国储蓄、消费和投资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持续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和低消费率。尤其2001年以来，投资率在高位上持续上升，2004年已经达到43.9%，2005年也仍将在高位运行，而储蓄率也已达到50%以上，储蓄存款的增长持续超出企业贷款的增长。纵观改革20年来，这样高的投资增长率和国民储蓄率一直如影随形，从历史视野看，如此之高的储蓄和投资率，甚至远高于任何早期的高投资增长模式的国家，在世界各国中都是极其少见的。
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形成加速对高速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同时投资冲动和投资膨胀也被认为是引发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以及中国总需求膨胀和经济过热的体制性根源。投资力度加大，社会总需求总量增加时，随之而来的膨胀－收缩、再膨胀－再收缩的投资方式，引起人们对高投资－高积累－高增长的发展进程的忧虑。
因此，理解中国的投资、储蓄和消费模式，及储蓄－投资转化的机制，是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关键，关系到对未来中长期发展及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判断，是实现引导储蓄和投资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
一、现代储蓄投资及增长理论综述
现代增长理论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引致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或源泉是什么，二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成就表现殊异。围绕这类问题，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出了一系列模型。1939年哈罗德发表《论动态理论》，论述市场机制在长期也是不稳定的，被视为现代增长理论的开始。但真正应用最广的是新古典主义的Solow模型(1958)，Solow模型是几乎所有经济增长研究的出发点。设定总量生产函数为古典Cobb-Douglas函数，人口增长，知识进步率和储蓄率均为外生给定，只有投资是可以变动的控制变量。Solow模型给出的基本结论是：经济最终收敛到均衡的人均资本存量。当经济达到均衡时，资本和总产出的增长率等于常数，人均产量在稳态下不发生变动。作为一个关键参数，储蓄率在Solow模型下是外生给定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储蓄率的决定以及相应的投资行为取决于家庭和厂商决策，即家庭和厂商效用或利润最大化的权衡。Cass（1965）和Koopmans(1965)从Ramsey的效益最大化分析引出Solow模型，使储蓄率内生化成为控制变量，打下了增长模型的微观基础。Diamond(1965)将Samuelson（1958）创立的世代交替模型与Solow模型融合，形成了世代交替均衡增长模型。这两类以微观分析为基础的动态模型，成了经济学许多领域的重要分析工具。可以用来研究资本积累、消费和利率，分析储蓄率、政府支出等对均衡产出增长率的影响。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的一个命题是，长期来看，产出的增长与储蓄和投资对GDP的比率无关。因为资本报酬递减，更高的储蓄或投资比率被更低的资本生产率或更高的资本－产出比所抵消。
以上模型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C-D函数，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效率越来越低，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动力的枯竭，只有引入外生的知识或技术进步变量。上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发展了将知识增长或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模型。内生增长理论向两个方向拓展，一个方向是是考虑一个专门的知识生产部门(Romer,1986)，另一个方向是引入人力资本因素(Lucas,1988)。
以上五个增长模型的主要结论是，储蓄－投资及资本积累的上升只在短期能够提高人均产出和经济增长率，但在长期对经济增长是中性的，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源泉在于知识生产和人力资本积累，这也是现代增长理论最基本的政策含义。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可以解释短期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对于远离稳态的经济而言，由于资本回报率较高，这两个比率自然就会较高。但是，对于储蓄率和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新古典增长理论无法做出合理解释。按照资本报酬递减，这两个比率应随人均产出的增长而趋于稳定。由此得出的结论很可能是中国经济没有进入均衡增长的路径。
二、国内储蓄：并非资金过剩2.1 国内储蓄总体状况高储蓄是支持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也是满足投资需求的主要来源。一般来说影响私人和公共储蓄的因素有：1、人均国民收入；2、经济增长率；3、财政政策，通过税收和发行国债等影响公共储蓄；4、金融自由化，经济货币化程度越高，居民储蓄规模越大；5、社会贫富差距；6、社会最低保障制度的建立；7、人口年龄结构等。
2004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已经高达46%。国民储蓄持续大幅增加，2004年占GDP的比重约48%。尽管同期投资率高达44%，但国民储蓄与投资的差额，亦即经常项目顺差达到GDP的4.2%。但是，储蓄率虽然居高不下，但储蓄转化投资的效率不高，成为经济有效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并不是储蓄资金的绝对过剩。而且，在目前金融改革没有到位的情况下，高储蓄还可能导致银行业的风险累积。
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国民储蓄率都比较高，和其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有一定关系。我国近年国民储蓄率的走势与韩国1990年前后的情况有些类似，按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高储蓄率可能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美国的储蓄率过低，主要指的是美国的消费倾向非常高，导致居民储蓄偏低。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美国家庭的储蓄率从占税后收入的10%、国民生产总值的7%下降到接近于零。美国主要通过其他国家高储蓄率来为经常账户赤字融资。2004 年美国储蓄率为13.6%，投资率为19.6%，其中6%的差额就构成了经常项目逆差。而一旦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上升，将会对进口产品的需求部分地转向对国内产品的需求。
2.2 国内储蓄结构及变动总储蓄包括国内储蓄和国外储蓄，其中国外储蓄等于净进口，国内储蓄则分为政府储蓄和非政府储蓄。后者由居民和企业两部门构成。
1、政府储蓄
对中国来讲，近几年来，居民储蓄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和相对稳定，而政府储蓄和公司储蓄增长较快。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政府税收增长较快，导致政府储蓄显著增加，政府储蓄约占GDP 的7.5%，相比之下日本和美国政府的储蓄约占GDP的2.2%和1%。政府高储蓄是倾向于财政为企业提供资本转移而不是扩大政府消费政策的结果。中国的政府储蓄中，对企业的资本转移（如对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设公司和商业企业）占GDP 的比重超过了6%。因此，加总起来，仅政府财政资金所支持的投资就占GDP 的10%左右—这差不多占总投资的四分之一。
2、居民储蓄
居民储蓄率保持相对稳定，从1990年占可支配收入的30%左右，下降至2000年以来大约占可支配收入的25%，占GDP的16%左右。居民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所占比重已从1992 年的52.3%下降至2004年的41.6%，降幅达到了10.7个百分点。
3、企业储蓄
与此同时，非金融企业储蓄在国民储蓄中所占比重却从1992 年的30.5%上升至2004年的38.2%，增幅达7.7个百分点，达到与居民储蓄基本持平。所以，中国国民储蓄率之所以保持在高水平上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通常所认为的居民储蓄率过高，而在于企业及政府储蓄的迅速增长。非金融企业可支配收入尽管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上升幅度有限，但由于其全部归入国民总储蓄，所以从其占国民总储蓄的比重看，增长幅度也很可观。企业可支配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效益的改善。国有企业通过重组以及将社会责任转移给政府已经提高了它们的利润率，2004年工业利润增幅就保持在38%－45%的较高水平。企业留存收益储蓄占GDP比重由1996年的12.5%，上升到2001的15%和2003年的18%。
2004年中央国有企业实现利润就已达到4000亿元。而企业利用留存收益进行再投资，更容易受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国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储蓄率之所以高，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产业结构中偏重工业。中国工业相对规模较大，对工业的资本投入较大，产业的资本密集较高。相应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1993年至2004年上升了11个百分点，2005年上半年达到48%。二是公司利润分配制度，自1994 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利润不断上升，但企业一直没有向股东分配红利。据估计，中国企业未分配利润约占GDP 的近20%。
因此，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而政府消费率的降低和中国企业的利润率的显著提高以及未分配利润在企业融资中作用的增加，是我国国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储蓄率倾向的提高意味着资本供给按比例增加。
三、投资率：处于历史高位3.1 国内投资总体状况及国际比较这里的投资是指用出法算的固定资产形成，即固定资产投资扣除已有固定资产的销售和转出后的价值和土地的销售。中国的高投资率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投资率要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投资率要远远大于之前的投资率。近年来，在国内市场和价格转暖、民间投资意愿提升，出口快速增长、外资大量流入等一系列激励投资的因素叠加作用下，加上金融政策、土地政策的相对松弛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推动等作用，造成投资迅猛增长。2000年、2001年、2002年、2003年我国投资率分别为36.4%、38%、39.2%和42.3%。
无论是与自身的发展历史相比较，还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目前中国的投资率的确相当高。与自身的历史数据相比较，2004年投资率已超过1993年的37.6%成为历史最高。而1998-2004年的平均投资率为39.2%，比1978-1997年平均水平又高2.2个百分点。与世界和一些国家相比较，中国的投资率比世界平均水平（20%左右)高一倍，是世界上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的投资率比一些国家历史上处于类似发展阶段时也要高一些，如日本在经济起飞阶段的投资率大体也只在30%-35%之间，韩国要高一些，但基本在37%以内。
日本、韩国在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投资率呈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并趋于相对稳定的变动过程。日本战后逐步从低收入国家迈向发达国家，投资率从1952年21.3%逐步上升到1969年35.6%的高位后，在振荡中（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实施“加快环岛基础设施建设”反周期政策，投资率曾有所回升）逐步下滑。韩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起飞”到90年代中后期迈入“新兴工业化”国家，投资率从1970年20.5%逐步上升到1991年39%的高位后，逐步下滑到2002年26.7%。而印度的投资率及国内储蓄率比中国低很多，这也是造成中印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的投资率从1952 年到2002年，美国的投资率一直保持在20%以下，近几年略有上升趋势，这跟其较低的国内储蓄有关。
3.2 投资率高企的成因分析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一直是投资，而不是消费。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却并没有妨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高投资率形成原因的解释很多，例如：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及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其中工业化进程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对形成高投资率影响最久最大。
1、工业化进程中投资拉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需要保持投资较快增长。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加快发展的经济发展阶段，积累和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经济转轨条件下，随着投资体制改革的推进，企业投资经营自主决策权逐步落实，包括民间投资和利用外资在内的各类投资迅猛增长，投资拉动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多年以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2%，超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14.5%的增速，在保证GDP年均增长9.4%的同时，也使得投资率保持较高水平。
2、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投资效率不高造成投资率较高。我国经济增长基本上属于外延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发展经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追求数量扩张，造成投资规模不断膨胀。一些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把增加投资作为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途径，过多地采用行政手段；企业投资风险约束机制有待完善，对企业投资的有效监管体系还不健全，造成一定程度上存在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投资效率不高。在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投资效率不高进一步加剧了投资规模膨胀，导致投资率保持较高水平。ICOR指标可以反映资本生产效率，值越大，投资效率越低。
另外，有两个原因对投资率和消费率都有影响：一是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二是工业企业投资。
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个新的支柱性产业。从1998年到2004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由3614亿元增加到13158亿元,平均年增长率达到22.0%，比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速高7.1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由1998年的12.7%提高到2004年的18.8%。住房消费对其他商品具有很强的“挤出效应”，2004年个人购买商品房已占商品房销售的90%以上，这也是为何现阶段投资率高、消费率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相对于居民和政府投资，中国的工业企业投资占GDP的27%-35%，是造成投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居民投资，主要是住房投资2003年大约占GDP的6.7%，且有进一步提高的趋势，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政府保持在3-4%的水平。居民和政府投资占比与其他国家类似。而工业企业投资占GDP的比重则要其远远高出，大约高出韩国11个百分点，美国20个百分点。这与工业的资本密集度相对较高是一致的，对于工业来说，资本带来的增加值比例一般较高，投资也是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投资来源于相对较高的未分配利润）。事实上，对各国和各个发展阶段的经验研究证实，工业在GDP 总量中的份额和投资占GDP 的比例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中国在横轴和纵轴两项指标上都远高出其它国家。中国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增长严重地依赖工业的高速扩张（2004年工业贡献了GDP 增长的72%），在需求方面则严重地依赖投资。在这种资本密集型增长模式下，为了提升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有限的资源被高度地动员起来，容易引发一些经济问题，如城镇就业增长乏力、个人消费的作用有限，以及资源和能源密集度过高等等。
投资率长期过高，还会增加资源与环境保护的压力，也会使经济运行绷得过紧，扭曲经济结构，不利于投资与消费、重工业与轻工业、工业与农业的协调增长，不利于建立节约型社会，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
四、徘徊的消费率4.1 消费率的情况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总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一般按现行价格计算。由于经济结构调整缓慢和金融资源过于向制造业倾斜，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缓慢，抑制了消费的升级。第三产业得不到充分发展。2004年，第二产业占GDP的52.9%，比1999年提高3.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31.9%，比1999 年还下降1.1个百分点。教育、旅游、金融、医疗、家政等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了国内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的消费率阶段性下降。与一些国家相比，我国居民的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15-20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增速也明显慢于经济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居民消费增速长期慢于GDP增速。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90到2003年GDP年均增长15.3%，而居民消费总量年均增长13.8%，居民消费增长比GDP增长慢1.5个百分点。特别是2000年以后，居民消费连续4年慢于GDP的增长，年平均增长差距达2到3个百分点。不仅居民消费总量增速缓慢，人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速度慢于经济增长的情况更加明显。消费与投资增长不协调。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大国的投资率一般为20%－30%左右，消费率一般为70%－80%左右。由于消费与投资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必然走低。2000年以来，中国投资率连年提高，消费率逐年下降。消费率偏低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容易造成部分行业产能过量、供求失衡。
4.2 影响消费率的因素我国的消费率偏低有许多原因，既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和消费环境不成熟有关。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居民收入增长较慢；二是在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有不断扩大；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未来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居民加大预防性储蓄；四是居民支出结构的变化；五是消费政策和环境不成熟，使得新兴主导消费品价格长期居高不下。
从日本、韩国情况来看，消费率呈现从高到低、再从低到高并趋于相对稳定的变动过程，与投资率的变化正好相反。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动是由工业化进程中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逐步提升引起的。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不断提升，食品等初级产品消费比重逐步下降，工业制成品消费比重逐步上升，第二产业发展相对较快。由于第二产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生产过程需要大量中间投入，造成投资率不断上升，消费率不断下降。当工业化进程基本完成、经济发展迈向发达阶段时，消费结构由工业品消费为主转向以住房、教育、旅游等产品为主，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快。由于第三产业资本有机构成较低，需要中间投入较少，造成投资率出现下降，消费率相应上升。从长期看，第三产业发展必须以第二产业为依托，为满足消费结构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需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这样，投资率和消费率在维持一段时间的下降和上升后，又在新的起点上形成了平衡并维持相对稳定。
五、储蓄－投资转化机制Solow模型中资本运动方程实质假设储蓄－投资转化率恒等于1（Solow,1958）并且这一假设一直被其后的经济增长模型所沿用。Kuznets首先指出，资本形成机制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因素：其一为可供利用的储蓄资源；其二为投资需求；其三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形式和渠道。之后，储蓄向投资转化的重要作用开始被人们所关注。储蓄本身并不能确保资本形成，只有当储蓄有效转换为投资时，才能为经济增长提供资本支持。储蓄和投资往往由不同的社会成员来进行，它们分别决定于不同的经济变量，储蓄取决于人们的消费倾向和对未来收入的预期等因素，，投资取决于资本的边际产出或回报率和资本价值的预期变动等因素。所以，国民经济中可能缺乏自动的机制来保证储蓄与投资的平衡。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环节。
5.1 投资转化方式我国居民储蓄-投资转化率低是影响我国资本形成率增速的主要原因。高额的居民储蓄率为我国投资形成提供了充足资金。然而，高储蓄率只是投资增长的一个充分条件，如果高储蓄率不能有效地转化为投资，那么，以牺牲当前消费为代价的高储蓄率反而会制约经济的增长。
从国民储蓄的结构来看，政府储蓄率的投资转化率明显要高于居民储蓄率。与居民储蓄相比，政府储蓄来源较为稳定（税收、养老金以及邮政储蓄等），但政府储蓄转化为投资是低效的，而另一方面过低的居民储蓄－投资转化率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有效投资形成。较低的居民储蓄－投资转化率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储蓄－投资转化方式的单一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投资过度集中在储蓄存款，而国有商业银行存款在全部金融机构中又占74%,而非银行金融机构所占比重不足5%，导致了家庭主体无法根据收益高低、风险厌恶偏好、投资偏好来选择不同的投资工具；另一方面企业融资渠道的单一导致了我国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造成了银行体系的信用风险高度集中。比较而言间接融资在发达国家企业融资只占了较小的比重，例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5国的银行贷款在企业全部资金来源中的比重平均仅为25.6%。尤其是对我国非国有部门投资而言，信贷偏向和融资渠道单一的双重制约极大束缚了我国民间投资的活跃。
其次，我国目前以国有银行为主导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又缺乏必要的竞争性。金融市场的竞争性意味着在产权界定清晰的前提下，金融交易主体能够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来确定其金融交易决策，并且承担相应的收益和风险。然而，我国国有银行出于垄断地位导致其无法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来有效转化储蓄。同时，政府与国有企业的“隐型契约关系”又导致投资风险也过度集中于国有银行，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的高度依赖导致了国有银行信贷资产质量持续下降。而政府对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的监管要求又进一步导致银行以防范金融风险、降低不良贷款为目标而出现了“惜贷”现象，储蓄转化不足问题进一步恶化。因此，完善我国储蓄－投资转化机制的重点是在间接融资渠道引入竞争机制。
六、结论及建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要求，要按照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既定目标，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非一味追求经济的成长，落实“五个统筹”，使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并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努力为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调整创造条件。从近期来看，要改变当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局面，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经济工作的着力点，逐步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实现投资与消费双拉动。
1、我国国民储蓄率和投资率整体上偏高。国际比较的结果表明，我国国民储蓄过高亦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有其合理性的一面。政府和企业储蓄率大大提高，企业可支配收入和政府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为高投资率和过度投资创造了条件。减少中国的储蓄对投资的结构性缺口，有必要采用结构性的措施。应相应调整财政政策和公司治理措施。
公共财政政策调整：应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加强政府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作用；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用税收机制根据其稀缺程度和社会选择对能源和资源的使用进行调控。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公司治理措施：加强对未分配利润的监控（未分配利润已占GDP 的近20%），使其更多地流向消费而不是投资；加大劳动力收入在要素分配中的比重；着重考虑制订和执行分红政策，国有企业包括向国家分红。实行金融市场配合措施，加快推进金融部门改革，降低居民消费的信贷约束。
2、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防止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根据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预期，合理确定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目标。以增加中低收入居民收入为重点，适当提高个人所得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城镇化，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机制，进一步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积极推动“建设新农村”运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发挥税收对居民收入的调节作用，加强对高收入的税收调节，减轻中低收入居民的税收负担，防止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3、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
当前必须继续落实完善各项宏观调控措施，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抑制投资过快增长，防止出现投资反弹。认真贯彻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继续实行从严从紧的土地管理政策。继续控制中长期贷款增长幅度，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项目的贷款。加强产业政策和行业规划指导，制定并严格执行市场准入标准，加强信息发布和政策引导，加强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引导、调控和监督。
4、转变增长方式，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
积极推进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进一步调整优化投资结构，限制高能耗、高物耗、污染重行业投资的过快增长，支持有利于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加强薄弱环节的行业投资与建设。加快推进投资体制改革，完善企业投资风险约束机制，健全协同配合的企业投资监管体系，建立政府投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坚决制止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努力提高投资效率。
5、完善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增长
推进落实住房货币化改革，扩大公积金住房贷款规模。积极发展汽车消费信贷，大力发展教育等消费信贷。发挥保险对消费信贷的保障作用。改革带薪休假制度，规范各种新型消费方式，鼓励居民扩大休闲消费及社区服务消费。继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消费条件；增加供应适销对路的产品，促进农民消费增长。同时要大力整顿市场秩序，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以及“三乱”行为，着力改善消费环境。
本文提交并参加了商务部廖小琪副部长组织提高消费促进增长的讨论。文章的修改受到与会的江小涓（国务院研究室）、王建（国家发改委）、范剑平（国家信息中心）以及商务部研究室专家的启发。（时间：2006-1-9 来源：万科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