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三人谈　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与前几次有很大的不同，呈现出许多新的特征，也存在不少新的难题——

　　宏观调控三人谈阅读提示

　　●通货膨胀这一"温度计"能准确测量本轮经济过热的程度吗？

　　●"防大起大落"为何变成了中央防"大起"、地方"永不落"？

　　●为何重视短期效应的宏观调控难以应对各种利益冲突？

　　●学界所谓的"百日调控"，涵义何在？寓意何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主要宏观调控的特点是什么？有何得失？

　　热点话题?第一篇

　　本轮宏观调控直面的难题

　　眼下的这轮宏观调控与以前很不相同，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或难题，由于环境与机理的不同，使调控政策实施的难度加大，效果也不尽如意。在我看来，目前宏观调控至少有“五难”。

　　一难:判断经济过热或投资过热的标准缺失，造成调控目标的不够明确，甚至迷失，影响了调控效果。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以来的一个新现象是“高增长低通胀”。长期性的低通胀现象伴随着高增长，使许多经济学家否认投资过热问题的存在。一些人认证说，判断经济过热的有两个重要依据:一是是否出现高通货膨胀，二是是否存在“煤电油运”的紧张，近几年这两者都没有发生(或者讲没有持续发生)，所以，中国投资并不过热。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经济过热可以用通胀的水平来测定，通货膨胀像一个“温度计”，可以度量经济增长的热度，但现在宏观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货膨胀这一“温度计”明显测量不到经济过热的程度。

　　我们认为，当前判断投资是否过热不能用通货膨胀率与“煤电油运”紧张这两个指标。这是因为存在两种经济过热。经济增长的长周期理论告诉我们，经济的长期高增长过程既可能伴随着高通货膨胀，也有能伴随较低的通货膨胀(或轻度的通货紧缩)，这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和体制环境等长期变量的变化而造成的供给增长速度与需求增长速度的相对快慢。说经济过热必然发生高通货膨胀就如同说人生病必然会发烧一样，显然是不当的。在人类疾病中，有发烧的病，也有许多不会发烧的病，可以肯定地说，发烧的病占不到一半，所以是否发烧并不是判断人体疾病的主要根据，只是感冒、“非典”等疾病，发烧才是其重要症状。由于多数人仍用通货膨胀这一已经不适宜的“温度计”来测量经济过热，结果不少人否认经济过热的存在，使调控目标处于“迷蒙”状态。再比如，加息是防止经济过热、特别防止货币需求过快增长的一个有效手段，但央行在加息决策中将升息与通货膨胀水平挂钩，因此，使利率调控工具被弱化，加息的政策经常难产。

　　二难:调控的灵活性与坚定性之间存在冲突。在经济市场化逐步提高的情况下，宏观调控操作增加灵活性和微调是必要的，但灵活性不能影响调控目标的坚定性，从而影响调控的执行力。如不能一会怕热，一会又怕冷，一会怕发生通货膨胀，一会又怕通货紧缩，造成政策操作的不断“摇摆”。经济的冷或热的趋势一旦形成，不可能短期内发生逆转，如果经济偏热主要是因为投资过度和投资结构不合理，那目标必须坚定地控制投资过快增长和引导投资结构优化，如2005年二季度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均开始放慢，通货紧缩压力有所加大，产能过剩问题也开始显现，但各方面开始担心投资下滑过多，经济调整过度，最后信贷和土地两个闸门全面松动，这是造成2006年投资再次过热的主要原因。另外，货币政策在利率和汇率政策的“摇摆”也是导致货币政策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三难:中央的调控与地方的“逆向调控”博弈。中央提出防止经济由“偏快”向“过热”发展，避免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地方则解读为主要是避免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回落，一旦投资增长回落，马上全员“反击”，从而使经济增长持续处于“偏热”状态，使经济结构矛盾继续发展。最近几年，在经济学界和实际工作中，延长经济周期的繁荣期、减少年度增长的波动性成为一种调控技术。如一些地区投资增长开始回落，地方政府马上会采取各种行政、经济等手段加大投资，人为地阻碍经济的合理调整。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工作中，经济增长只能加速或保持，而不能放慢。“防大起大落”变成了中央防“大起”，地方“永不落”。反周期政策只有在两个阶段实施才是合理的:一是在过度繁荣期，二是在经济萧条或严重衰退期，其它阶段都是以稳定政策为主，而不少地方政府却经常逆市场调节，采取全程的反周期调控政策，明显违背了经济运行规律。经济调整期是市场发挥效益的最好时期，落后的企业和经营不善的企业将在这一阶段被淘汰，全程的反周期调节意味着繁荣期被人为延长，市场合理调整不能及时进行，生产过剩和低效率问题更难解决。

　　四难:宏观调控既要调控总量，又要调结构，而且更关键是要调整利益关系，这就十分难。用于调整的重要经济参数(利率、税率、汇率等)对总量平衡进行调控是一种比较简单而有效的办法。当然总量调控都是“一刀切”，不存在什么区别对待的问题，只有产业政策是区别对待的。但中国经济增长差异很大，结构失衡问题(或结构矛盾)比总量失衡(或总量矛盾)更突出，用“一刀切”的办法确实不够公平，因此，调控不搞“一刀切”，而是调结构，即政策要有选择性，具体来讲，就是“有保有压、区别对待”。这就难，因为“什么行业该保什么行业该压”、“那个地方经济过热，那个地方经济不热”，都存在很大的争议，各地方都希望“调别人、保自己”，因为各自都站在各自的利益立场上。如讲房地产热，所有的地方都不承认当地的房地产过热或有泡沫，但房地产热或泡沫的区域性很强，发生房地产泡沫的地方经济实力强，而政治上的话语权更强，结果调控找不到目标，即使找到了目标也会受责备，说你“行政干预”，说你“乱调”。这些矛盾或难处在“一刀切”的参数调控下反而不会发生。各种利益冲突使重视短期效应的宏观调控难以应对，并大大地削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

　　五难:对宏观调控的重点或过热的原因的认识存在明显分歧，从而使宏观调控不够精准。许多人指责宏观调控过多地运用了行政手段，因此，效果自然不好。我以为，这不是问题的根本，根本在于重点调哪里？确认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才是考虑怎么调的问题，运用的手段是否恰当是第二层次的问题。

　　我认为，造成此轮投资过热的根本原因是长期存在两个“过度增长”问题:即房地产的过度增长和出口过度增长。2002年开始的新一轮经济增长，总量增长水平并不是问题，主要问题是增长结构的失衡，其中主要是存在两大结构性失衡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增长严重的不平衡。1998年以来，投资的年均增速比最终消费增速快近一倍。而投资与消费增长出现持续的不平衡可能造成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方面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将会加大资源消耗和环保的压力，另一方面，可能导致长期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从而引起严重的产能过剩，最终导致投资和经济增长“大落”的风险。二是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在不断加剧，主要是由于出口持续过快增长所致。要从根本上扭转两大失衡问题，并提高宏观调控的效果，有必要下决心对房地产的发展政策和出口政策进行较大的调整，加快使经济增长转向主要依靠消费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上。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经济形势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热点话题?第二篇

　　宏观调控的喜剧效果

　　■赵晓

　　谈到眼下这轮始于2003年的宏观调控，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但是，在外国人眼里看上去未必那么规范、合乎经典的宏观调控，却产生出喜剧效果，将中国经济推向最好的增长局面。

　　本轮宏观调控最早是从2003年开始的。2002年，中国经济已经完全走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阴影，而确认这一点并对经济可能出现的新的过热趋势最为敏感的则是央行。因此，在2003年，央行扮演了宏观调控的“先知”角色，开始对经济发出紧缩的信号，出台了旨在控制房地产过热的121文件。

　　然而，由于SARS的来临，经济前景变得不确定，导致紧缩性的信号中断，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不仅没有真正地去贯彻紧缩政策，反而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政策。比如国务院出台了旨在强调房地产发展重要性的18号文，而地方政府甚至出台了更多的刺激经济的办法。

　　而事后我们清楚，SARS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不大，因此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就好比是在夏天快要到来的时候送暖气一样，导致了本来就要走向过热的经济一下子真的过热了。到了2004年1—2月，固定资产投资达到了53%的增长速度。这时候，所有的人都确信经济已经过热了，必须进行调控。

　　怎么调控呢？中央政府在2004年4月采取了一个急刹车的办法，以整顿江苏“铁本”为开端，启动了行政性的调控和产业政策的调控，硬是用铁腕将投资速度像自由落体一样在几个月内迅速降下来。这一段的调控如果再进行下去，则有可能将中国经济带入硬着陆的危险。其结果，行政性的调控不到百日，即行停止，学界私下里称之为“百日调控”。此后，宏观调控重新回到货币政策的调控。

　　在货币政策之外，所谓的“地根调控”粉墨登台，主要目的是控制投资增长。特别是在2005年，政府认为，经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房地产这样的重点行业的需求与投资过热导致，因此要以房地产调控为重点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其中的一个重点则是调控房价的过快增长，为此政府出台了许多旨在调控房价的措施，包括财税政策。

　　当然，期间政府还在汇率、利率、存款准备金手段上大做文章，吸取日本当年的教训，权衡之下采取了人民币加大浮动、渐进升值同时培育市场的战略，这一战略，现在看来相当成功，出口继续保持旺盛，经济继续保持增长，而市场正逐步建立起来，人民币有望逐步走向均衡汇率，一个大难题由此解决了一大半。

　　总体上，回过头来看，宏观调控已取得喜剧性效果，虽然给人的感觉有点“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但宏观调控的方向是对的，并且启动及时，是在治理泡沫危机最恰当时点进入。更加重要的是，效果也还不错。

　　(作者系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热点话题?第三篇

　　改革开放以来三次主要宏观调控的经验与教训

　　■杨启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过的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1988年末。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所进行的比较重要的一次宏观经济调控。起因是:从1979年到1988年，由于实行改革开放，长期被压抑的潜在生产力获得了解放，我国经济实现了差不多连续十年的快速增长，但经济中积累的不协调、不平衡因素也越来越多。加上1988年初，在大量商品仍然供不应求、通货膨胀率客观还比较高的条件下，就过早地作出决定，要进行全面的价格改革“攻关”:极少数重要商品的价格继续由国家宏观控制，并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完全开放，由市场调节。接着又放开了高价烟、酒的价格，市场销售价一举提高了好几倍甚至上十倍，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也上升到了两位数，而银行一年期的储蓄存款利率还只有7.2%，商品价格指数与银行利率明显倒挂，很快就出现了全国性的商品抢购现象。在此情况下，中央紧急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决定，坚决进行宏观调控，全面压缩需求，控制物价。

　　由于这次经济失控的范围宽、来势猛、影响大，因而调控的步伐也就比较急，采取的措施与力度也比较大。可以说基本上是用行政命令的方法进行“急刹车”的。这样仅仅经过不到一年时间，经济就重新达到了基本平衡。但这次宏观调控，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有着某些不足。现在一般将这次宏观调控形容为“硬着陆”，虽然没有“机毁人亡”，但机体已受到了某些不可避免的损伤。

　　第二次:1993年下半年。起因是1992年以后，各方面加快经济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到1993年上半年又出现了明显的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上升近一倍，通俗膨胀率又超过了两位数。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进行调整。这次调整主要是运用信贷、税收等经济办法，将经济过热的局面缓缓扭转过来。重点虽然还是控制基建投资，但主要不是直接压缩投资和具体项目，而是严格控制银行信贷规模和开征高额的投资方向调节税。在此前提下，具体压什么、压多少，主要由各部门、地方自行决策，以达到既压缩建设规模、又提高建设效果的双重目的。仅仅经过了两年时间，经济基本上又恢复了平衡，而且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大幅度下滑。因此，将其形容为“软着陆”，评价明显比第一次要高。

　　但回头分析，这次也有所不足。最主要是，调控的时间拖长了一些。因为从当时经济的总体形势看，到1995年下半年，调控已经基本到位了。从1996年开始，理应适当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适度放松，增加一些基本建设投资，以扩大就业和适当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但我们没有作这样的调整，而是继续从紧。到1997年下半年，市场销售不畅进一步加剧，开始从过去的通货膨胀变成了通货紧缩，物价指数绝对下降。一直到2003年，物价指数才从绝对下降转为基本持平。

　　第三次:2003年下半年。起因是: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与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各方面都希望加快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步伐；加上成功地加入了WTO，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扩大，各地方、各部门发展经济的热情迅速高涨，经济形势很快又出现了过热现象。这样从2003年下半年起又进行宏观调控。这次动手比较早，仅仅在出现了局部过热、还没有形成全面过热的情况下就开始了；力度比较适中，即使对重点调控领域，也没有采取“一刀切”、“急刹车”的办法一律加以控制，而是在保有压，区别不同情况加以不同对待；措施范围也比较适当，不是不加区别地全面收紧，而主要是把住把好土地和资金供应两个重要“门闸”。特别是对调控延续时间的掌握比较准确，即在形势基本稳定下来以后，就在内部明确，看来这次宏观调控已经基本到位，一般可以不再采取激烈的措施了。因此，其效果可以说比任何一次都好。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经验综合起来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必须做到“三适”，即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第一次(1988年)之所以在成功之余的主要在于，不够适时和适度，即动手调控的时间偏晚，力度偏大；第二次(1993年)之所以也不够理想，主要是虽然较好地做到了适时、适度，但没有做好适可而止。只有第三次(2003年)，因为“三适”即适时、适度与适可而止基本上都做到了，从而才取得了比较全面的成功。这些经验，是非常宝贵的。（时间：2007-6-6  京报网  作者：赵晓  王小广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