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并非坏东西，但为什么现在大家对它的批评没有休止，反有愈演愈烈之势？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提高不同步，两者甚至有日益背离的趋势。《财经文摘》策划“我的增长在哪里”，便意图揭示出当前中国社会 GDP和百姓福利之间的种种矛盾与差距，揭示出高增长表象下民生的艰难。从几篇专文看，这一目的基本达到。

　　但光揭示GDP增长与“幸福增长”的背离还不够，还有必要深入探讨的是，为什么会出现上述背离，如何改变背离的情形？

　　众所周知，GDP是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的简称，是一个国家一年之内由企业和政府生产并提供的全部商品和服务的总和。GDP并非坏东西，它有美好的一面，可以说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可完全替代GDP的更好的经济指标。但GDP的确也存在着“幻象”的一面(参见拙作《GDP的美好与幻象》)。比如，它忽略掉环境的代价。如考虑环境损失，中国过去20余年GDP年均增长可能要减少2-3个百分点。它也忽略掉交通堵塞的代价。如考虑交通恶化，北京人福利的增长会远远低于收入增长。GDP也没有考虑原来的家务劳动社会化和商品化后，变成了社会劳动。现在的情况是：人们的福利非但没有提高，一些“双职工”家庭反而更忙更累、福利状况下降。

　　此外，由于GDP不能直接等同于一个国家的财富，有时候就会导致悖谬的现象。典型的例子就是，1998年大洪水给百姓福利和社会财富都带来损失，但被摧毁的房屋和公路并不会使GDP下降，因为它根本就不计入当年的GDP；相反，由于重建需大量投入，当年GDP反而上升。这便是经济学上所谓的“破窗效应”！奇怪的是，有人不了解财富与GDP的差别，竟对洪水大唱赞歌；另一些人不懂得“破窗效应”，竟然怪罪经济学家。

　　GDP更大的问题在于，作为一个总量指标，它常常掩盖其他社会指标状况。例如，它不能告诉我们一国的总收入是如何进行分配的。事实上，GDP的分配可能是两极分化的，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的福利状况就不能得到同步改善甚至会下降。它也不能告诉我们一个社会的结构有无本质的进步(如无法反映专制国家、民主国家、福利国家等不同类型政治、社会结构的区别)。

　　综上所述，结论很简单：GDP不能提供大众福利状况的全部真实信息。这使得GDP有一种危险，它不能反映民生状况，甚至可能存在“一俊遮百丑”的现象——以GDP增长的强势掩盖一个国家发展及社会变革方面的劣势。

　　可惜可叹，这样一种可悲的情形正出现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盛世中国。

　　追究这种种背离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过去太落后，对GDP的追逐犹如对形象工程的追逐，一时难于避免。二是中央政府对各级官员的考核迄今缺乏科学、有效、全面的指标，GDP和财政收入客观上成了衡量地方官员业绩的主要指标，更要命的是，中国类似于“邦联制式”的各级财政体制，更是激励地方政府以牺牲环境和民生去追逐GDP从而猎取地方财政收入。三是中国的经济改革缺乏政治改革配套，导致权力资本化，改革“内部人主导化”，大大加剧了两极分化。四是政府在“提高国家能力”的政策导向下，不断提高自身在GDP分配中的比重，国有企业因垄断而增收，只有居民收入增长被忽视，其在GDP中的比重日益下降。五是政府在扩大内需的政策导向下，想尽种种办法挖百姓口袋，但相应的政府公共支出尤其是社会保障支出却不足。六是中央政府过去较多地方倾斜政策，地区间收入转移和个人间收入调节的工作做得较晚，力度亦不足。

　　顽梗之疾，何以治之？温和的政策可取三招：一是藏富于民，政府放缓财政增收力度，先保证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同步；二是政府更多关注地区和个人收入的公平调节；三是政府要更多增加公共消费型支出。中间性的政策有两招：一是政府要从体制上和政绩考核上改变当前邦联式的财政分配体制；二是要从“内部人主导型改革”转向“社会参与型改革”。根本性的政策为一招：启动政治改革，让宪政体制为未来变革保驾护航。

　　质疑片面追求GDP，在下是始作俑者。早在1999年，笔者在与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对话管制与放松管制问题时，就先驱性地提出了政府不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命题。此命题一经提出，即引起国内外强烈关注，称得上是反思GDP的第一波。SARS期间，社会对GDP质疑声音鹊起，笔者亦写过《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也高于GDP》，其时的讨论可算第二波。在目前“国家GDP增长”与“我的GDP增长”严重背离的情形下，我们期待着全社会对于GDP反思的第三波浪潮。 （时间：2006-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