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上，中国几乎所有的现代科学都是引自于西方，学者们所做的大多数工作也是跟踪西方科学的发展，力争别掉队太多。然而，大多数研究循环经济的人都知道以下一个事实：从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热情似乎比谁都高，带来的一个令人惊讶的结果就是，在循环经济的研究领域中国事实上成了国际社会的领头羊，不少的西方学者都是来到中国以后才对循环经济有了一个较系统的了解。

　　应该说，这是中国学界的一个骄傲，但是这是一个“被迫产生”的骄傲。这里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中国正处于世界产业链条中的加工制造环节，而在这一环节经济、环境与资源的矛盾最容易凸显；二是中国具有全世界最大规模而且其结构可能也最不合理的人口。经济、环境与资源的不和谐，实质上是人与自然的不和谐。

　　从某种意义上讲，循环经济的出现都是“人多惹的祸”。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以土地为例。通常的情况下，最先被开垦的总是那些最肥沃的土地，开垦的土地越肥沃，数量越多，则粮食收获量越多，能供养的人口越多。但由于人口的增加，对食物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人们不得不再去开垦那些肥力低又不适宜于耕种的土地，以至于超过了土地的边际条件，产量的增长逐渐下降，并落后于人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只有以更大力度对那些不适宜耕种的土地进行更多的开垦，从而就出现了一个恶性循环：越穷越垦，越垦越穷。

　　资源消耗不仅随着人口数量的增长而增多，而且也随着人均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增多。据有关资料表明，公元前一个人平均每天大约消耗l2升水，到了中世纪人均耗水量增至20-40升，到18世纪又增加到60升；到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大城市的每人每天耗水量则升至为500升。除了居民生活用水之外，人类社会的工农业用水也与日俱增。据统计，每亩农作物生长期内的用水量，小麦为345-506立方米，棉花为333-400立方米；平均生产l吨谷物大约需要400立方米水；每生产1吨人造纤维要耗用1200-1800立方米淡水。随着人口增加和经济发展，现在世界的用水量每l5年左右要翻一番。

　　正因为如此，研究循环经济必须研究人口变化，研究人与经济、资源、环境的关系。否则的话，永远只能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这一意义上讲，人口政策是根本的可持续发展政策。然而，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人口政策正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原因来自于我国人口面临着“二大危机”。

　　第一个危机是人口总规模过剩危机。应该说，人口的快速增长是一个世界现象。从下表我们可以看出，世界人口从公元初的2.5亿左右增长到5亿足足用了1500年。而由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30亿上升到本世纪初的60多亿只用了35年。

　　正是由于人口与经济的快速增长，世界环境资源出现了急剧恶化。据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资料表明，在大约35%的地球陆地表面上有沙漠化现象，其中特别严重的沙漠化地区占6%左右。沙漠化过程影响了世界大部分地区，尤其以南美洲、非洲以及亚洲干旱地区的危害最为严重，大约有l8.5%的可耕地严重沙漠化。而且，这一过程还在以每年600万公顷的速度推进，每年则有2100万公顷土地由于沙漠化扩展而毫无经济收入。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显得尤为突出。从历史上看，我国人口在相当一段时期内都保持了相对稳定。根据古籍记载，公元2年，我国人口已经达到了5900万人。然而，1391年之后即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我国人口为6054万，只增加了100多万。其间，南宋为人口的高峰时期，南宋加金国人口合计达到了6000万。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时间内我国人口都未超过6000万。由于人口稳定，尽管人均资源消费水平也在缓慢上升，但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资源开发的种类不断增多，资源的利用效率也在不断提高，人与自然始终能够处于一个相对和谐的状态。

　　现在，我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05年1月6日，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通过电视电话向世界宣布：“中国内地总人口到今天达到13亿。”按照每年新增1200万人计算，到2010年，中国总人口将达到13.7亿。而再过22年（2033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的峰值。

　　这一规模毫无疑问是太大了。从各主要资源的占有量来看，中国的人均水平大概在世界人均水平的1/10-1/2之间。而按照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美国发展重定义组织（Redefining Progress）这两大世界非政府机构发布的最新测算结果，2001年相对自然资源的支撑能力而言，全球人口已经过剩了21%。如果从这两个数据进行简单推断，中国人口应该过剩了60%以上。即使将一些不可比因素剔除，根据有关专家的测算，中国人口至少也过剩了30%！

　　与人口快速增长相对应的是，我国废水排放量已超过环境容量的82%，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两成的城市居民饮用水没有达标。农村则有3.6亿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在开展环境监测的522个城市中，有200多个城市空气质量低于国家二级标准。其中，山西省甚至没有一个城市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面对着庞大的中国人口规模，全世界甚至都为之担心。1994年9月，美国生态学家莱斯特?布朗发表了一篇报告《谁来养活中国?》，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轰动一时。自那以后，各种各样的有关中国未来粮食供求状况的预测模型或假说层出不穷，至今余波未了。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已经连续三年丰收，但是粮食价格却还在上涨，这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事情，原因就在于人口增长幅度远远快于粮食增长，这就引起了一些人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担忧。

　　第二个危机是“未富先老”的危机。前不久，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发布《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报告中指出，由于实行计划生育，中国少生了4亿人。从控制人口规模来说，现行的人口政策应该说是卓有成效的。但是，由此而来的另一问题却同样让人不省心，那就是老龄化的问题。

　　有关统计显示，200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7%，按照联合国的划分标准，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进入老年型。而且有关预测表明，2020年老年人口比例将上升到12%，高出世界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开始步入老龄化严重阶段；到2050年，老年人口比例最高峰值可上升到23%左右，高出世界平均水平7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9个百分点，步入超高老龄化国家行列。

　　国际经验表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相当显著的。老年人的实际收入一般较低。据1992年美国人口统计，如果以55岁的准老年人的经济收入为l00计算，那么65-74岁的低龄老年人为99.1，75-84岁的中龄老年人为67，85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只有52.7，高龄老年人的平均收入水平与55岁的准老年人相比，降低了近一半。收入偏低带来的两个不利的效果：一是消费水平下降，二是储蓄水平下降，三是社会负担加重。一项调查表明，政府支付老年人口的抚养费用是青少年人口的三倍。另外，花在孩子身上的大部分支出是投资形式的人力资本，而老年人口的抚养费用则属于纯消费性的，因此有可能降低未来的国民收入增长率。

　　正因为如此，日本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曾经因为人口的老龄化而进入了“失去的十年”。但是，在这十年中日本居民依然保持着较高的生活水平，社会安定也没出现太大的问题。其中的关键因素在于，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候，经济已经高度发达，足以应对来自老龄化的挑战。

　　相比之下，我们的问题在于当我国进入老龄化的时候，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从而陷入“未富先老”困境。别的国家都是在人均GDP5000-10000美元的时候进入老龄化社会，但2000年我国的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对一个老龄化的国家而言，经济增长乏力，同时还没有足够的财富积累做储蓄，其结果会如何实在难以想象。

　　上述两大危机实际上相辅相成。如果继续保持现行人口政策不变以进一步化解“人口过剩”的危机，则“未富先老”的危机必然如期而至。相反，如果为了缓解“未富先老”的危机而放松人口计划生育，人口过剩危机又会加强。这是一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游戏，需要决策者的大智慧。

　　“未富先老”的危机是一个人类历史从未出现过的现象，是一个冒不起的险。笔者认为，如果稍微放松人口生育管制，“人口过剩”问题只是从严重变得稍微更加严重，“未富先老”的危机则可能从“有”变成了“无”。当然，这个课题需要有关专家进行严格的分析和测算。（时间：200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