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根据宏观经济形势新的发展要求，宏观调控需要转轨。这里所说的转轨，是指宏观调控思维与方式的转轨。

　　原因之一，总供求格局不同了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虽引入了市场机制，但因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到产权改革，所以，“短缺经济”仍是常态，但造成短缺的机制有所变化，从改革前主要是由投资需求过度膨胀所导致的短缺，开始过度到投资与消费的“双膨胀”。其原因是：公有制生产主体获得了生产自主权和收入分配权，而在收入分配中，公有制生产主体都倾向于扩大个人收入的比重。

　　我国的产权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采取了“增量改革”模式，即在不改变现存公有制生产主体产权性质的基础上，在公有制经济的外围鼓励发展非公经济成份；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来，产权制度改革开始深入到公有制经济主体的内部。随着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分配关系开始发生深刻变化，收入向少部分人群集聚，导致储蓄率大幅度上升，用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也显著上升。由改革开放之初的0.23，上升到90年代中期的0.4，最近几年已上升到0.46了。

　　产权制度改革所引出的分配格局变化，必然会导致基本经济运行机制的改变，也必然会改变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从社会总供给小于总需求转变为供大于求，经济增长中的供给制约转变成需求制约。这种转变主要是发生在近几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首先，在80年到90年代初期的经济增长高潮中，居民消费都具有“同步性”特征，如彩电等家用电器产品，仅用5年就基本普及了；而在之后的经济增长高潮中，住宅和汽车消费显然是由少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家庭所带动的。其次，在以往的经济增长高潮中，由于主要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国内供给不足，总会引发大量进口和贸易逆差，以及国家外汇储备的明显下降，但在近几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却始终保持着贸易顺差明显扩大与外汇储备猛增的趋势。第三，以往经济快速增长所导致的宏观紧缩，其消费物价上涨总是首位原因，但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却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格局，去年的CPI(消费品价格指数)只有1.5%。今年虽然再次出现了物价较明显的上涨，但原因显然不是由于总体消费需求导致的膨胀，而是因为食品供给短缺所引发的结构型通胀。第四，以往的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GDP增长率达到10%、工业增长率上升为20%后的状态只能维持2年左右的时间，而本轮经济增长过程中，两者在这一水平以上运行的时间已近5年。第五，在本轮经济增长期以前，能源、交通和原材料的瓶颈制约是常态，在经济增长高潮到来时会更加突出，而在本轮经济增长中，这些瓶颈虽也出现过，但很快便得到解决。如到2005年初钢材价格就出现下降，2006年电力供应紧张也全面缓解，其他主要瓶颈部门也都在2年左右时间内，从供应紧张转向供求平衡，并开始出现较明显的产能过剩了。

　　这些经济运行特征的变化，都是我国经济的总供求格局从供小于求向供大于求转变的反映。由于分配结构的变化，导致储蓄倾向上升而消费倾向下降，使投资可获得充足的资金来源，从而也就可以迅速地破解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瓶颈了。由于储蓄增长速度超过了投资增长速度，社会的剩余产品大量增加，不仅可以充分满足投资需求，而且还可以有大量产品提供出口，使投资与贸易顺差增长保持“双高速”。换一角度看，则是消费率不断下降，最终消费率从2000年63.8%直降到去年的38.9%。如果没有消费率的下降，就不可能支持如此巨大的投资规模保持长达5年的时间，也不可能提供每年一二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不可能把今年以来的非食品消费物价压低到0.9%的程度。

　　从本轮经济增长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分析来看，也与总供求格局的改变密切相关。如分配差距拉大导致的储蓄过剩，储蓄过剩又导致投资高增长和不断下降的消费率，从而形成产能过剩。过剩产能在国内找不到出路只有开拓海外需求，又形成不断拉大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的扩大不但引来了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也引来了国际热钱的流入，形成了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和外汇占款项下的货币被动投放，又形成了货币流动性过剩。货币过剩最终导致了国内资产价格暴涨。因此，如果没有总供求格局的改变，以上这些新问题是不会出现的，而这些问题的出现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又反过来证明：我国的基本经济运行规律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正是基于我国的基本经济运行机制已改变，我国经济运行已全面进入到市场化运行轨道。因此，宏观调控的思维模式也需要进行相应地转轨。

　　一直以来，判断经济是否过热的标准主要有三点：一是看是否存在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以及较高的投资、消费与工业增长率；二是看是否已出现了严重的瓶颈制约；三是看是否存在着较大幅度的物价全面普遍上涨。用这三个标准来衡量，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和需求增长速度虽都很高，但并没有瓶颈制约，物价上涨虽已比较明显，但原因显然不是由于全面的需求膨胀，而是由于食品供给短缺所形成的结构型通胀。如果剔除食品和能源，按西方的所谓“核心通胀率”看，目前只有1%，而生产资料价格走势，直到目前仍维持了同比走低的趋势。由于传统上衡量过热的标准还没有达到，因此，可以判断，我国目前还没有进入到经济过热阶段。

　　然而，未来还会出现过热吗?目前，无论是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都已处在全面供求平衡乃至供过于求的状态了，即将出现的是生产能力的集中释放，将产生投资需求的明显回落。从新上项目投资增长率看，今年以来已回落到15%左右的水平，已看不到本轮经济周期初始阶段，即2003年上半年70%以上的增长率了。投资周期进入到后期，下一阶段就是投资需求的回落和产能的大量集中释放。如果还用以前的周期标准来判断未来的经济走势，在宏观调控中准备的都是反过热政策，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说，经济运行中仍有过热阶段，那就是在2003年～2004年那段时间。之后，经济运行就逐步走到繁荣期的顶点了。因此，目前所处的阶段是经济的繁荣期，后面紧跟着的决不是过热阶段，而是产品全面过剩阶段。对宏观调控来说，还应准备应付下一步的过剩问题。

　　在我国的具体国情与经济制度条件下，宏观调控怎样才能应对过剩的冲击，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此，只有对新的经济运行周期有一个新的、基本的认识，宏观调控的大体方向才不会出差错。

　　原因之二，调控对象不同了

　　在传统体制下，国家实施经济调控的对象是国有企业，不仅可以使用经济手段来控制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也可以直接使用行政命令来控制。改革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有企业在生产与投资活动中仍保持了很大的份额，直到90年代下半期产权改革以后，经济活动的主体才发生了深刻变化。今年上半年，我国非国有企业在投资中的比重上升到72.3%，在出口中的比重上升到80.9%，在工业产出中的比重更上升到82.9%了。

　　经济活动主体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带来宏观调控机制的变化，使政府对国家经济活动的调节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以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而国家通过市场间接调控企业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成为党的十三大提出的新型调控模式。但由于人们的思维方式并没有相应转换，主要表现在仍相信政府对经济活动具有主导力量，可决定经济周期的长短和操纵经济运行的冷热方向。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长期历史经验表明：政府只能在顺应经济运行基本方向的基础上抑制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防止过冷或过热，但却不可能改变经济向下或向上运行的基本趋势。事实上，政府通过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活动所施加的影响力，在千万个企业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面前，往往是有限的。有利于企业的调控政策会被顺利地接收，相反，则会受到强烈的抵制。这种情况在近几年的我国也能看得到。如自2005年以来国家实施了一系列关于抑制房地产价格的政策，其结果却收效甚微。西方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还表明，政府对约束经济活动的过度扩张往往办法比较多，因为可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通过收紧信贷与提高税率来改变企业对利润的预期，但对促进经济走出低谷却没有太多的办法，是由于政府不能指令企业多借款、多投资、多生产。这就是所谓的“政府只能抽紧绳子，却不能推动绳子”。例如，为了启动内需，我国政府曾大量使用扩张型财政政策，2000年政府主导的投资甚至达到当年新增投资额的90%，但仍没有实现经济的启动，就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汽车、住宅等拉动经济增长的新需求亮点，企业不愿意增加投资，所以，1999年～2001年的投资增长率只有9.4%。但这并不是否认政府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期望纠正那种直到今天仍认为政府无所不能的错误认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把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摆到一个正确的位置，才能实施对经济的有效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