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调控对象的变化，也应包括宏观调控领域的变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在我国经济中已出现了许多与以往政府管理经济的范围完全不同的新领域，例如，包括股市、债市、期货和房地产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以及银行间的货币和外汇市场等。这些领域的出现，使政府的宏观调控增加了许多新内容、新因素。因此，必须兼顾的调控目标就更多了。由于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有些很复杂，有些是短期变量，有些是长期变量，这就迫使宏观调控必须在看清楚这些经济变量关系的基础上，在多目标中进行有取有舍的选择。目前，宏观调控在抑制过剩产能、缩减贸易顺差和控制流动性过剩等方面同时下手，但在源头问题不解决的时候，这些调控措施只能是“扬汤止沸”。收入分配机制是一个由制度所决定的长期变量，不是短期内可调整好的。因此，如果把保经济增长作为短期经济运行的首要目标，顺差扩大与货币过剩以及资产价格上涨就仅仅是保增长所必须支付的成本，也是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前提条件，如果通过宏观调控改变了这些条件，贸易顺差与货币增长率虽降下来了，但国内的生产过剩矛盾就必然会日趋严重，经济增长就会遭遇到需求屏障而慢下来。如果把经济运行中的问题都当做调控的目标，分不清哪些是必保的目标，哪些是需要付出的代价，在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和多个子目标之间就不可能做到“纲举目张”，而政出多门、朝令夕改的“打乱仗”现象就不可避免了。

　　原因之三，宏观调控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1978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在GDP中的比重不到10%，到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总额在GDP中的比重已达70%了。我国经济在近30年改革开放中已深深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了。这使得宏观调控不可能关起门来进行，必须考虑世界经济对我国的影响，以及我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

　　事实上，直到目前为止，很多人还没真正意识到宏观调控中的许多变量和工具，已不是可仅根据国内经济发展需要随意改变和使用的了。比如，货币供给量一向是根据国家经济增长需要安排的，但在新的全球化时代，由于我国取得了巨大的贸易优势，出口增长长期超过进口增长，引来了贸易顺差和国际热钱所形成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从而导致在外汇占款项下基础货币的被动式投放。2003年，我国外汇占款项下所形成的货币投放，第一次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给量相等，到去年则已相当于经济增长所需要的货币供给量的3倍了。因此，我国在享受到新全球化带来的好处的同时，货币政策却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独立性，即基础货币的增长不是依据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数量安排的，而是被动地由外汇流人量所决定的。央行虽依据我国经济增长对货币供给的实际需要，频繁地使用对冲操作收回多余的货币投放，但由于外汇流入量的不可控性，对冲操作往往只能滞后于被动的货币投放，由此形成了目前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局面。

　　我国的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还表现在利率政策上。由于巨大的贸易顺差引来了巨额国际热钱投机于人民币升值，但热钱也有成本(热钱所属币种的贷款利率水平)，人民币的利率水平越高，国际热钱的投机成本就越低，收益就越大。加息本来是为了抑制货币需求，但人民币利率的增高，会带来更多的热钱流人量，相应地导致央行从外汇占款项下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加。

　　利率政策一向被认为是政府进行宏观管理的最重要手段。但在新的全球化时代，由于我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特殊地位，使利率变动对宏观需求的影响力发生了逆转。从未来趋势看，由于利率政策将越来越难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因此，在我国特定历史阶段的宏观调控手段使用中，将会越来越被“边缘化”。使用正回购手段对冲能否解决一些问题?由于央行手里的债券等对冲工具数量有限，局限性较大，同时，用“央票”对冲必须有借有还，会导致央票越发越多，也不是长久之计。那么，在我国是否会出现各国前所未有的高存款准备金率呢?之后又会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这些问题都需要立足于外部条件的长期变化，从现在起就开始认真研究，寻找到新的宏观调控的办法。

　　有人认为，我国的货币流动性过剩是短期的事情，货币政策不能不独立。事实上，这种判断是对我国经济外部条件的变化缺乏清醒的认识。在过去的近30年中，我国主要是承接了发达国家消费类产业的转移，由于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具有比发达国家低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而以目前年均10%以内的相对要素价格增长率，拉平这个差距恐怕还要20～30年。因此，发达国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也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这就是新全球化的基本动力所在。在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结构中，消费类产业只占33.3%～25%，也就是说，发达国家制造业中的主体基本上还没有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我国的贸易结构上看，虽然机电产品贸易从2001年开始就出现了持续的贸易顺差，但目前还是在大量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端的技术装备；化工产品至今仍是贸易逆差。在本轮经济增长高潮中，我国的制造业装备水平通过引进和自主创新，已开始迎头赶了上来。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看到一些发达国家向我国转移重化工产业的高潮，我国将逐步成为向世界提供汽车、飞机、成套高端工业技术装备和化工产品等重工产品的大国。因此，随着新全球化过程的深入，更大的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将会到来，我国的贸易顺差增长迅速会更快。据测算，如果发达国家的重工业转移出60%的产出份额，而其中的60%又转移到我国，那么到2030年，我国的年出口额可能会达到5万亿美元，国际直接投资可能会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累积的外汇储备按目前的趋势估算，可能会达到20万亿美元。这可以说就是我国为了获得新全球化利益所支付的成本或代价。当然，我们会在新时代创造出与之相对应的新宏观调控理论与方法，其前提是：宏观调控的思维与方法需要转轨。

　　宏观调控思维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外部环境而改变，也包括如何利用我国在新全球化中所取得的新优势，去影响国际经济的波动，以形成有利于我国的短期与长期态势。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资源消费大国，在有色金属、钢铁和石油等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已开始接近或超过了10%的比重(一般而言，在某种国际初级产品交易中占有10%的份额，就可对这个产品拥有定价权)，但定价权却仍操纵在别国手里。我国作为一个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新出现的大国，形成美国那样的全球经济思维模式还需一段时间。这也就显出了宏观调控思维转轨的必要性。

　　最后，宏观调控方法也需要转轨

　　目前，我国只有国家统计局一套统计指标体系。在发达国家，不仅有政府的统计体系，还有许多民间机构的统计体系在进行统计指标的采集与分析，并进行定期发布。这可大大地丰富人们对经济运行认识的视野和深度，不论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还对是民间的企业决策，都是有益的。因此，在宏观调控转轨的内容中，应当有鼓励民间统计指标体系发展的政策。

　　事实上，许多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影响因素，往往是在出现某些重大短期波动很久以前，就开始萌生了。例如，我国是人均耕地资源极度稀缺的国家，对食品的需求在到达人口高峰前肯定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加。近10年，粮食单产水平没有显著提高，耕地占用规模却不断增加。因此，尽管自2004年以来农业出现了连续3年大丰收，但粮食的总产量仍没有恢复到1998年历史最高点。耕地不断减少而粮食消费量却不断增加，这个由国情决定的长期背景因素迟早会导致食品价格的长期上涨趋势，从而成为推动我国CPI长期走高的基本动力。

　　因此，由于决定短期经济波动因素与决定长期趋势的因素密不可分，交织在一起，要想提高短期的宏观调控效率，就必须加强对长期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对许多短期经济波动的出现未雨绸缪，从容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