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大金融(三)
2018/12/29 9:44:00
 

  第四节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新进度

  既然改革是个持续深化的过程,改革的下一步目标也会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显露并突出起来。2008年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提出新的目标和任务。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于美国,却波及全球,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它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同时也表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制存在严重的缺陷。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作为发展中的经济体,有深度的可以对冲风险的金融市场尚属短板;作为大国,有义务也有能力为改善国际货币体系的治理机制做出贡献。这两点归结在一起,出现了中国利率市场化的加速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它使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

  利率市场化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从微观上观察是自负盈亏自主发展,自主的金融机构竞争性地向市场提供金融产品。从宏观上观察,竞争性的金融产品的涌现形成一条贯穿货币市场、信贷市场、资本市场的收益率曲线。这一曲线引导着包括风险在内的金融资源的配置。如前所述,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随着中国金融体系的初步形成以及金融机构市场取向的强化,利率的作用与意义就突出的显现出来,构成金融体制改革深化的目标。并于1993年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地提出。

  自1993年以来,中国金融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其基本轨迹一如其他政策,仍似渐进为原则。其目标可以概括为“放得开,行的成,调的了”。其顺序是“先非银行机构,后银行;先外汇,后本币;先大额,后小额;先贷款,后存款”。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中国除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仍有严格管制外,其他金融产品价格,如债券、信托、外汇等都是市场化定价的。尤为重要的是,中国金融市场的短端利率,即反映在同业拆借市场的Shibo利率,一推出就是随行就市的。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快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实力了利率市场化的新目标,建立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2013年贷款利率开始下浮30%,存款利率上浮10%,2014年彻底放开贷款利率,2015年又以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依托,放开存款利率。至此,仅以“放得开”的角度观察,中国已不存在利率管制,利率定价还给了市场,由金融机构根据自己的资金情况和风险管理能力自主定价。它极大地调动了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使金融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和产品创新源源不断。据不完全统计,仅中国商业银行提供的理财产品就超过了四万种,而银行间债券市场成为中国最大的固定收益市场。各种金融产品的交易活跃使上海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中心。

  人民币国际化则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对中国提出的新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中心的体系。国际贸易的计价与结算,国际金融的交易和国际储备的形成多以美元为手段。这客观的造成了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三个错配。首先是货币错配,亚洲国家多是出口导向性国家,相互间贸易也十分巨大,但贸易结算货币却依赖美元,一旦美元供应不足,即使得相互间的贸易也难以进行;其次是期限错配,亚洲国家多是经济成长快速的国家,急需资本的支持,尤其是长期资本的支持,但流入亚洲国家的资本却以短期资本为主,出现了期限错配。一旦短期资本流出,不仅经济增长难以为继,而且会出现重大金融风险。第三是结构错配。亚洲国家是储蓄率较高的国家,同时又需要投资,但囿于金融基础设施的孱弱和金融体系的落后,储蓄不能为本国所动员,却大幅度流向国外,表现为巨额外汇储备投资放在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并由发达国家再以直接或间接投资的形式回投本国,出现了储蓄与投资的结构错配。这三个错配构成亚洲国家抵御外部冲击的脆弱性。这既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成因之一,也是其深受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伤害的重要原因。此次金融危机发生在美国,造成美元国际流动性的严重不足,致使亚洲国家的正常贸易和投资以及金融体系稳定性都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为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外部冲击,需要分散美元的风险。而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体,是亚洲国家主要的贸易投资伙伴,人民币因此成为这些国家替代美元的首选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既是中国作为大国适应世界需要而承担的国际义务,同时也是对中国金融体制新的挑战。人民币国际化是主权货币国际化。作为主权货币国际化,它要求该货币是全面可兑换货币,国际收支资本项目是完全开放的,它要求该国的国际收支具有持续稳定的逆差形成机制,形成提供货币流动性的方式,以维持该货币的国际流动性任务,要求该国具有深度的金融市场,以便各国从事交易并利于该国中央银行承担全球中央银行的责任。这对于金融体系尚在发育过程的中国,不啻为高难度动作,并集中体现在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开放上。

  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金融的发生发育,发展的趋向是市场化。本币的价格由金融机构竞争性定价,外币的价格由国际资金的自由流动决定。其指向是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开放。但是国际资本项目一旦放开,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会导致本币对外币价格的急剧波动,并有可能引发类似197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国在1996年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第八条款国要求即实现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开放的情况下,推迟了以人民币全面兑换为标志的资本项目开放。

  面对上述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开放的两难局面,为满足人民币国际需要,中国选择了一条立足于国情的特殊的人民币国际化路线。这条路线可以这样描述:在经常项目中的货物贸易首先开启人民币的跨境计价和结算,以满足金融危机后,亚洲国家开展贸易的现实需要,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扩大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中使用范围以及使用对象,进而再相机决定开放其他国际收支科目,尤其是资本项目的金融科目循序渐进,逐步扩大。显然,这实际上是中国以往改革开放的经验再次沿用。

  2009年7月2日,人民币跨境货物贸易结算在五个城市365家企业对港澳和东盟进行试点,随后扩展到全国所有省份的所有企业,使用地区也扩展到整个世界,使用范围不仅限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在经常项目使用人民币获得成功的情况下,2012年后人民币的使用又扩展到跨境直接投资上。目前,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目前不仅用于经常项目,也用于资本项目。不仅广泛用于国际贸易,而且出现了快速成长的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用于国际投融资。

  在不完全具备主权货币国际化条件的人民币,通过上述的特殊路线的安排,在满足国际需要的同时,也创造了新鲜经验。这一新鲜经验充分体现在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可首先实现本币项目的开放,进而创造了条件,进而对外币的可兑换。深刻含义在于:人民币目前在全球不能完全自由使用,但却可以广泛使用,人民币因此而被国际社会纳入SDR,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之一。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相向而行,为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

  市场深化带来了新的契机。利率和汇率是平价关系,同是资本的价格。人民币国际化要求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而人民币利率的市场化也要求人民币汇率自由化,两者推动的结果就是上海自由贸易区的改革试验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加速。

  上海是人民币本币中心。上海的自由贸易区的改革核心是建立联接人民币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的桥梁。根据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安排,任何一家内资和外资企业在上海自由贸易区注册,可自动获得两个银行账户,即全国各类企业通行的一般账户和上海自由贸易区专有的自由贸易账户。在初始阶段,这两个账户的功能是同样的,境外的资金,无论是外汇还是人民币可通过这两个账户,依照监管的要求流出入。但随后,自由贸易账户将会开始发生变化,试验在该账户人民币与外汇的可兑换。按照IMF的口径,资本账户共有40个科目,中国目前大多数资本项目科目都开放了,仅有三个科目,也是最重要的资本行为主体科目仍然保持管制。它们是:跨境直接投资,中国居民对外负债和中国资本市场开放。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目前这三个科目,虽然对外币还在管制,但对人民币已经不再管制。换言之,外商对华投资或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可以自由的用人民币进行,中国居民可以跨境人民币贷款,跨境人民币发债,中国资本市场可以通过沪港通、深港通进行人民币交易。如果在三个科目下,使用外币的条件与使用人民币的条件对等就是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全面可兑换。如果这三个科目逐一进行这种安排,将使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可兑换有序,有节奏,从而风险可控。这正是上海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账户”所做的实验,一旦实验成功,逐一移植到一般账户上,就意味着中国国际收支资本项目的管制的全面解除。

  上海是中国的金融中心。各银行的金融交易集中于此,形成了市场基准利率---SHIBOR,即上海同业拆借利率。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上海同业拆借利率不仅决定着资金的成本,而且引导着资金的走向,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风向标和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与此同时,上海还是中国资本交易的集中之地,除股票,债券等基础品种外,还是期货和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中心。尤其是近年来,以债券为代表的固定收益产品的丰富化,多样化,使金融市场交易日益活跃。上述种种,使上海开始出现完整的市场收益率曲线,它连接了货币市场,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就是以上海金融市场为标志的。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下,通过上海自贸区,上海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就意味着上海成为人民币的国际金融中心。事实上,2016年中国向世界各类金融机构开放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鼓励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熊猫债,并于2017年宣布在香港及大陆实行人民币债券通,吸引了大批外资,尤其是外国中央银行投资人民币固定收益产品。由此,人民币的利率趋势开始引导人民币的汇率走势。如果人民币的收益率曲线,亦即人民币的利率能覆盖全球的人民币市场,人民币的汇率问题就变成人民币的利率问题。人民币将成为名副其实的“锚货币”。这将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做出新贡献。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由此将与世界的金融融为一体,并开始影响着世界金融的发展格局和引领着世界金融的潮流。

  专栏四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有关金融改革的表述与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内容

  2012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和国内经济金融形势,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就金融改革与发展问题作出多项重大决定。十八大报告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监管,推进金融创新,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序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落实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完善监管协调机制,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高效运行和整体稳定。”

  2017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这一精神指导下,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会议提出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四项重要原则:第一,回归本源,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第二,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第三,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第四,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会议强调,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会议要求扩大金融对外开放,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

  2017年10月18日-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对于金融工作,大会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来源:《大国大金融———中国金融体制改革40年》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18年3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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