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8年4月12日)《商务周刊》记者宁南，把对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的长篇访谈，冠名为《改革仍需过大关》。题目取得好，文章写得好，关键是老先生讲得好。
一口气读完，换一口气再读，接着用舌头咂摸咂摸，的确是“美文可餐”、余味无穷。
老先生78岁高龄，但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立意仍然高远，思路仍然敏捷，更由于多了几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无所畏惧”，于是这篇访谈就更加脍炙人口了。
对于30年发展的功绩归于谁？吴老先生掷地有声：“这一切都应归因于对于旧体制的改革。”至于“为什么至今仍然问题缠身？”他的回答是：“还是来自改革不到位，权力不但顽固地不肯退出市场，反而加强对市场自由交换的压制和控制，以便取利。”行政垄断、微观干预，徇私枉法、公权不彰，“权利搅买卖”寻租条件的存在，导致腐败盛行、愈演愈烈，为此，他“从上世纪末以来，一直大声疾呼要防止‘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坐大”。
对于收入差距拉大这一敏感话题，他首先从“收入不平等源自何处”说起。他的立场是，坚决反对“把‘机会的不平等’和‘结果的不平等’混为一谈”，也坚决反对“把‘反腐’和‘反富’混为一谈”，“鼓动弱势群体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富人开炮’，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提高经济效益和增进弱势群体的福利，都是极其不利的”。
吴老先生在对国内“这种由政府控制并以提高政绩为首要目标的经济体制，如何妨碍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和造成资源耗竭、环境破坏”一笔带过的同时，着力就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呼吁尽快消除对新重商主义的路径依赖。否则，将使我国的企业“依赖于低要素价格和低汇率，缺乏从事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压力和动力，成为斯蒂格利茨所说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户’”，并在“外汇存底大量增加，本国货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陷入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他的结论是，“要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但10多年来收效甚微，“主要困难在于实现这种转变存在着若干重大的体制性障碍”，“出路也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至于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仍“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当务之急”是“退出不该管的领域和管好应该管的事情”，努力去建设一个“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服务型的政府”。“当前，应当在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树立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以建立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治改革”。
通览全文，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一个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问题。无论是资源短缺、环境破坏，还是贫富分化、腐败猖獗，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我们的发展方式出现了重大的偏差。而矫正这种偏差，有赖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贯彻。但要真正加以落实，却始终绕不过调整利益关系的改革。改革要坚持什么取向？毫无疑问是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政治领域的民主化。
有人说，当年义无反顾的改革，是在政治冤狱丛生、经济濒于崩溃情势下的“绝地反攻”，不改革就要亡党亡国了。但现在还有什么动力呢？经济一路高歌，社会歌舞升平，早已失却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时刻”的危机感。尽管总书记时时提醒全党要有“忧患意识”，但真正又有多少人听懂了背后的潜台词呢？吴老先生的这一番解读，倒是真有点醍醐灌顶的意思，也能够让人感觉得出老先生忧心如焚的那一片良苦用心了。
“改革仍需过大关”，但愿吴老先生的这一声呐喊，能惊醒睡梦中人，激发“雄关漫道真如铁”的豪情，下定“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决心！
（刊于《发展规划研究》2008年第4期）
改革仍需过大关
◎吴敬琏/文
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商务周刊》：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现在身在何处？您认为应当如何回答这三个问题？
吴敬琏：对于第一个问题，大多数人的回答一直是很清楚的，只能靠改革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至于改革经济和政治的目标，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以实现社会主义公正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现代市场经济。
经济改革的目标清晰，改革的内容就比较明确，路径和步骤也比较容易设计。这样，1994年以后的财政、金融、外汇管理体制等“宏观经济改革”，1998年以后的国有经济“放小”和“有进有退”以及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革”都进行得比较顺利，大大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为什么至今仍然问题缠身？
《商务周刊》：改革已经进行30年，我们的社会中依然存在一系列严重问题，有些问题，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呢？
吴敬琏：当改革进到中途，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市场化。不打破垄断，不消除行政部门的微观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无从谈起。至于怎么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独立司法，难度可能比立法还要大一些。经济活动参与者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他的办法就只有去结交官府。我把这种腐败动因叫做“寻租的新动力”。
总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转轨时期腐败发生的深刻根源在于“权力搅买卖”的寻租条件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我从上世纪末以来一直大声疾呼要防止“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坐大的原因所在。
收入差距因何拉大
《商务周刊》：有些人认为，目前出现的贫富分化，是由于市场经济过分强调效率造成的。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吴敬琏：为了正确处理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目前我国收入不平等缘自何处。照我看，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根据以上判断，缩小贫富差距的首要措施，就应当是铲除寻租的制度基础，以便从源头上扼制腐败。
混同两种不平等，把矛头主要指向结果不平等的最大问题，是把“反腐”和“反富”混为一谈，不是把矛头指向贪官和“红顶商人”，而是指向中等收入的阶层，如医生、教授、国企高管、中小企业主等一般的“富人”，鼓动弱势群体不分青红皂白地“向富人开炮”，对于促进社会和谐、提高经济效益和增进弱势群体的福利，都是极其不利的。领导和传媒的责任正在于帮助大众分清“富”与“腐”两者之间的区别，团结起来，为发展我国的经济和实现共同富裕而努力。
尽快消除对新重商主义的路径依赖
《商务周刊》：对于中国过去30年持续高速的发展，我们有些什么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还会继续帮助中国获得持续发展吗？
吴敬琏：中国在这30年取得巨大的成就，一个基本原因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不过，这种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政府主导，或者说重商主义的特点。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就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总之，要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诸多问题，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路也在于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消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遗产，建立起规范的市场制度，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的关键是政府自身的改革
《商务周刊》：推进市场化的改革，您认为关键又在何处呢？
吴敬琏：我认为，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我赞成有些经济学家的意见，对好政府有两个要求：一是有限，二是有效。所谓有限，是说它是提供公共产品的，而不是“全能”的。所谓有效，是说它是廉洁奉公，办事有效率，能够低成本地提供公共产品。
我认为在当前，应当在通过思想解放大讨论树立现代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以建立法治为中心推进政治改革。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民主，加强大众对政府的控制与监督，才有望稳步地实现好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目标。
(文章来源：《特供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