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8年3月5日)当下新一轮的改革，和30年前的改革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时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近乎唯一的行政管制手段。而如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臻完善的同时，管理经济社会的手段，也已经是经济、法律和行政并用了。但是，无论是在官方的文件还是在大众的语境中，行政手段作为计划经济的遗产，不是被人诟病，就是限定在一个极小乃至不断走向消亡的范围内。而经济手段是天经地义的，法律手段则更被披上了“现代”和“民主（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神圣光环，变成了至高无上的“绝对真理”。

于是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起来的现状认同下，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得出一个结论：改革已经失去了意义，蜕变为一场历史的陈迹、一句空洞的口号和一个美丽的标签。因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国家对于经济社会的管理，又在不遗余力地实施“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只要法律执行到位了，一切问题似乎都可以迎刃而解、四脚落地了。

这里隐含了一个前提：现行法律都体现了“万古不易”的真理，都是正确的。果真如此吗？我看未见得。

正在此时，读到了秋风先生的大作：《民众是30年转轨的驱动力量》，其思想之深刻、观点之鲜明、逻辑之严密，论证之有力，令人痛感酣畅淋漓，不禁拍案叫绝。

在简要回顾30年改革历程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民众是天然的变革者，尽管他们自己往往不能意识到自己个人努力的广泛经济、政治与社会后果。”这显然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逻辑并非停止，他接着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就是改革的立法者，甚至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立宪者。”

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模式，其实就是“民众即基层政府自发地突破旧体制，试验一些新的替代性制度，再由政府予以认可，变成政策，进而变成法律，甚至宪法”。用我自己多年来的习惯性表达，就是“农村包围城市、地方影响中央”。小平同志深得毛泽东当年革命大思路的精髓，对于改革，同样如法炮制，结果成就一代伟业。

30年前没有规矩方圆，只有意识形态，于是解放思想，辩论实践是否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30年后，虽有意识形态（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论，或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规矩方圆因法律体系的完备和权威而日见强势，于是解放思想就不知道再如何着力和下手了。

然而，人类社会是在发展着的，民众对于更美好生活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于是，“这样的变革模式就注定了民众为增加自己利益而自发创新的努力，必然与（现行）法律、政策发生冲突。不要说民众的自发创新是违法的，即便政府为了推广这些做法而制定的政策，通常也是在原有法律尚未废止的时候出台的”。于是，一种新的迷信和僵化出现了：“有些人开始成为法条主义者，在他们看来，民众超越法律进行规则创新的活动是不可容忍的。否则，人们随意违法，哪有法治可言？”

岂不知，法条不过是特定时期法理的固化。法条的正确，在于法理的相符；而法理的正确，又在于实践的检验。我们必须承认现行法律总体上的正确性，但也无可否认其中存在的某些弊端。法律在对经济社会的管理作出种种有益规范的同时，似不经意地，也给无数的政府部门授予了权利。在中央部门立法的普遍模式下，更为部门利益的法制化洞开了方便之门。“依法治国”的方略，于是成了某些部门束缚基层民众创新和突破的“口实”。当发现如此仍然无法加以约束的时候，便力推“垂直领导”，重返“条条专政”。在此情境下，顺应发展大势的特别是反映民众“根本利益”的“创新性违法”，恐怕正是中国深化转型期改革的又一次“摸着石头过河”。

法条主义是法治社会背景下新的思想禁锢。不顾民众的诉求和实践的呼唤，力图把转型期带有过渡性质的法条“神圣化”，是一种危险的倾向，也是这一轮需要解放的思想之一。而新一轮的改革，正在于合理的“创新性违法”！

（刊于《发展规划研究》2008年第2期）

民众是30年转轨的驱动力量

◎秋风/文

谁的改革？

很多人通常把这个变革过程概括为“自上而下的”改革。从语义学上说，选用“改革”一词本身就隐含了自上而下的含义。有很多人对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成就十分自豪，其实主要是因为过去太糟糕了。当时的标准说法是，“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普通民众深切感受到旧体制之祸，追求自由、权利和幸福的本能，驱使他们回避或者突破旧制度的不合理限制。其实，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有农民私自冒险实施承包制、分配自留地，城市民众自发经商的冲动也始终未能完全压制，“黑市”在所有城市一直都存在。可能正是这些非法的市场因素的存在，才让那套正规体制不至于立刻崩溃。

 考察过去30年间种种改革措施就可以发现，获得成功的所有改革措施，最初都始于民众的自发努力。民众是天然的变革者，尽管他们自己往往不能意识到自己个人努力的广泛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后果。

民众是“立宪企业家”

历史上各式各样的变革，大概可以归入两类：深思熟虑型和随机应变型，或者说变法型与实用主义型。如果政府和人民十分尊重法律，那变革通常会且必然会采取变法型进程。

当代中国人却没有这种对传统或法律的信念，所以，中国的改革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实用主义进程。为什么会采取这一进程？主要原因是，旧制度是依据一整套的意识形态人为建构起来的。中国变革的基本模式因此就确定了：民众及基层政府自发地突破旧体制，试验一些新的替代性制度，再由政府予以认可，变成政策，进而变成法律，甚至宪法。当年小岗村农民决定把土地包产到户，实际上突破了原来宪法中关于农村土地产权和经营模式的规则，而确立了新的宪法规则。

“创新性违法”推动转轨

当然，这样的变革模式就注定了民众为增加自己利益而自发创新的努力，必然与法律、政策发生冲突。不要说民众的自发创新是违法的，即便政府为了推广这些做法而制定的政策，通常也是在原有法律尚未废止的时候出台的。改革采取的进程通常是政策先行，待政策的效果稳定下来之后，再以制定法律、修订宪法的形式予以固定。

确实，守法是社会维持基本秩序的前提。但是，民众守法的前提却是，法律本身是真正的法律，而不是随意的命令。显然，并不是所有法律都能做到这一点，以计划体制为基础的旧的法律体系，显然做不到这一点。

中国仍然处于转型过程中，一方面已经确立民主、法治、市场、自治等目标，且已多少体现在宪法及部分法律中。但另一方面，旧体制之手仍然束缚着新的社会格局，法律体系中仍然保留了很多体现权力控制的条款，它们经常表现为法律中的限制性条款：宪法或者别的法律已经授予民众某种权利，但同时却有另外一些条款限制，甚至从根本上取消这种权利。但是，这种限制性条款是不合理的，从长远来看必然是要被废除的。

明智是政府的美德

话说回来，民众自发创新规则的努力最终能否带来预期的后果，与政府有极大关系。要让新规则在相对宽松的制度环境中生长，逐渐替代旧规则，变成正规的法律，进而编织出新制度，实现新旧制度相对平稳的转轨，需要另一个推动制度转型的要素：各级政府官员尤其是治国者的明智。这种明智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种明智是“善意的疏忽”。第二种明智是善意的回应。把民众事实上的权利、利益，变成法律上的权利、利益，从而推动制度体系的良性演进。

成功的规则体系变革过程必然呈现为一个“多中心立宪秩序”：一方面，民众分享了立宪的权利，并在人们也想象不到的方向上进行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及治国者也明智地容许民众进行规则创新，并及时地将其成文化、系统化。上下两层立宪企业家的配合，乃是社会大变革得以有序进展的基本动力。

（文章来源：《特供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