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8年5月4日）读完李红平、邓科两位记者对长治市市委书记吕日周“为官生涯”的真实写照，心中几多感慨：在我们党内，这样心怀赤诚的党员的确不多；而我们的党，对这样“忠贞报国”的理解和支持，实在又是太少太少了！

在我来看，吕日周的“悲剧”，在于他始终是一个“独行侠”，是一个“独行侠”的天马行空、单打独斗。他所做的事情，触及了官场通行的潜规则，也考问了官员们的道德底线，他实际上是处于一个极其危险的政治处境。由于他是一位“飞鸽牌”的外来户，是一具行将“寿终正寝、淡出江湖”的政治生命，是一株没有参天大树庇荫的“小草”，再加之他独来独往的行事风格，他的“黯然销魂”也几乎是必然的。
    在中国，改革者往往没有好下场。改革者为理想和信念而生存，而奋斗，对于这些中国人的“脊梁”，我始终心存感激、心生钦敬。在我们这个照鲁迅先生说来，连“搬一张桌子都要闹到流血”的社会，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斗士”，实在是民族的精英和希望。没有他们的付出和牺牲，大国的苏醒和崛起，几乎没有可能。正由于此，我对他们用了钦敬的字眼——钦佩乃至敬佩。

然而，正因为身处险境，这些改革者才更需要政治家的智慧。如果说经济学是关于成本和收益的权衡，那政治学不就是反对和拥护的博弈吗？在一个现实的世界里，我们固然钦敬三闾大夫的“举世皆浊、唯我独清；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高风亮节，但屈原终究无可避免“是以见放”的窘迫和困境。还是遇见他的渔夫说得在理：“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

在文中，我们很难看到吕作为一位泱泱300多万人地级市的一把手，所能调动的“有组织的力量”。毫无疑问，他所作出的对于“太平官”的无情鞭策，对于官员履职的严厉督查，本来都可以通过他所兼任的权利机关的首脑地位——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作为，得到更好的贯彻和推行。既然代议制的民主制度，已经赋予了你及你所在的机构以合法的监督权和罢免权，那你为什么不让他“假戏真唱”，就是那么一回事呢？

即便是动用类似的手段，譬如考核干部、舆论监督，也有一个政治运作的问题。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让更少的人反对自己而更多的人拥护自己。你如果是先去摸摸那些态度恶劣、民愤极大的少数“典型”的“头皮”，而不要动辄伤及“我本善良”的“秦来英们”，或许是一个更加明智的选择。你在果断动用组织手段、以明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用人导向，和给“干净干事”者以希望的同时，你本可以不去撰写《给太平官画像歌》此类的文字，或者始终如一地保持它的匿名状态，因为“上山问路、入境随俗”，官场的潜规则就是“少说而多做”，至于敏感问题，更是“不说也要做”。

也许是留给吕日周的时间不多，所以他才不能选择“四平八稳”和“按部就班”；也许是我们之类的看客，多半“站着说话不嫌腰疼”。譬如吕的深入基层、下到深井，“依然有人认为吕日周是在‘作秀’”。照吕本人的说法，“那你们也一年骑自行车1000多里啊，也早晨6点去上党课啊”。是的，在一个忧患意识日见衰微的“太平盛世”，吕的行为的确有些“另类”。但吕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令人“心向往之”。在心生钦敬的同时，我写下了上面的这些话，希望不致造成对“吕日周们”身上所体现的传世精神的亵渎。

(刊于《发展规划研究》2008年第5期)

揭开吕日周“为官生涯”的真相

◎李红平  邓科/文

2000年2月，在山西省体改委主任的位置上坐了整整10年之后，55岁的吕日周获得了可能是他官员生涯中的最后一次机会：出任长治市委书记。

挑战“太平官”

吕日周一上任，即把改革的重点“对准”了官员队伍。

1996年，吕日周曾经受邀在省政协向各级官员们发表对形势的看法。吕日周大胆断言，曾经在计划经济时代名列全国中上游的山西，之所以在改革开放后逐渐落后，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力度不够”。改革开放力度不够的客观原因，吕日周分析了几点，包括不沿海不沿边的地理位置、中庸哲学的深刻影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传统农业等等。而这些客观因素作用下得出的一个共同结果，便是“官本位”意识的强大和“太平官”的盛行。

“道德权威”的确立

重整吏治，吕日周采取的第一步，是一把手“带头、带领、带动”。

吕日周带头深入百姓家中调研、住宿的故事在长治被广泛地宣扬和传播。人们在当地的新闻报道中，往往会看到这样的句子，“市委书记吕日周同志骑着自行车，到××地调研。并于次日清晨6点，给当地党员上党课”。长治市委办公厅提供的数字是，以2001年为例，吕日周下基层达到209天，住工厂、学校、农家86夜。

另一个触动了许多人内心的例证是，2001年岁末，在全国煤矿事故接连不断的时候，吕日周到沁源县晋阳煤矿，沿着只有2尺高的坑道，下到600多米深的井下检查工作。一些工人说，别说市委书记、县委书记，就连村支书也没到过井下啊。

舆论监督牌

然而，道德楷模的确立，或许能够在短时间内扭转民众对官员的印象，但官员的官气并不是感受一下山沟里的寒风，便能够彻底“冻掉”的。

2000年4月，这位就任仅两个月的市委书记便真切地体会到了“落实”的艰难。2月份，吕日周在上任之初的调研中发现拖欠教师工资严重，当即要求马上解决欠发教师的全部工资。结果，有的采取县委书记、县长带头停发自己的工资，宣称拖欠问题已经全部解决。然而，4月5日，吕日周到沁源县王陶村“暗访”，赫然发现学校依然有23名教师3年未领到工资。

前面的宣称被证明是一场谎言。王陶村的问题，因为市委书记发现了，自然好解决——吕日周要求分管教育的乡党委副书记在次日中午12时的最后期限内全部补发工资，否则摘掉官帽。结果，当天夜里，问题便得到了解决。

可大量没有发现的怎么办？吕日周想到了舆论监督。当地一位政界人士说，吕日周实际上选择了一套现成的制度安排，来发动、动员乃至于“逼迫”被他称为“懒惰”的官员们。

“威权政治”＋公开政治

舆论监督在市委书记的支持下，在长治被发挥到极致。长治市委办公厅提供的信息显示，从2000年3月10日至2002年9月23日，吕日周共对《长治日报》和《上党晚报》批示274次381条。

有分析者认为，可以看出，吕日周具有威权政治的倾向。

不过，在吕日周的思路中，威权政治并不是唯一。或者说，实现其威权政治的手段，并不完全是靠威权，他的另一砝码，便是公开。

不管是威权政治还是公开政治，对吕日周而言，他都还是把这当作一种手段，而这一切的核心，还是效率和成效。

人治与法治之争

毫无疑问，吕日周在长治进行的这一系列实验，有着浓厚的“人治”色彩。但法治化的尝试应该说已经开始。从今年起，长治市已经开始将单纯的舆论监督扩展成为“五大监督”，即以纪检委牵头的党政监督、以人大牵头的法律监督、以政协牵头的民主监督、以统战部牵头的民主党派监督和以新闻媒体牵头的舆论监督。与此同时，“威权政治”的实施方式，在长治已经开始试图从领导的批示转向制度化和程序化。吕日周对此的概括是：实施寻找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公开问题、追究责任(撤、免、停、调、罚)“五步曲”和让干部过“三关”(寻找问题关、追究责任关、在党内民主测评基础上增加群众民主测评关)。

但对于自己的前途，吕日周依然表示出一种矛盾的心态。他说，他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够被上面认同，但是，也做好了万一不被认同的准备。

 (文章来源：《中国政府运作案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