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了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在此之前，他与美国总统奥巴马有过不拘一格的“庄园会晤”和轻松自然的“瀛台夜话”，也有过在其他国际多边场合的会见，但是刚刚结束的这次访问是习近平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第一次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也将是奥巴马在任上接待的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习主席的国事访问。
增信释疑
这些，已经很重要、很有象征意义，不过都还是形式上的。从内容上看，无疑也是更重要的，习近平主席的这次国事访问实际上是一次真正的增信释疑之旅，是他更正式地与奥巴马总统就中美关系开展坦诚沟通，用更加明确无误的阐释，详细阐明了为什么中美需要拓展合作，而不是互疑，更不是对抗。中美两国对抗不起、冲突不起，而中美合则两利（甚至多利！），斗则两伤（乃至多伤！）。毕竟，时代已经不同了，今天和今后，由于全球化而带来的互相依存，诸如零和游戏、丛林法则、冷战思维，都已不再合潮流、不合时宜；而且，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的第一目标依然是发展，是通过发展实现文明、富强、民主、和谐。为了这些基本的和长远的目标，中国一方面要坚持改革和开放的基本国策，另一方面要继续和平与发展的外交路线。这些，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战略选择，中国没有理由不坚持。这些是在重大外交场合讲的，却不只是外交辞令，更绝对不是空口号。
这些道理，习近平主席讲过多次，中国前几位最高领导人讲过多次，中国其他领导人也讲过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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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关系的特珠性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中欧都有着悠久的文明。中国是东方文明的发源地，欧洲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第二，中欧都包含着广袤的大陆、众多的民族和丰富的文化。第三，中欧之间没有直接的主权、领土和地缘政治的纠纷。虽然近代从八国联军侵华到二战期间（如德国、意大利）有过历史恩怨，但总体上而言，欧洲的主流国家（如英国、法国）在二战中和我们是合作的。1945年以后的七十年中，中欧关系不像中日、中印、中美关系，有的有领土纠纷，有的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有的甚至还有过局势冲突，中欧关系不存在这些纠纷，二战后我们与欧洲国家再没有过直接的冲突和对抗。第四，中欧都是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体。第五，中欧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可以有很多合作、互补和相互借鉴的地方。第六，中欧之间是重要的战略伙伴。
中欧关系的共性要大于相互之间的差异。欧洲是发达的经济体，它的社会发展程度、文化教育程度、科技创新和管理水平总的说来都高于我们。而中国是正在进一步改革开放、更加可持续发展、日益实现中国梦的大国，所以，二者之间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和合作空间。
现在中欧还有一个新的合作空间，就是中欧合作援助第三方。比如说援非，原来是中国援非，欧洲援非，但是中欧基本没有合作援非，这将是历史上第一次中欧（中法）合作支援第三方。中欧合作援助第三方将是中欧合作的新领域。所以，中欧关系现在的定位是全方位的合作伙伴。
然而，中欧关系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欧关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当时正处于东西方冷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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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遭遇现实政治时的“陷阱”
第五个其实是不得不说，虽然我们还很难明确要怎么做。任何一个社会科学，任何一种看问题的方法，任何一种概念，它不是纯而又纯的科学和学术，它其实是非常政治化的。妇女运动、社会运动、民族解放运动、黑人运动、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它是后来演变、积淀，提升为好像是很学术的概念，范式、方法甚至模式、数据，但事实上它不是那种纯而又纯的一个东西，它永远是在现实中，包括现实的实践、现实的利益冲突、现实的政治较量，在这里面产生，这个意思讲得再透点就是说，就像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法治、人权，包括生态，我们有大量的工作要完善，要做，我们的环境也很差，我们的法治也不健全，等等，连教育、医疗这些指标，甚至有些还在下降。我刚刚还查了一下，好象我们现在的文盲比以前多了。毫无疑问，这些领域有无数的地方令人不满意，令人着急，不管是学者还是普通人，不管是当事者，还是领导人，都着急的那些事，还要改善。我觉得李小江最近写了好多是不错的，其实这里面有看不见的政治存在。因为我也参加好多学术的、半学术、半政策的那些研讨会、对话，觉得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例子，汇率和劳工权益，其实我们有点两难，道理是一样的。就事论事，确实汇率还有待调整，就劳工标准谈，我们当然还很低，甚至还有拖欠工资的，但是鱼和熊掌，我倒不是说因为鱼和熊掌的关系我们就只好舍弃，而是说你就得摆平，你就得稳步地走，但是在性别主义这个问题上，它确实是有很强的政治性，因为它涉及到男女的地位怎么能够更平等，或者说更合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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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实践的理论梳理
第三个，甚至是更重要的，那就是对我们来说，在中国这样一个语境下，怎么来看女性主义这样一个看问题的方法。因为我们在1970年代末，“四人帮”一倒台，大家考进大学来学习。因为对外开放了，我们接触到很多新的理论，很多新的方法，而且确实有点如饥似渴，饥不择食，确实称得上一次思想解放。那个时候，缺乏选择、鉴别和分析地接受西方的理论和方法，囫囵吞枣，甚至是有点盲目，怀着一种部分是崇敬、部分是敬畏的心情，甚至还有几分迷信的态度来介绍和学习。但是经过这么多年，我觉得现在到了一个时候，我们中国的研究者应该比较客观和冷静的来看待这些新的理论和新的方法。因为我们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从秋瑾她们开始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才走到今天，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自己近代以来的历史一开始就和女性解放有关系。像辛亥革命，一开始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妇女的缠足问题。“五四”以后，不但是解开了足，而且很快，女性也可以穿裙子了，可以上学了，至少在大城市的知识女性，比较有地位的家庭的女孩子是这样，她们甚至也可以参与政治，这个在所谓的“发展中国家”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又是一个几千年的男权—父权—夫权的社会，其实女性是被压迫得最深的，因此从一开始起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反抗形式，它通过革命的形式，甚至女孩子参军的形式，用一种暴力革命的形式来解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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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妇女研究会给了这个讲座的任务，我也感觉是个“压力”，今天主要就把自己这些年想到的性别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与大家交流一下，用了一个比较醒目的题目，叫做“陷阱”，其实就是说性别研究里面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到国外学习时才第一次接触到性别研究，实际上，那个时候性别研究在欧洲也刚刚兴起不久，或者说刚刚变成一种比较热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我刚去的时候也不明白，性别研究这个词（GENDER SDUDIES）究竟是什么意思，至少通过一个学期的听课和阅读、讨论，大致弄明白了这个GENDER SDUDIES作为一种方法指的是什么。它不是说只要由女性学者来做的研究就一定是性别研究，更不是说只有由女性学者来做的研究才是性别研究，而是说我们看世界，要有一个GENDER的视角。GNEDER一词，我觉得应该翻译成“（男女）社会性别”。换句话说：社会性别问题，并不一定要由女性来研究，而女性研究的，也不一定就具有社会性别的视角。另一个概念feminist也是这样。当然许多做性别研究的人是feminists，我们在中国文里把它翻译成 “女性主义者”，甚至一开始还把它译作“女权主义者”，但我1980年代去欧洲学习的时候发现有些男性教授也自称是feminist，或者说是从 feminist的角度去研究社会性别，也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去研究社会问题和社会变迁。也许feminist这个词翻译成“（男女）性别平等主义者”更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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