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金融]从风险权衡看债务风险
2024/5/27 10:31:00
 
  在具体展开之前,还要确立三点基本认识。第一,我们处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风险是守恒的。第二,风险可以被分散、转移,但不能消灭,宏观上转移风险也很难,除非转移到其他国家;有观点认为应该尝试消灭风险,甚至有些观点认为在某些领域、某些方面、某些事情上没有风险,其潜在含义是风险可以消灭,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三,人们可做的就是权衡风险,做出合适的选择。在微观、宏观等不同层面上,权衡风险所遵循的规则也是不一样的。
  市场经济就是债务经济,不要试图拒绝债务
  第一,小农经济的观念认为债务是坏东西。
  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很多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小农经济的观念认为债务是坏东西,“无债一身轻”。将债务本身等同于风险,债务增长等同于风险扩大。因此,我们经常根据债务规模大小、增长速度去判断风险的变化,这种判断风险的方式毫无疑问是片面的。
  在宏观层面上,至今仍有债务越小越好的认识倾向。但事实上,债务不是越小越好,也不是越大越好,而需要适度。怎么才能适度?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最优适度债务比率也是不同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虽然在微观层面上,存在债务无序扩张现象,但看待债务问题需要区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在小农经济观念中,债务被当成一个坏东西,会不由自主地拒绝债务。尽管有时被迫形成很多债务,但在认知上总是觉得债务还是少点更好。
  然而,实际上拒绝债务也是有风险的。一是在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做出选择是有风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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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改革]基于国家治理的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2024/4/18 13:11:00
 
  财税体制改革并非政策上的修修补补,也不是隔靴搔痒,而是要展开一场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变革,是一次立足全局、着眼长远的制度创新与系统性重构。
  关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需要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从三个“有利于”看财税体制改革的整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财税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加快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建立公平统一市场、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代财政制度,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这三个“有利于”实际是化解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风险挑战,通过财税体制的系统性改革和重构来夯实国家治理基础,为我国发展的可持续注入确定性。这必须要有整体思维,树立一盘棋思想。
  二是财税体制改革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否稳固。当前,我国财税体制及其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过去财税体制改革主要是基于经济维度,其总目标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发展,旨在化解短缺经济衍生的系列风险,其改革路径是放权和分权,目标具有单一性。而当前的财税体制改革是基于国家治理的要求,其总目标是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高质量发展,旨在防范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持续的风险,其改革路径是治权,通过财税来约束公权,保障民权。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物质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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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财政政策需要新范式
2024/3/19 9:54:00
 
  高度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是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的基本特征。对此,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出了一系列政策安排。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也是政府为经济社会注入确定性的主要工具和途径。
  全球经济的波动性、国内经济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叠加,是造成当前经济高度不确定并带来各种严重风险挑战的根源。当前经济复苏不稳、房地产业转型艰难、政府债务结构失衡等风险挑战,都还只是经济发展中的表象,更深层次的是新阶段的经济底层逻辑变了。
  这种底层逻辑的变化用传统理论是难以阐释的,也使得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效果不如新阶段之前。政策注入确定性的效果下降,意味着不确定性的扩大和风险公共化的增强,由此也隐性改变着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作用变强呈现为世界性的现象,试图为市场、为发展构建新的确定性。安全、去风险、可持续,等等,这些热词反映出世界各国面对不确定性和风险挑战的回应和宏观政策取向。
  主流经济学是以“非均衡-均衡”为理论范式的,矫正非均衡,逼近均衡,这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追求,也是解释经济运行、经济危机的基本逻辑,所有的矛盾、问题和危机都隐藏在非均衡之中,全球经济的问题也是顺着这个逻辑延伸,归因于非均衡,如供需失衡、贸易不平衡、不平等竞争、实力不均衡,等等。国际社会的争吵都源于这个观念。
  为了干预非均衡,自发明了“政策”这个工具以来,形成了复杂的公共政策体系,都是为此服务的,财政货币政策无疑都是实现经济均衡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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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助推人的现代化
2024/3/19 9:50:00
 
  一、社会保障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是以人为本
  中华民本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脉。我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肇始于夏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定型于汉代。自孟子明确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以来,民本思想逐渐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的主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提出后,“天人关系”开始向人倾斜,天命、天道、天理与人命、人道、人理的关系发生改变,民变为天。随后富民、利民、乐民、忧民渐渐成为主流。我国几千年历史底蕴提供的丰富思想文化资源,衍生出“为民服务”政治价值观,也将支撑起以人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
  从物本逻辑转变为人本逻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底层逻辑的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是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其“新”在于突破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将现代化从物的逻辑、资本的逻辑,转向人民的逻辑。应从三个维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即物质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是三个层次,也是接续的历史过程和阶段。进入新阶段,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基于人的自由与发展,具有逻辑上的内恰性和一致性。
  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冲不确定性风险
  经济社会演化是非线性的复杂动态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不确定性过程。追求现代化,离不开两类“破坏性创造”:一是制度的破坏性创造,二是科技和生产生活方式的破坏性创造。两者互动,既有规则构建的秩序及其带来的确定性在“破坏性创造”中不断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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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平台经济政策环境的三点政策建议
2024/3/19 9:39:00
 
  一、 我国平台经济发展遭遇困境
  平台企业后劲不足。2023年,收缩业务、优化人员结构、削减营销费用、减少业务创新来降本增效,已成为平台企业“活下去”的无奈之举,尤其是规模较小或处于初创阶段的平台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裁员实现减负。平台企业人才吸引力下降,从净流入变成净流出。
  平台科技创新投入“有心无力”。当前,支持和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措施尚未出台,平台投资面临较高合规风险,外资大幅降低对中国平台企业的投资速度,平台企业布局下一代互联网、通用大模型、量子计算等方面“畏手畏脚”。
  二、平台经济的政策环境亟待优化
  2021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了《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2022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但目前尚未见到包括“绿灯”投资案例在内的具体政策出台,政策评估机制、风险监测和应急处置机制仍显不足。
  平台企业除了需要根据《反垄断法》规定,对达到法定标准的投资并购活动进行经营者集中申报以外,还需要根据行业主管部门的内部规定,对各类投资并购活动进行单独申报。审批流程的增加,延长了投资并购完成的周期,也增加了不确定性,一定程度对企业的投资意愿产生抑制。
  平台经济无地域边界,业务多属性,部门化、条块化、属地化监管模式相互冲突,多头执法问题涌现。具体监管政策释放的信号与中央倡导方向时常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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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金融]财政政策提质增效的四个条件
2024/3/19 9:27:00
 
  在调整国家宏观调控模式方面,应该以宏观治理为基础,由中央统一调控发力,并回归调控的宏观性,转向风险预期管理,提升宏观调控政策效能,降低地方财政风险。宏观调控政策应更加注重对市场的调控,通过市场引导企业。
  因此,应深化宏观调控的空间属性认识,针对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投资,应做与人口空间布局变化趋势相匹配的评估,调整经济社会主体空间形态变化中的基本空间单元,与新发展阶段区域一体化趋势相适应,避免国家发展职能在空间形态上的碎片化、原子化。同时,打破地理均衡发展思维,不要用同质性政策解决不同区域的非同质性问题,减少公共资源的空间错配。
  在优化央地债务结构方面,逐步提高中央债务规模占比、降低地方债务规模占比,扩大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空间,提高中央对债务风险的防控能力。从国际经验来看,无论是跨周期还是逆周期调节,实现政策效果最优的方式都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共同发力,有利于形成有效的政策组合,并扩大政策空间。相较地方,中央拥有更强的债务风险防控和化债能力,可以有效降低我国整体债务风险。
  在避开负债率和债务率的顺周期效应方面,要实时观察经济运行的动态变化,高度关注政策在经济上行和下行条件下产生的顺周期效应。我们需要根据经济运行的特征来选择相应的政策基准,防范政策自带风险的扩散。
  在强化地方资产负债表管理方面,要更加关注对资产端的管理,提高有效资产的形成率、利用率。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构建起资产负债表管理框架,当前主要关注的是债务侧,忽略了与债务关联的资产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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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保制度的可持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确定性
2024/2/23 9:38:00
 
  一、社会保障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逻辑是以人为本
  中华民本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脉。我国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肇始于夏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定型于汉代。自孟子明确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以来,民本思想逐渐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的主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提出后,“天人关系”开始向人倾斜,天命、天道、天理与人命、人道、人理的关系发生改变,民变为天。随后富民、利民、乐民、忧民渐渐成为主流。我国几千年历史底蕴提供的丰富思想文化资源,衍生出“为民服务”政治价值观,也将支撑起以人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
  从物本逻辑转变为人本逻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也是社会保障制度底层逻辑的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是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其“新”在于突破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将现代化从物的逻辑、资本的逻辑,转向人民的逻辑。应从三个维度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即物质的现代化、治理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这三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是三个层次,也是接续的历史过程和阶段。进入新阶段,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和社会保障制度的转型——基于人的自由与发展,具有逻辑上的内恰性和一致性。
  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对冲不确定性风险
  经济社会演化是非线性的复杂动态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不确定性过程。追求现代化,离不开两类“破坏性创造”:一是制度的破坏性创造,二是科技和生产生活方式的破坏性创造。两者互动,既有规则构建的秩序及其带来的确定性在“破坏性创造”中不断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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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2024/1/3 10:18:00
 
  导语:城镇化、低碳化、金融化、数字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态势,其中数字化趋势最为明显。数字化改变了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底层逻辑,不仅使生产工艺、生产组织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思维方式的改变,将会形成新的思维范式和研究范式。
  数字经济的竞争是场景的竞争
  因为数字化实际上已经颠覆了传统理论知识为我们带来的诸多认知。传统知识理论带给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一个三维的世界,依赖于实验验证的自然科学再怎么发展我们也只能认识到三维世界,但是,数字化有可能使人类的认知超出三维世界,实现四维、五维,甚至更多维。数字革命推动人类文明形态走向数字文明,意味着人类有可能既生活在三维世界,也同时生活在超三维的世界之中。虽然人类的肉身无法进入超三维世界,但是人类的生存生活发展以后是靠超三维世界来支撑的,人类的未来财富增量都将来自于超三维世界当中。这意味着在三维世界中遵循的一种普遍逻辑,即真与假、是与非的二值逻辑在超三维世界中不再适用了。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比如竞争问题。工业经济中的竞争就是形成产能之后产品、服务的竞争,也是价格的竞争,但数字经济的竞争是基于场景的竞争,是在投产之前就开始了的竞争,竞争的规则和方式改变了。场景的构建,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力。新的场景,将是新的赛道。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这一要素是虚拟的,可无限次重复使用,在重复使用过程中其价值递增、成本递减,由此彻底改变了工业经济的生产函数,将成为财富价值的主要来源。
……
 
 
 
数字经济的竞争是场景的竞争
2023/12/20 9:54:00
 
  新的场景,将是新的赛道
  数字化实际上已经颠覆了传统知识理论为我们带来的诸多认知。传统知识理论带给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一个三维的世界,依赖于实验验证的自然科学,这再怎么发展我们也只能认识到三维世界,但是,数字化有可能使人类的认知超出三维世界,实现四维、五维,甚至更多维。数字革命推动人类文明形态走向数字文明,意味着人类有可能既生活在三维世界,也同时生活在超三维的世界之中。虽然人类的肉身无法进入超三维世界,但是,人类的生存生活发展以后是靠超三维世界来支撑的,人类的未来财富增量都将来自于超三维世界当中。这意味着在三维世界中遵循的一种普遍逻辑,即真与假、是与非的二值逻辑,在超三维世界中不再适用了。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比如竞争问题。工业经济中的竞争就是形成产能之后产品、服务的竞争,也是价格的竞争,但数字经济的竞争是基于场景的竞争,是在投产之前就开始了的竞争,竞争的规则和方式改变了。场景的构建,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力。新的场景,将是新的赛道。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这一要素是虚拟的,可无限次重复使用,在重复使用过程中,其价值递增、成本递减,由此彻底改变了工业经济的生产函数,将成为财富价值的主要来源。实际上,数据就类似于数学中的虚数,看起来虚,而在价值创造上一点不虚。它跟其他的生产要素性质是不一样的,正因为是虚拟的、非实体的,所以,它超越物理空间边界,通过数据构建的虚拟空间和场景是不受时空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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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2023/12/20 9:40:00
 
  数字经济的竞争是场景的竞争
  因为数字化实际上已经颠覆了传统理论知识为我们带来的诸多认知。传统知识理论带给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一个三维的世界,依赖于实验验证的自然科学再怎么发展我们也只能认识到三维世界,但是,数字化有可能使人类的认知超出三维世界,实现四维、五维,甚至更多维。数字革命推动人类文明形态走向数字文明,意味着人类有可能既生活在三维世界,也同时生活在超三维的世界之中。虽然人类的肉身无法进入超三维世界,但是人类的生存生活发展以后是靠超三维世界来支撑的,人类的未来财富增量都将来自于超三维世界当中。这意味着在三维世界中遵循的一种普遍逻辑,即真与假、是与非的二值逻辑在超三维世界中不再适用了。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比如竞争问题。工业经济中的竞争就是形成产能之后产品、服务的竞争,也是价格的竞争,但数字经济的竞争是基于场景的竞争,是在投产之前就开始了的竞争,竞争的规则和方式改变了。场景的构建,决定了企业的竞争力。新的场景,将是新的赛道。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这一要素是虚拟的,可无限次重复使用,在重复使用过程中其价值递增、成本递减,由此彻底改变了工业经济的生产函数,将成为财富价值的主要来源。实际上,数据就类似于数学中的虚数,看起来虚,实际上一点不虚,它跟其他的生产要素性质是不一样的,正因为是虚拟的、非实体的,所以它超越物理空间边界,通过数据构建的虚拟空间和场景是不受时空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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