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就像社会的“血液”

　　《货币之母与风险之锚》讲了很多与财政相关的话题，但对很多人来说财政听起来似乎很远——它和我们普通人到底有什么关系？

　　尽管“财政”这个词源于国外，但它的本质是以社会财富为载体的风险分配机制，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税收方面，人人都是潜在的纳税人；支出方面，财政涵盖教育、医疗、养老、环保、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地铁、公立医院、电力补贴、公交运营、垃圾处理、自来水供应等，看似平常，但背后都有财政的支持。

　　财政就像社会的“血液”，通过“收-支”循环维持国家机器、整个社会和经济的正常运转，而每一个社会成员则像细胞一样，离不开社会机体中的血液，并支撑着整个社会机体的活力和健康。很多人并不直接感知财政的存在，是因为它的功能经常是间接发挥的。我们要讨论的不是“要不要财政”，而是“财政怎么样”的问题。一旦财政出现困难，公共服务质量下降，最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老百姓。

　　很多中国企业天生就是“国际化”的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是当前政策重点。近期，潮玩头部公司泡泡玛特的IP角色拉布布（LABUBU）不仅国内火热销售卖到断货，海外门店也排起长队，“一布难求”。拉布布的全球火爆对于中国消费市场带来什么启示？

　　拉布布的火爆不仅是商业成功，更是文化输出的典型。它不仅卖产品，更传达创意和文化符号，体现的是文化经济的融合。文化强国不能脱离商业和贸易，文化只有渗入其中才有活力、传播力和影响力，纯粹的文化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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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字革命背景下，“数据资本化”并非仅是照搬工业时代会计逻辑把数据当作无形资产，而是触发底层经济逻辑的重构：从实体化、线性化、二值逻辑，向虚拟化、非线性化与“量子逻辑”转变。数据价值具有或有性、场景依赖性，其资产属性往往取决于应用场景与能否变现。

　　在形成路径与特征方面，刘尚希表示，数据资本多由用户行为产生（行为数据为主），并呈现非排他性、可共享、使用越多反而越增值等特质。这一特性使得传统生产函数与边际收益规律发生变化——边际成本趋近于零而边际收益可能递增，进而要求我们以不同于工业时代的函数与计量范式来理解经济活动。

　　对于经济主体关系的重构，刘尚希表示，生产者角色正从“控制者”转向“生态整合者/平台企业”，消费者也从被动购买者转变为参与价值创造的“prosumer”。他举例说明微信生态、小程序与广告精细化变现，展示了“数据流取代货币流”作为新的价值循环纽带的现实图景。

　　在会计准则与数据资本的错配问题上，刘尚希表示，当前，一方面免费服务能创造巨量数据与市值，但当期收入为零；另一方面硬件低价销售配合服务订阅的多重变现链条，使收入确认出现割裂；云基础设施与算法人员成本的摊派也无法沿用传统成本归集法。以特斯拉 Autopilot 为例，其“10 亿英里行驶数据”在估值中占据核心位置，但财报利润与市场估值存在巨大偏离，这正体现了现有计量范式的崩塌。刘尚希表示，财政部虽已发布若干试点文件，但企业实践仍相对有限，短期的权宜之计难以替代对准则与计量范式的根本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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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进入风险全球化阶段，随着世界各国金融和贸易的相互关联程度在不断加深，风险关联程度在不断加深。在风险全球化的过程中，任何风险冲击都会产生相比于以往更大的风险溢出效应。风险随着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和资产负债表传导，蔓延到众多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深远影响。

　　在全球风险分配中，金融渠道是加剧全球不平等的新力量

　　全球资源配置、财富分配越来越受到金融风险全球化的影响，全球风险分配实质上已在隐性地支配全球财富分配。

　　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实质上是通过各种金融工具——金融契约传导的，股权、债权及各种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契约更是金融危机传导的高速公路。基于“风险人”假设，任何主体都不由自主地把本应承担的风险外部化。掌握契约规则解释权的一方更有能力将其自身本应承担的风险外部化，将风险转移给相关方。这是造成全球经济不平等风险累积的根源所在。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金融强国掌握全球风险分配话语权，更有能力将本应由自身承担的风险转移给他国，加剧全球的不平等。金融强国通过主导制定全球金融制度，如信用评价、资产估值、风险监管以及数字金融、数字货币等等，在风险分配过程中分配全球财富。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和财富处于全球风险分配主导国的估值体系之下，全球风险分配主导国可以通过金融手段来控制全球财富，转嫁风险并分配财富。全球风险分配主导国利用国际分工中的价值链高端优势和金融强国地位，掌握风险分配的主动权，实现本国在生产、贸易、投资中的风险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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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经济面临“内需未修复”“外部不确定性上升”“宏观政策效果边际递减”这三重挑战。在解决政府拖欠账款问题时，要把出清风险和追责、问责区分开来，避免问责导致隐匿风险的动机进一步强化。此外，宏观政策要与标志性改革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改善经济预期，促进经济循环畅通。

　　最为可行的办法就是扩大政府支出，这也是推动经济循环转为正向的关键措施。然而，这也只能起到缓解作用，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需要优先解决账款拖欠这类无息债问题，特别是企业间以及政府对企业的拖欠问题。

　　在风险出清的过程中，原则性问题也需要厘清。过去坚持“谁家的孩子谁抱”，但当前面临的情况是，有的地方风险规模已经超出了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若仍坚持“谁家的孩子谁抱”，只会导致地方政府无力应对，甚至引发更大的系统性风险。正确的做法是，先止住风险、出清风险，然后再进行反思和复盘，明确责任归属，让风险肇事者承担责任，并完善相关制度。如果顺序颠倒，就会导致问题久拖不决。

　　账款拖欠问题是一个典型例子。地方政府拖欠企业款项的现象长期存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多次要求地方政府上报相关情况，并让地方政府签字确认。然而，由于担心问责，规避问责风险的动机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为了规避问责而少报数据，甚至只上报冰山一角。每一轮统计结果都难以反映真实情况，最终形成了治理中的“合成谬误”：每个地方都试图规避风险，却导致风险出清越来越困难——缠住经营者的绳索迟迟不能解掉，对冲了宏观政策的效果，导致治理效果难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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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形势的基本特征是高度不确定，不可控的变量越来越多，发展的方程式日渐复杂，求解的难度巨增。现在全球风险在扩散，大国如何管控全球风险，不是简单的双边问题，实际上变成了全球性的问题，这是一个重大的挑战。管控好了是机遇，否则就是纯风险。

　　一、未来发展的六大趋势

　　趋势是指向未来的，未来发展存在六大趋势：一是数字化（数字化是数字革命的演化，现在进入到了智能化阶段），二是低碳绿色化，三是金融化，四是城市化，五是老龄化，六是新型全球化。在这六大趋势中，全球化现在正转向一种新型全球化，全球化没法“逆”，特朗普政府想“逆”也“逆”不了，不过是想搞另一种全球化而已。我国现在数字化进入智能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其发展势头是不错的，还有低碳绿色转型在全球也是领先的，这两个方面我国已经获得相当优势。而对于金融化这个问题的认识、理解，及相关体制都是严重滞后的，把金融当成是一个虚拟经济，不利于我国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在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上，现在不是很清晰。现代化强国终究是要靠金融强国来加持的，金融强国建设在大国博弈中已经变得十分紧迫，尤其是数字货币，正在产生新一次的货币革命和支付革命，对国际竞争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把一国的竞争力用一把刀来形容，农业是刀把，工业是刀身，而金融则是刀刃。若有锋利的刀刃、韧性的刀身，加上结实的刀把子，在国际竞争中则必胜。

　　在城市化方面，实际上是有疑虑的，总是担心农民如果没有土地，到了城里以后一旦出现重大的变局会不利于社会稳定，所以总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保留一块地，来替代社会保障，保持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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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与消费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今天围绕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探讨财政政策应偏重于消费还是投资。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将本质上一体的问题割裂开来了，用于投资和用于消费都是政府的支出，是政府支出扩张中的结构问题。当前需要关注的首先是政府支出扩张的力度，其次才是政府支出的结构优化。支出扩张的力度决定了扩大总需求目标的实现程度。从经济循环角度来看，投资与消费是相辅相成的，短期内都是政府需求扩张的着力点。扩大内需既需要促进消费内需，也需要增强投资内需。目前，民间投资增长乏力，而政府更多侧重于投资支出；在消费支出刺激方面则多为政府转移性支出，如发放消费券、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适老化改造补贴、育婴补贴等，呈现为一种结构性的政策，总量性扩张在地方层面表现并不充分。

　　从长期来看，投资积累物质资本，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没有资本积累，经济无法增长。而消费不仅仅是对财富的消耗，它还能转化为人力资本，尤其在创新驱动发展阶段，人力资本的积累愈发重要。物质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而人力资本则是推动创新的关键。由此可见，消费与投资应当协同作用，无论从稳定经济来看，还是从发展经济来观察，两者是内在关联且相互促进的整体。

　　在经济循环中，投资和消费相互促进。政府的投资可以带动民间投资，当然是有条件的；而政府消费亦即公共消费以及消费补贴也能激发私人消费。基于此，单纯地争论投资和消费哪个更为重要，或政府政策应偏重投资还是消费，显然不如从整体循环的角度审视两者的关系更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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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面对货币超发和低通胀长期共存、债务扩张和利率持续下行共生等一系列新现象，传统宏观经济理论解释力下降，同时财政和货币政策相互融合，产生了新型宏观经济政策，引起全球学者的反思。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刘尚希认为，上述变化的原因或在于随着经济金融化，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改变。

　　在CF40书系新著《货币之母与风险之锚——解码现代财政金融关系的新逻辑》中，刘尚希及其合作者，突破传统的宏观均衡、货币中性、财政平衡等理论，提出基于公共风险、货币状态论和财政货币一体化的新范式，强调现代宏观经济治理需从“风险循环累积”视角重构逻辑。为理解现代经济运行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对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防范财政金融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其认为，现代经济中，财政起到货币基础、政策协同枢纽和公共风险最终承担者的核心作用。

　　财政是现代信用货币的母体。国家信用源于国家拥有的征税权，主权货币本质是国家信用的具象化。财政收支直接嵌入基础货币循环，赤字常态化体现货币的内生性。国债不仅是融资工具，更是资本市场定价基准和货币政策操作载体。人民币国际化需依托财政向全球提供无风险资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趋向一体化。经济金融化推动需求管理转向公共风险管理。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与财政作为“最后兜底人”只是公共风险治理中的行为分工，稳估值优先于稳币值。

　　财政与央行的协同治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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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宏观经济面临三重挑战

　　当前宏观形势确实非常复杂，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内需未修复”，“外部不确定性上升”，“宏观政策效果边际递减”。

　　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叠加使内需修复变得更加困难，白热化的关税战给就业、收入带来的压力不可小觑。政策效果边际递减，则意味着为了达到预期效果，需要拿出比以往更大的政策力度。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多关注政策的效果能达到何种程度，而非单纯聚焦于政府赤字率或负债率有多高。从财政支出乘数下降的情况来看，财政支出力度虽有加大，但撬动效果仍待观察。

　　面对内需不足和外部不确定性急剧上升的双重压力，提振消费、应对外部不确定性似乎更多依靠宏观政策的支持。然而，当前却又面临着宏观政策效果的边际递减现象。

　　这种边际递减现象涉及到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现在是“长期积累的一些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集中显现”，这意味着这些问题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寒，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加大宏观政策的力度就能实现的。

　　此外，各种风险往往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与各种不确定性抢时间”。既然存在不确定性，如何有效地“抢时间”成为了一个难题。这就要求我们“从风险来看问题”，而不是仅仅“从问题来看问题”，在决策方式和模式上要有所创新，不能根据当前情况考虑下一步行动，而要基于对未来风险的预判来观察形势和看待问题，并决定下一步行动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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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宏观经济面临三重挑战，“内需未修复”，“外部不确定性上升”，“宏观政策效果边际递减”。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叠加使内需修复变得更加困难，白热化的关税战给就业、收入带来的压力不可小觑。政策效果边际递减，则意味着为了达到预期效果，需要拿出比以往更大的政策力度。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多关注政策的效果能达到何种程度，而非单纯聚焦于政府赤字率或负债率有多高。

　　目前看来，主要手段应该是增加财政支出。当企业和居民因经济循环不畅而不愿或无法支出时，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支出来填补这一空缺。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经济循环逐步使企业、居民变得有钱并愿意消费和投资，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从宏观逻辑上讲，这是通过支出带动收入增长；而在微观层面，则是收入增长促进了更多的支出，进而推动整个经济正向循环的形成。因此，当前最为可行的办法就是扩大政府支出，这也是推动经济循环转为正向的关键措施。

　　然而，这也只能起到缓解作用，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需要优先解决账款拖欠这类无息债问题，特别是企业间以及政府对企业的拖欠问题。政府拖欠央企、国企、民企，央企拖欠民企，形成了日益严重的“连环债”问题，这如同经济循环中的一根绞索，束缚了经济前行的步伐，使得经济发展如同被缠住螺旋桨的船只，难以前进。尽快解决这些账款拖欠问题是当前的优先任务，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斩断缠住经营主体手脚的绳索，才能释放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循环畅通。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实际上，这一问题并非今年或去年才出现，而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顽疾，且规模在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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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经济面临“内需未修复”“外部不确定性上升”“宏观政策效果边际递减”这三重挑战。在解决政府拖欠账款问题时，要把出清风险和追责、问责区分开来，避免问责导致隐匿风险的动机进一步强化。此外，宏观政策要与标志性改革相结合，这样才能真正改善经济预期，促进经济循环畅通。 当企业和居民因经济循环不畅而不愿或无法支出时，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支出来填补这一空缺。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经济循环逐步使企业、居民变得有钱并愿意消费和投资，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从宏观逻辑上讲，这是通过支出带动收入增长；而在微观层面，则是收入增长促进了更多的支出，进而推动整个经济正向循环的形成。因此，当前最为可行的办法就是扩大政府支出，这也是推动经济循环转为正向的关键措施。

　　然而，这也只能起到缓解作用，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需要优先解决账款拖欠这类无息债问题，特别是企业间以及政府对企业的拖欠问题。

　　然而，在风险出清的过程中，原则性问题也需要厘清。过去坚持“谁家的孩子谁抱”，但当前面临的情况是，有的地方风险规模已经超出了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若仍坚持“谁家的孩子谁抱”，只会导致地方政府无力应对，甚至引发更大的系统性风险。正确的做法是，先止住风险、出清风险，然后再进行反思和复盘，明确责任归属，让风险肇事者承担责任，并完善相关制度。如果顺序颠倒，就会导致问题久拖不决。 账款拖欠问题是一个典型例子。地方政府拖欠企业款项的现象长期存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多次要求地方政府上报相关情况，并让地方政府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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