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地讲，就是怎么挣钱，让人民生活好起来、国家强起来，相对于计划经济，承认物质利益的激励作用，这已经是个很大的进步了。

　　处理好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有利于放开搞活，充分利用我们国家的劳动力资源，再借助于市场优胜劣汰机制，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发挥了我们劳动力充足的优势，让大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而“国家与社会”的改革，就慢于经济方面，城乡关系当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中最核心的一部分，关涉大多数人的身份、权利，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比如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等划分，都是在这一框架里头。

　　有些人担心农民大量举家迁徙进城后，一旦出现大的经济波动，社会稳定怎么办，因而就有了所谓“农村是劳动力的蓄水池”的说法，农村可以吸纳大量的失业人群。这就是说，要做一种准备：让三五个人去种一个人可以种的地，这样每个人就只是吃个半饱。历史的记忆总是担心农民没有土地，进城之后不利于社会稳定。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革，首先就是要取消这种社会身份划分，赋予市民、农民等不同职业身份人群以平等的社会权利，这个是属于社会改革范畴内的。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们提“新型城镇化”，更明确地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能光让土地城镇化，光从经济的角度把农民的地征过来了，造房子、卖房子，城市里头一片繁荣，农民仅仅是个打工者，也要让人实现真正的城市化，实际就是农民的市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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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风险视角的财政体现着思维的改变和对财政的另一种认知

　　我们基于风险逻辑对财政学开展研究，探讨其概念、内涵、外延、内在机理，进一步对照现实经济运行、财政体制、财政政策，试图找寻一些新解释，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改革措施，这是风险社会对理论研究、对财政学的新要求和新呼唤。

　　从公共风险的视角看，财政是一种社会机制，它动员、集中和使用社会资源，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化解社会共同体面临的公共风险，构建社会共同体发展的确定性。公共风险视角的财政体现着思维的改变和对财政的另一种认知。

　　一是整体观。财政看问题要有全局视野，不只是财政的收收支支，不能局限于做一个“账房先生”，否则就不能充分发挥其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木桶“底板”作用。因为财政是经济社会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要跳出财政看财政，不能有自己一亩三分地的观念。防范化解公共风险的过程中要有全局意识、宏观视野和演化观念。

　　二是确定性是构建的，不是发现的。财政要改革，制度要创新，都要基于公共风险导向，有什么样的公共风险，就要怎么去进行改革，以此对冲公共风险，构建新的确定性。规律是基于条件的，不知条件谈规律，等于没说。这就是说，各种规律带来的确定性也都是构建的，自然规律也不例外，何况人类社会的运行与发展。具体到财政预算编制、绩效评价、税收制度、收费制度等内容都是分散的碎片，缺乏统一的理论将其系统梳理归纳，在实际工作中很容易出现偏差，而这些问题都应当以公共风险为导向去考虑，统一到社会共同体公共风险的防范化解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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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微观领域，尤其在金融学里面，风险概念，支撑了保险学和保险市场的发展。风险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一种虚拟思维的起步，过去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实体占主导，但现在已经进入一个虚拟社会的时代。虚拟经济、数字社会来临后，不仅是经济，整个社会快速进入虚拟化，虚拟化程度越来越高，跟我们建立在实体理性之上的认知实际上愈发背离。因此，从实体理性去观察越来越虚拟化的社会，其中很多问题越来越难以理解。

　　公共风险视角的财政体现着思维的改变和对财政的另一种认知

　　我们基于风险逻辑对财政学开展研究，探讨其概念、内涵、外延、内在机理，进一步对照现实经济运行、财政体制、财政政策，试图找寻一些新解释，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改革措施，这是风险社会对理论研究、对财政学的新要求和新呼唤。

　　从公共风险的视角看，财政是一种社会机制，它动员、集中和使用社会资源，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化解社会共同体面临的公共风险，构建社会共同体发展的确定性。公共风险视角的财政体现着思维的改变和对财政的另一种认知。

　　一是整体观。财政看问题要有全局视野，不只是财政的收收支支，不能局限于做一个“账房先生”，否则就不能充分发挥其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木桶“底板”作用。因为财政是经济社会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要跳出财政看财政，不能有自己一亩三分地的观念。防范化解公共风险的过程中要有全局意识、宏观视野和演化观念。

　　二是确定性是构建的，不是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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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质量发展是国家战略的需要，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需要。高质量发展最终体现为竞争力，是国际竞争的底气。没有高质量，国际竞争就没有底气，高质量发展是我们国家在大变局中掌握战略主动的一个重要抓手。

　　高质量发展，既可以从物的角度理解，也可以从人的角度理解。从人类文明来看，高质量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础，人民美好生活的体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要靠更高质量的产品、服务和生态环境。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依赖于高质量发展。

　　从物的角度来看，我们一般理解为科学技术，高技术可能带来高质量，作为前提条件，高质量就实现了有形态的物质基础，而物的发展是为了人的发展，人的发展最终要落到人力资本的积累。我们过去讲“人口红利”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从去年人口呈现的负增长态势来看，现有的人口数量“红利”已经消失，必须依靠人口的质量“红利”来实现发展，通过促进人口质量的不断提高，实现人力资本积累的提升。对企业来说，人力资本积累比物质资本积累更重要，数字化时代更是如此。

　　人的高质量发展既是我们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又是我们继续发展的目的。创新是靠人去创新，有更高素质的人，就有了更多的创新；企业有了更高附加值，又为人才的聚集创造了条件，更高质量人的发展又为更高质量物的发展创造条件，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企业对人才的渴求，反映出企业追求高质量发展开始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企业要赢得未来，就要靠高质量发展来保障。

　　机遇是创造出来的，企业发展的机遇是自己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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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化转型是数字革命汇聚、推动的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包括经济数字化、社会数字化、政府数字化，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数字文明。当然这种文明形态还只是雏形，还在进一步演变过程中。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应该是一个全方位的转型。首先是思维范式的转型，不能用过去传统工业化逻辑来考虑数字化，比如数据确权、数据交易，按照传统工业化条件下所有权和产权思路是无解的。

　　数字化转型是中小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次良机。企业也需要认识到，工厂的机械化、自动化不等于数字化，企业管理的信息化不等于数字化。数字化是包括了企业的核算方式、管理方式、生产组织方式、营销模式的彻底的变革，它是一个整体的变化。

　　面对数字化各产业相互融合的新趋势，传统的产业政策显然不再适用。刘尚希认为，这对政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意味着政府的指导支持方式，营商环境标准也需要创新重构。走向数字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成为一个重要命题，过去给特定企业补贴的特惠支持政策，难以促进它数字化转型，因为解决不了市场生态问题。

　　政府也需要改革，创新思路和政策，重心放在培养市场环境上。数字化基础设施更需要市场主体参与。

　　鉴于数字化是整体性的，数字化转型也需要大中小企业一体化推动，政府不妨改变过去直接帮扶中小微企业方式，通过大企业发挥作用也许更有效。大中小企业之间应当形成市场化的合作，政府应推动以企业培育企业，以市场监管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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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就业面临新风险，促就业不能走老路，应顺应数字化大趋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带动就业的杠杆效应。

　　作为未来经济的主体形态，数字经济展现出显著的引领作用，在就业方面更是如此。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其创造的新就业岗位占比近3成，产生的新职业中多数与数字化密切相关，在第三产业中，数字经济带来的岗位占到6成。数字化在颠覆经济的组织方式，也在衍生新的就业形态，甚至改变了就业的定义。面对数字革命带来的就业革命，急需突破传统的就业认知框架，加快就业促进政策的创新。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来吸纳青年就业

　　在传统观念中，就业就是找一份工作，有单位、有岗位，否则就不算就业。其实，就业的本质是获取收入，单位和岗位仅仅是方式和路径。数字化改变了传统工业经济下的就业形态，提供了大量非单位、非岗位的，却能获取收入的机会，如直播带货、跑快递送外卖、当网约车司机、开网店、远程服务、设计和咨询等。这与依赖于就业场所才能获得收入的传统就业根本不同，各行各业的各种大小不一的数字平台提供了获取收入的各种机会。

　　可以说，数字平台经济所形成的新型就业“生态系统”既是青年当下就业选择的过渡地带和未来主体形态，也是青年人才自雇创业的“孵化地”。经济组织平台化，是数字经济的基本趋势，顺应这个趋势，就可以为更多的劳动者带来更多的赚钱机会。发展数字经济，体现为各种面向企业、消费者的数字平台企业的涌现，对就业的带动作用远远超出传统的工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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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转型是由风险引发的--人和自然的冲突，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绿色低碳转型，包括能源转型。低碳绿色转型包含的能源转型、能源革命由风险引发，说明能源转型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只有认识到风险本质，察觉到风险链，才能使企业面对政策时找到应对风险的真正依据。能源转型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全局性的、整体的，矛盾的表象促使多样化选择，是风险权衡的结果。

　　能源转型的风险权衡非常复杂，涉及成千上万个不同参数，很难使用现有的数学模型进行模拟计算，通常以概率描述未来的风险作为支撑进行项目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人类对风险的认识处于入门阶段。风险思维尚未真正形成，更谈不上风险研究范式。风险超越了“二真逻辑”,它是一种无法描述的量子叠加态。若想真正在面对未来的时候做出恰当且符合现实需要的风险权衡，需要将风险概念向风险思维进而形成研究范式转化。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和各种各样的风险，从全球来看，这是国际博弈的风险。从《寂静的春天》到罗马的《增长的极限》到《联合国共同的未来》，认识到人和自然的冲突是不可持续的，特别是发现温室效应后，全球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冲突必须要调和，回到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

　　在工业革命时期，人的理性自负达到了高峰，意欲凌驾自然之上。但现在人类已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冲突最终输家将是人类，恩格斯曾深刻论述了这一观点。目前，全球可持续发展达成共识--通过绿色低碳转型调和人与自然的冲突。发展中国家首先还是要发展，实体经济难以做到对环境的零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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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税降费的速度跟不上公共风险转化为企业成本的速度

　　从当前来看，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持续增多，公共风险不断扩大，再通过减税降费对冲企业成本负担的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不确定性及公共风险内部化为企业成本的速度。例如，供应链遭受冲击的风险、经济下滑的风险、结构性失业的风险等等，都会转化为企业成本。

　　另外，持续多年减税降费导致财政空间收窄，意味着财政自身风险在扩大。如果风险增加的速度大于财力增长的速度，那么，通过现有政策手段对冲公共风险的可持续性会变弱。这也意味着，要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实现公共风险收敛乃至最小化，仅仅依靠宏观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通过一系列改革举措来破解结构性和长期性问题。比如，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妨碍了农民群体的发展空间，也令其收入和劳动技能难以有效提升。这是当前我国推动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所面临的最大潜在风险。

　　政府、企业和个人权衡风险的逻辑是不同的

　　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做决策时都会权衡风险。一般情况下，风险权衡的原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里可把“害”理解为风险，哪个风险小就选哪个，个人、企业可能都是采取这种风险权衡方式来进行决策。而政府在风险权衡上的原则恰恰相反，不论是政策也好，还是改革也好，应该是两害相权取其重，是奔着公共风险而去的，哪个公共风险更大，就更应该去干哪个事，化解处置风险和防范风险。比如，新冠疫情暴发了，防控疫情风险就会摆到优先级。这样就有利于降低公共风险水平，从而降低企业的风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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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主知识体系是相对的。放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看，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知识体系是完全自主的，都是相互学习借鉴和融合的结果。对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而言，学习先进国家的知识仍是第一位的。当然，学习人类共有的知识体系，不等于说不要创新。创造新的知识，为人类知识体系添砖加瓦、做出贡献，就可以说具备了自主知识体系。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在已经全球化且越来越开放的新时代，像过去那样完全自搞一套、封闭起来，是不可能的。放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来看，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要义是本土化创新，不照搬照抄。社会科学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土壤，与各国的历史、文化和价值理念，尤其是物质技术发展水平有内在的关联，往往是先有社会实践基础上的思想，然后才有理论原理和分析方法。世界各国有共性的一面，也有特色的一面，如财政学，美国偏向于经济财政学，欧洲偏向于社会财政学。这与美欧财政学的底层逻辑差异有关。

　　要形成中国特色的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从财政学的底层逻辑入手，有三个基本问题是不能回避的。或者说，必须从基本问题入手来创新财政学的底层逻辑，那就是世界观、发展观和国家观。

　　一、世界观

　　世界观是指对世界的基本看法，这个世界究竟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其答案就是对世界的基本看法。这个问题应是由自然科学来回答，因为自然科学一直在研究这个世界，现在已经有了答案。自然科学的三大突破：从牛顿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再到量子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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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经济是未来的主体经济形态。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不是对立的，而是一体的。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数字经济是发展的未来，实体经济是发展的基础。

　　同时，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还是存量与增量的关系。发展要有增量，增量体现在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未来的增长点。不能简单地把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分离割裂开来，实体经济的未来还要靠数字化提升。

　　数字经济和工业经济有完全不同的底层逻辑。比如说，与传统工业经济相比，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平台型企业的出现。

　　平台型企业跟传统的科层制企业最大的不同，体现在开放性上。传统科层制企业有很强的封闭性，由董事会、总经理作决策，层层执行，而平台型企业是一种自组织型的生态，每个人都是一个自主的主体，主体可以自动组合成小微群，小微群再进一步组合，组成大群，逐渐地形成一种生态。这就像人身上的细胞，不同的细胞进行组合，形成了脏器，再进一步延伸形成骨骼肌肉皮肤，形成了整个人。数字经济的微观基础恰恰就像新细胞，比工业经济活力更强。

　　如果基于工业经济的逻辑去认识和规制平台型企业，可能导致严重的错误。数字经济是国家的未来，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会影响国家竞争力。因此，对数字经济的监管要做到审慎包容。

　　另外，要重视数据的作用。作为数字经济的生产要素，数据已经成为关键的要素，可用的资源更多了，不可交易的资源变成可以交易，这在工业经济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平台经济也被称为共享经济，它意味着存量社会财富可以得到更充分有效的利用，进一步提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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