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经济面临三重挑战，“内需未修复”，“外部不确定性上升”，“宏观政策效果边际递减”。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的叠加使内需修复变得更加困难，白热化的关税战给就业、收入带来的压力不可小觑。政策效果边际递减，则意味着为了达到预期效果，需要拿出比以往更大的政策力度。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多关注政策的效果能达到何种程度，而非单纯聚焦于政府赤字率或负债率有多高。

　　目前看来，主要手段应该是增加财政支出。当企业和居民因经济循环不畅而不愿或无法支出时，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支出来填补这一空缺。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经济循环逐步使企业、居民变得有钱并愿意消费和投资，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从宏观逻辑上讲，这是通过支出带动收入增长；而在微观层面，则是收入增长促进了更多的支出，进而推动整个经济正向循环的形成。因此，当前最为可行的办法就是扩大政府支出，这也是推动经济循环转为正向的关键措施。

　　然而，这也只能起到缓解作用，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还需要优先解决账款拖欠这类无息债问题，特别是企业间以及政府对企业的拖欠问题。政府拖欠央企、国企、民企，央企拖欠民企，形成了日益严重的“连环债”问题，这如同经济循环中的一根绞索，束缚了经济前行的步伐，使得经济发展如同被缠住螺旋桨的船只，难以前进。尽快解决这些账款拖欠问题是当前的优先任务，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斩断缠住经营主体手脚的绳索，才能释放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循环畅通。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

　　实际上，这一问题并非今年或去年才出现，而是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顽疾，且规模在不断扩大。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政府是否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答案是肯定的，但这需要中央采取行动，而不能仅仅依靠地方政府。这里需要改变一个传统观念，即“谁家的孩子谁抱”。在需要出清风险的情境下，这一观念已经不再适用。对于其他问题，“谁家的孩子谁抱”或许可以行得通，但在当前地方债务风险和房地产风险交织的情况下，我们的重点不是“出清市场”，而是要“出清风险”。如果风险不能出清，预期就无法改变，企业和个人的行为就会趋于保守，进而导致缩表现象。这也是宏观政策效应边际递减的关键所在。

　　因此，当前政府的首要任务应当是解决阻碍经济循环的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特别是要通过出清风险来推动经济复苏（回到名义增速高于实际增速的状态）。这是政府必须优先考虑的头等大事。然而，在风险出清的过程中，原则性问题也需要厘清。过去强调“防止道德风险”，坚持“谁家的孩子谁抱”，但当前面临的情况是，风险规模已经超出了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若仍坚持“谁家的孩子谁抱”，只会导致地方政府无力应对，甚至引发更大的系统性风险。

　　2024年10万亿化解隐债的一揽子方案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前面提到的账款拖欠等无息债问题仍有待解决。现行体制下，地方与中央之间的风险博弈往往以地方胜出告终，因为地方政府不会破产，即便对地方政府问责追责也无法消除风险。问责不能替代风险救援，这两者不应混淆。

　　正确的做法是，先止住风险、出清风险，然后再进行反思和复盘，明确责任归属，让风险肇事者承担责任，并完善相关制度。如果顺序颠倒，就会导致问题久拖不决。账款拖欠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地方政府拖欠企业款项的现象长期存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央多次要求地方政府上报相关情况，并让地方政府签字确认。然而，由于担心问责，规避问责风险的动机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为了规避问责而少报数据，甚至只上报冰山一角。每一轮统计结果都难以反映真实情况，最终形成了治理中的“合成谬误”：每个地方都试图规避风险，却导致风险出清越来越困难——缠住经营者的绳索迟迟不能解掉，对冲了宏观政策的效果。

　　例如，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专项债可以用于“消化地方政府拖欠企业账款”，这是一个积极的政策调整。然而，实际操作中仍面临诸多难题。专项债原本要求投资项目必须有现金流覆盖本息，但偿还欠款并不直接产生现金流，这是否符合规定？如果没有明确的文件支持，地方政府可能会倾向于将资金投向低效项目，而非直接用于偿还欠款。毕竟，投资于基础设施（如修路）即便没有实际效益，也比直接偿还欠账更“安全”，因为后者可能引发后续审查和质疑。在这种环境下，地方政府的行为愈发趋向于风险规避，导致治理效果难以提高。很多看似简单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根源就在于这种“合成谬误”。

　　如何破解这一困局，涉及到宏观政策的设计与执行，更需要监督和追责问责方式的进一步改进和优化。实际上，当前财政政策仍有很大的空间，无需过度担忧通胀等问题。赤字率、债务水平都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提升，关键在于钱能否有效花出去。目前的主要问题并非缺乏政策空间，而是资金难以有效使用。一方面，专项债的使用受到严格审批流程约束，地方政府即使找到了符合要求的项目，无论是存量项目还是增量项目，都难以自主安排；另一方面，债务化解，尤其是账款拖欠形成的连环债，也因复杂的风险权衡而推进缓慢。即便政策空间扩大了，赤字率提高了，债务增加了，但资金如果没有用到刀刃上，或乘数效应不高，则会使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的取向打折扣。

　　关于消费补贴的问题，有人提议在去年1500亿补贴翻倍至今年的3000亿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到上万亿。然而，是否需要如此大幅度地增加补贴，目前尚未达成共识。我认为，关键不仅在于资金的数量，还在于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资金，既要有经济效果，也要有社会效果。回顾历年情况，一直存在债务资金结余，政府支出部门面临“有钱花不出去”的困境。当前，如何有效花钱已成为一个重大挑战，这涉及到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问题。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关键在地方，地方层面的支出至关重要。地方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从一般公共预算来看占86%，而从两本预算综合来看则占90%。因此，地方是实现有效支出的关键所在。只有加快央地事权、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逐步提高中央本级支出比例，财政政策传导中出现的梗阻才能消除，宏观调控的效果才会提高。归根结底，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需要尽快推出一批标志性的改革举措，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合，形成一种“复方”策略，可以显著增强政策效果，并加速经济循环的畅通，这是最为重要的。

　　如果把宏观政策和实质性的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对提升信心或扭转预期的作用要大得多。当前民营经济增长乏力，迫切需要进一步改善预期。尽管像DeepSeek这样的技术进步在情绪上给市场带来了乐观情绪，但从理性角度看，这能否彻底扭转负面预期，仍需观察和数据支撑，不能简单认为某项技术的出现就能完全扭转整体预期偏弱的局面。改革与宏观政策的结合日益紧密且愈发重要，有必要将一些标志性改革与宏观政策结合起来迅速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