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媒体宣布拜登胜选后，日本首相菅义伟紧随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之后，及时地给拜登发去贺电。日前，又放出消息拟明年2月访美，试图摸索“首脑外交”新路子。

日本菅义伟内阁履新伊始，新任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便放出大招，开设“官僚主义投诉”网上通道，可在线投诉行政部门的官僚主义和繁文缛节等。孰料，仅几小时便因“投诉邮件太多”不堪重负，被迫关闭网页，引起舆论关注。

此事在日本之所以能引起不小的反响，是因为这反映出几十年来日本的一些“痼疾”。一是日本行政部门规矩太多，办事程序化严重，循规蹈矩犹如“机器人”，养成了官僚主义作风，行政效率低下。二是河野太郎作为“行政改革大臣”新官上任头把火就犯了官僚主义，惹得焦头烂额，暴露了他“缺少政治常识”。

日本媒体最近报道说，在美国大肆排斥市场化科技竞争的背景下，在科技排名上出现滑坡的日本试图借机重整“举国体制”，通过官民联手抢占国际标准化制高点，夺回科技竞争优势地位。执政党自民党甚至敦促政府拿出具体方案，在远程诊疗、数字技术及基础设施出口等方面挽回落后于中国的局面。

新冠疫情下，日本的“新贫困问题”再度引起关注。其涉及范围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贫困等，在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新贫困问题”成了在日本更加突出的新社会问题。

按日本的定义，贫困主要用“相对贫困率”来表示，一般指可支配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一半以下的家庭户数占比。厚生劳动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的相对贫困率明显上升，契机就是冷战结束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及其引起的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由此看，日本的相对贫困率显著上升与经济增长态势、经济社会制度变更相关。

新冠疫情下，日本的“新贫困问题”再度引起关注。其涉及范围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贫困等，在少子化、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新贫困问题”成了在日本更加突出的新社会问题。

按日本的定义，贫困主要用“相对贫困率”来表示，一般指可支配收入低于社会平均水平一半以下的家庭户数占比。厚生劳动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的相对贫困率明显上升，契机就是冷战结束后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及其引起的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由此看，日本的相对贫困率显著上升与经济增长态势、经济社会制度变更相关。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表示，要尽力促成伊朗总统鲁哈尼访日，举行首脑会谈。并称要通过对话，竭尽外交努力，充当美伊和解桥梁。这堪称今年6月安倍访伊调停后的再尝试。安倍如此上心，只为留下“政治遗产”，还是另有所求？

首先，在日本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中，伊朗历来都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近日，日本内阁府发表7~9月GDP统计，显示名义GDP年化增长率为1.2%，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的0.9%，也高于日本民间机构的预测均值(1.0%)。

　　中国外交部日前宣布第九次中日韩外长会议将于21日在北京举行。届时，韩国外长康京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将来京出席，协商三国合作未来，并交换国际地区问题的意见。
　　遗憾的是，眼下日韩关系“政冷经凉”，中美关系贸易摩擦，在东北亚形成十字交叉的对立轴，使得中日韩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面对新时局，中国既是10+3的主席国，又逢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主席国，需要费些心思，找到新合作契合点，摸索新的合作方式，以新合作来带动地区关系缓和，推动区内经济发展。
　　20年前，中日韩领导人正是为共同应对危机，与东盟首脑构建“10+3”合作机制，推动形成了独具东亚特色的产业链、价值链和文化圈，开启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文化文明间的合作典范。如今，作为东亚地区合作的主渠道核心，“中日韩”更要拿出大智大勇来捍卫多边、开放、自由的贸易体制，抵抗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
　　中日韩三国经济总量在太平洋西岸举足轻重，合起来在世界也堪称一极。2018年中日韩三国对世界出口合计3.8万亿美元，约占世界总出口的20.1%，进口合计3.4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的17.2%。如果中日韩自贸区能成，无疑在世界贸易舞台上是一支“彪悍的力量”。在自贸区建设上，中日韩采取了开放、公开、不约束的方针，三国不仅在10+3框架下与东盟及其主要成员国达成自贸协定，且与区内外广泛签订了多种类型“自贸协定”，作为世界级的贸易集散地，有效促进了全球自由贸易的扩展。韩国则因与世界三大市场的中美欧同时签订了自贸协定，大幅提升了自贸覆盖率。
……

　　4月16日，一拖再拖的“日美贸易协定谈判”在华盛顿启动。双方将就“谈判范围”“目标”和“时间表”等展开磋商。然而，日美意见难成一致，“日美贸易协定谈判”的帷幕仍很沉重。

　　早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就扬言要废除“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这意味着日美重谈自贸协定已成必然。2017年，特朗普一上台便将安倍晋三盛满“鸡蛋”的TPP篮子扔到地上。安倍竭力死守TPP，积极推进“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欲重建对美谈判战略态势，并提出由副首相麻生太郎和副总统彭斯牵头的“日美经济对话”框架。然而，特朗普对“日美经济对话”并不满意，亲自拍板推进“日美贸易协定谈判”，并以加征汽车关税相威胁。日本则创造性地提出“货物贸易协定”(TAG)来应对，仅限于TPP规定的农业、汽车等货物贸易，回避金融、服务等日美实力相差悬殊的弱势领域。

　　作为首轮磋商，日美各有主张，意见并不一致。如美方主张先确定谈判范围，以追求一揽子有法律效力的协定，日方则坚持既定的“货物贸易协定”;美方要加入限制竞争性贬值的“汇率条款”，日本则延续历史上的货币抗争，坚决抵制;美方欲就全面的经济关系协定展开谈判，构建战略纵深，日本则只图权宜之计，力避加征汽车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