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 过去三年，重庆实现“弯道超车”，每年利用外资增长率在50%以上，增长率3年保持全国第一
最近3年，重庆着力推进开放高地建设，成效显著。2007年重庆利用外资约10亿美元，到2010年达到了63亿美元。这3年，是世界金融危机的3年，是各种外资投资萎缩的3年，恰恰在这个时候，重庆实现“弯道超车”，每年利用外资增长率在50%以上，3年实际外资到位数涨了5倍，增长率3年保持全国第一。去年利用外资总额在内陆中西部22个省区市中名列第一。
其中，近3年，台湾企业在大陆的投资中，约有40%~50%在重庆，重庆的台资投资在大陆31个省区市中的排序，由2007年的20位跃升到去年的第4位，仅次于几个沿海发达省市，标志着重庆开放度在提高。
“走出去”方面。去年，重庆企业完成包括在澳大利亚、巴西、英国等的6个海外投资项目，投资额达50多亿美元。中国去年海外投资总量约500亿美元，其中400亿美元是中央企业干的，“地方部队”全部加起来100多亿美元，重庆就达50亿美元，这方面，地处内陆的重庆走在了开放的前沿。
进出口总额大幅增长。2009年重庆进出口量达80亿美元，去年涨50%多，达124亿美元，今年预计会增长100%以上，达250亿甚至300亿美元。我们计划，明年过500亿美元，到2015年将超过1000亿美元。进出口贸易有进有出，代表一个地区和世界的融合度。地处内陆的重庆要补上开放这一课，特别是作为直辖市，重庆需要通过开放高地的建设提高内陆地区的开放度，形成辐射力和影响力。所以这些年在进出口贸易方面做得比较好。
过去10多年，沿海地区实现加工贸易1.2万亿美元，其中最出彩的成果就是形成了1亿多台笔记本电脑加工基地。重庆在这两年里，正在形成“3+6+200”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惠普、宏碁、华硕等品牌商将在重庆下单1.2亿台笔记本电脑，相当于沿海过去10多年形成的全部生产力，这些单子吸引了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代工商集聚重庆，其中的奥秘就是重庆创新了加工贸易模式，对沿海“两头在外”的传统加工模式进行垂直整合，实现80%零部件本地造。一年多时间已经有200家零部件企业进驻重庆，预计到今年底60%的零部件将实现本地化，明年底实现80%本地化。
我们的目标是形成亚洲最大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基地，预计销售值将达到1万亿人民币，相当于再造一个重庆工业。与此同时，重庆瞄准平板、3G手机的制造，打造中国电子产品高端基地，同时这也带动重庆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带来了国际化、进出口等各方面的指标变化。
在开放方面，内陆第一批两个保税（港）区落在重庆，同时国家又批准了两江新区，相当于上海浦东、天津滨海一样的新区，重庆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发展势头非常好，形成的效果非常明显。
改革 转户与土地不挂钩。即使是外地农民工在重庆打工，也可以在重庆转户。有效的工作，就是农民工转户的唯一条件
这几年我们推动了社会和经济深层次的制度化改革。有许多问题靠投资解决，有许多问题靠行政协调解决，但是也有很多问题是体制机制产生的。凡是大面积、长周期存在的问题，一定和制度安排有关。就要动用改革、创新的头脑，从制度上进行调整。这个意义上讲，最近几年，重庆在经济社会体系中也做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国企改革、金融系统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农村“三权”制度改革等，我重点介绍户籍制度改革和公租房建设。
重庆是城乡二元结构体系，有2000多万农民，每年约800万农民外出打工，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农民工一年到头在城里工作，即使同一个岗位，却与城市职工享受不同待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保障标准甚至子女在城里接受教育都不同。因此，除非把农民工改成城市户籍，否则就难以实现同等待遇。这种事只说漂亮话没用，要从制度安排上到位。重庆现在的政策是，凡是重庆的农民工，在主城工作5年以上，县城3年以上，乡镇1年以上的，就可自愿转为城市居民，一旦转为城市居民，养老、医疗、教育等五个保障一步到位。
要申明的是，转户与土地不挂钩。即使是外地农民工在重庆打工，也可以在重庆转户。因此，有效的工作，就是农民工转户的唯一条件。目前重庆转户已满8个月，已转户190万人，预计今年底，约有300万农民工转户。如此大规模的转户，总体风平浪静，说明符合农民的利益，符合社会的实际。好处有三方面，一是维护了农民工群体的权利，二是统筹城乡，促进了城市化，三是提高了农村的劳动生产力。因此，总的来说，我觉得户籍制度改革还是很成功的，我们很有信心把这件事推进下去。
户籍制度改革需要花费成本，市政府很慎重地推进这件事，去年启动之前做了系统的顶层设计，我们测算过，一个人的成本至少10万元，如果300万人就是3000亿元。涉及到三个板块：一是有1000多亿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有关，农民工转户之后待遇和城市职工一样，企业在15年要多支付1000多亿，每年就是80亿，重庆整个工业销售和商贸销售值已达1.6万亿，增加了80亿成本，可以负担；二是政府和社会要承担八九百亿，作为300万人在城里工作需要配备的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支出，实际上，这个城市现有的基础设施、生活设施、商业设施、文化设施已经潜移默化地适应了常驻在城市的农民工的需求；三是农民的土地总有些需要转移，也将会涉及上千亿，这不需要政府出，而是通过市场周转，谁接盘谁出钱。如果没有市场就可能剥夺农民财产，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关键就是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并通过土地交易所帮助农民盘活农村宅基地。
住房制度改革方面，我们去年一年建设了1300多万平方米公租房，三年计划建成4000万平方米，目前，已有部分建成转租给老百姓，今年还将开工建1300多万平方米公租房，到明后年实现转租。大体上满足中低收入居民20平方米/人，可以解决200万人居住，另外100多万人口居住在保障安置房内。我们设想，重庆如果有1000多万人，有600多万人由商品房市场配置，300多万人属保障房公租房配置，这就是我们“双轨制”的住房配置体系。
另一方面，大家会关心，公租房配置给谁。大体上为三种人服务：一是为农民工服务。大量农民工转户进城，带家人到城里居住，可以住公租房；二是为新生代大学生服务；三是为家庭住房面积人均15平方米以下的城市原住民服务。在具体的操作中，工资收入不是敏感系数，关键是身份，只要是农民工、大学生、人均15平方米以下的住房困难户都可以住。公租房租金的基本定价原则是不超过中低收入群体家庭收入的1/6，每平方米每月租金10元左右，大于银行利息，可基本平衡银行贷款。
民生 “三大差距”就应该年年有收缩，这样一个城市才会真正有幸福的感觉
去年6月，重庆市委全委会作出关于民生发展的决定，预计3年内要投入3000多亿元完成“十大民生工程”。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希望通过民生导向发展之路缩小“区域、贫富、城乡”三大差距，我们把缩小“三大差距”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内容。我们认为，哪怕经济发展了，但“三大差距”还是在扩大的话，就是没有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过去几十年我们的增长方式使“三大差距”不断扩大，现在看来不符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我们在这方面系统推进，具体措施包括一是改变分配方式，从一次、二次、三次分配上下工夫；二是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保障措施、城乡经济要素的一体化，这个很重要；三是让人人都有人生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在衣、食、住、行、养老、医疗、教育、就业八件大事上大体均衡。
总之我们在缩小“三大差距”上形成了系统的措施，并形成了一整套考核体系。重庆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轨，“三大差距”就应该年年有收缩，这样一个城市才会真正有幸福的感觉。
港澳主要媒体高层集体采访
香港卫视：近年来，重庆推出一系列新政，形成“重庆模式”，在国内外引起了各界人士关注，请您谈一下“重庆模式”对中国经济社会有哪些影响？
黄奇帆：熙来书记和我都认为，我们在推动工作，解决问题的时候，没有刻意搞什么新政，也没有搞什么模式，我们只有一个宗旨，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发展方式，遇上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们面临不少长周期存在的问题，这里面就有制度安排的问题，刚才说的户籍改革，就是解决制度问题。造成农民工年年返城和不公平待遇，就是制度安排问题。这些涉及制度的问题，遇上了，就不能绕道走，要打攻坚战，要有顶层设计，考虑周到了，一步一步来推进解决。如果我们做成功了，其他地方也许会效仿。
比如我们提出“双轨制”的住房制度改革，建设公租房，市委常委会讨论4次，市政府常务会讨论六七次，市长专题会讨论了十几次，进行了系统的设计。一旦成型后，就果断、坚决地推进，现在来看很成功，制度设计符合重庆实际。如果这个制度设计对全国有借鉴意义，全国可能将此作为典型来推开，现在国家已经在各地全面推开了。对我们来说，初衷是解决重庆遇到的实际问题。因为中国很大，各地情况都不同，做事不能“一刀切”，重庆成功的做法外地不一定适合，各地都应结合实际，在符合中央政策和群众利益的前提下，积极探索，解决问题。
澳门日报和澳门电台：一是关于渝澳合作的问题，目前澳门在重庆的投资情况，渝澳合作将来的走势怎样？二是关于公租房的问题，刚才市长讲到公租房申请条件没有明确的工资标准，这是否意味工资收入完全不考虑？
黄奇帆：我们现在引进外资是全方位的，港澳台地区、欧洲、美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等等都欢迎合作。这几年重庆每年都有澳门的投资项目，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农业等，在全市利用外资中占5%左右。今后，重庆和澳门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合作：一是房地产开发，澳门房地产商到重庆来投资，过去已经有，现在也在做，今后还会继续。二是旅游，澳门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双方可以开展更多的合作。三是澳门和葡萄牙有历史关联，与欧洲签署了申根条约的国家有更便捷的合作，通过贸易公司、投资公司的穿针引线，可以开展多方面的合作。四是欢迎澳门企业到重庆投资基础设施，像当年建设的渝澳大桥就是双方合作的产物。
我刚才说了，公租房是面向农民工、新生代大学生和城市原住民中的困难户，从人性化角度，不必非常计较月收入1500元还是3000元为标准，但并不等于月收入3万元的人也可以住公租房。如果他一个月真有3万元的工资，他可以买商品房，能增值保值，而公租房没有产权，面积也不大。其实我们之所以放宽公租房的申请条件，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把“后门关上”，只能买，不能在市场上随便卖，只能按限定的价格卖给公租房管理局。这就避免了经济适用房的缺陷，防止有人搞灰色交易，产生利益输送。这时候，“后门关上”了，“前门”可以放开一点，也不会出现收入高高低低的人都住公租房的情况。
香港商报：这两天参观了重庆7大要素市场，特别是农村土地交易所和药品交易所让人大开眼界，政府用市场这只“手”，很巧妙地解决了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这些市场是公益性的市场，不知以后能否可持续地办下去？而且，现在市场交易的主体基本限制在重庆范围，有没有可能突破重庆的范围？比如港资、外面的企业能不能参与？
黄奇帆：我们搞交易所一是国家同意，这7个交易所都师出有名，是国务院2008年3号文件批准同意设立的。二是市场有这种需求，交易所涉及的7个品种，每年全国的交易量都会有1万亿元左右，如果我们这个交易所每年交易量能达到1000亿元以上，实际上就会拥有这个品种的定价权。
同时，我们推动交易所建设，也有利益考虑。凡交易就有结算，如果是一个重庆的交易所，就把重庆各个区县的零散交易结算在这里，如果是全国要素的交易所，全国的结算就在这里。交易所的本质是金融结算中心，会带来税收，这当然是一个地方发展的内在动力。
药交所的确有它的好处，能有效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全国400个合法的药厂生产的药在交易所挂牌，2000家医院同时上网采购，供求双方直接交易，一步到位，中间没有药贩子，这样交易的价格就比市场上的价格低20%。说到我们这个药品市场能不能辐射，既然通过交易所采购的药品价格能低20%，医院当然会来购买低价质优的药，相信一年以后全国会有更多医院到这里买药，我们的药品交易所是可以辐射到全国的。
由于土地市场比较敏感，所以国家要求我们这几年就在重庆范围内试验，等我们的试验健全了，形成经验了，经国家批准，我认为土交所模式是可以在西南地区逐渐推开的。重庆现在的7个交易所，有些是重庆本地的，有些是区域性的、有些是全国性的，我们认为，在条件成熟的时候，7个交易所都可以向全国辐射。
香港文汇报：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的记者见面会上，黄市长曾说重庆考虑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不知道现在进展情况怎样，有没有时间表？
黄奇帆：有这回事。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又与内地金融市场密切关联。今后，香港金融中心会越来越多地为内陆服务。去年，重庆农商行在香港上市融资17亿美元，今年我们在香港资本市场还有几个动作：一是有几个企业正在策划年内在香港上市，目前都在报批过程中，一旦批准就在香港上市，估计能募集到十多亿美元到重庆投资；二是准备在香港搞一个窗口公司，像上海和广东的窗口公司一样，在香港上市，变成一个红筹股。三是利用我们在香港的上市公司发行外币债券。四是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我们正在论证，一是考虑由重庆的企业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二是考虑让重庆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发行人民币债券，看哪种方式手续简单操作方便。总之，今年到香港发行几十亿人民币债券是我们的工作目标。
中国日报香港版：重庆的社会经济发展近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重庆未来的发展道路上，还存在哪些主要障碍？市委、市政府如何来克服？
黄奇帆：我们觉得“三难”：一是资金问题，二是人才问题，比如我们到海外投资，需要各类国际人才。三是制度协调的问题，我们在改革发展进程中会遇上重大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有的是地方政府的权力，有的则是中央政府的权力。有时候对中央政府而言某项制度调整是件小事，但对地方来说就是一件大事。比如，以往沿海的加工贸易“两头在外”——销售、结算在外，1万多亿美元的加工，销售结算在大陆为零，有五六千亿在新加坡，有几千亿在香港，还有几千亿在东京。重庆发展加工贸易，希望改革创新，想把销售结算拉1000亿回来，首先就要做好国际离岸金融制度安排。以前，中国内陆的金融结算制度都是实体经济结算，不允许任何自然人和法人拥有离岸金融账户，就这一个规定，这1万多亿美元就不能在国内结算。这个制度不是地方能改的，需要国家同意。这个制度改革对国家是一小步，很简单的改动，但是如果不改就像一个秤砣压住了所有事。其次，国内各大银行以前都没有离岸金融业务，现在要赋予银行这种业务功能，也不是地方的事，需要与中央有关方面协调。第三，结算的时候如何对进进出出的外汇进行有效监管。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和中央有关部门很具体地协调，几个问题都解决了，所以美国惠普公司亚太地区的结算中心，从新加坡搬到重庆，现在已经运行一年，增加了七八十亿的税。同样，我们与宏碁和其他电脑厂商合作，也把他们的结算中心引到重庆。讲这个例子是说，在进行深层次改革开放创新的时候要触动制度，以前没有是因为制度没有安排，大家都没有这样做，现在要率先改革，就要与时俱进创新制度安排，这时候不是单相思拍胸脯就能做到的，一定要协调各方特别是上级有关方面。
香港文汇报：在公租房问题上，我们看到一些数据，4000万平方米保障房要花1000多亿投资，现在重庆在公租房建设上资金方面是不是比较头疼？
黄奇帆：其实政府并不担心公租房的资金问题，因为公租房项目资金出去之后会形成平衡的。从量来说4000万平方米，如果土地资金不算，建筑房子是2000多元/平方米，加上400元/平方米装修费，公租房的成本会到2600元~2700元/平方米，如果留点余地，4000万平方米我们准备投入1200亿，其中，1/3是资本金，政府投入400亿，包括三方面来源，一是现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保障房，3年内中央政府给重庆的保障房、公租房的投入补助会达到100亿；二是重庆政府要付出200亿，这是现金流；三是小区内商业配套土地有上百亿的收入。这400亿是完全可以落实的。剩下800亿要筹资，去年筹集200多亿，今年也应该筹集200多亿，明年也应该200多亿，三年就有差不多800亿。去年的200多亿主要是向银行借，今后我们还可以向银行借，但考虑到银行今年的指标很紧，我们希望给工商企业留些贷款额度，今年所需的两三百亿，我们会向国家的养老保险基金、商业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筹集，目前已经基本确定。
当然我们借的800亿是要还的，利息可以用公租房的租金来还，本金怎么还呢？租了三五年公租房的人总有一部分人想买过来自己住或者给儿女住，如果有1/3的人要买，1000多万平方米，4000元/平方米，我就回收500亿元，这500亿收来就还本金。另外，几年后，公租房的租金和房子本身的价值也会随着老百姓的收入提高、社会的物价指数变化也逐渐上升，由于本金没有变化，所以过几年升值了的租金，升值的公租房房产把剩下的几百亿也能平衡。剩下的2/3公租房，是留给后人金不换的房地产，不是坏账。所以，有现代金融支持，公租房投融资不是一件难事。
香港大公报：重庆市委、市政府正在着手实施缩小“三大差距”行动，请问初衷是什么？主要的制度建设和最主要的举措有哪些？
黄奇帆：“三大差距”问题确实是最近几十年我们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过去30年，GDP快速增长，但贫富差距也逐渐拉大。在此过程中，中央作出判断，科学发展观要以人为本，统筹协调。实际上，邓小平同志在南巡时就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其实就是要求不能两极分化。这个意义上讲，怎么实现老人家的愿望，怎么落实科学发展观，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发展的同时，逐步缩小“三大差距”。
在操作上，有四个层面，需要政府出力，社会各方面协调才能逐步实现。一是完善国民经济的收入分配体系，二是实现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社会保障、要素流通的一体化，三是社会要保障的衣食住行、教育、卫生、养老和就业等问题基本均衡，四是增加老百姓财产性收入。如果在政府倡导下，把四个层次的事都做起来，可能“三大差距”的缩小就变成现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