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中国城市化》2003年10月号)樊纲的这篇《城市要注意控制成本》的文章，大约是根据他在一个什么讲座上的发言记录整理的。文字上不大讲究，但说的倒是一个大道理。

我们正在面对的城市化，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城市化。既然如此，它的整个进程就不得不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支配。市场经济是什么？是竞争经济，是竞争力经济。它的基本法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竞争力强，“成则为王”；竞争力弱，“败则为寇”。不懂得这个最起码的道理，一味地去追逐“图虚名、招实祸”的花架子，人为地去抬高农民进城的门槛，其结果，必然是在这一轮“加速”城市化的角逐中落败，甚至被淘汰出局。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成本控制能力的竞争。小到一个企业，大到一个城市，都是同样的道理。那么，为什么企业家都懂得千方百计地去降低成本，而我们的市长们则往往不能，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想，这一来是因为后者的成本远不如前者那般浅近直白，二来也是体制机制使然。

很多市长并不是不能干，因小失大、因短废长的利害他也明白，但在现行的政绩考核和干部人事制度下，他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情。如果做了，对他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成本高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灾难性影响，表现为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三年五载是很难看得清楚的。一旦深切地感受到，早已经更换新一届政府了。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又取决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竞争力的劳动力成本的控制。我们之所以对中国未来20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的经济较快增长抱有充分信心，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拥有“近乎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大军，而这又是与我国现时以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但如果因为城市化成本过高而导致农民向城市的转移受阻的话，那带来的负面影响将是全局性的: 不但城市经济的发展迟滞，而且“三农”问题会更加尖锐化，并且彻底无望解决。

樊纲讲的，的确是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可持续城市化的大道理。

背景文章：

城市要注意控制成本

樊纲

中国的城市化刚刚开始，现在还有多少人要进城呢？有一种说法，今后还有八九亿人要进城，这对我们房地产业首先是一个大好的消息。现在是城里人换第一次住房，农村人进城后在城里购买第一套房这个过程，大概还有几十年的时间。这是城市化的基本趋势。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量大。与城市化相关的，就是大量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大量的公共物品，大量的不可收费的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公共基础设施要大大发展。大量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城市化的内容之一。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城市化，是促进GDP增长的重要因素，是人均GDP、国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块是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部分。

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城市化是一个什么过程呢？城市化是一个穷人进城的过程，说到底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新进城的这批人，绝大多数是属于低收入的消费者，属于打工族。打工族进城，农民进城，是城市化的本意。而农民进城的前提是农民要有新的非农产业的工作，才能实现城市化，才能实现农民进城。因此，城市化进城第一意味着穷人进城，第二意味着非农产业化的发展，是农民找到非农产业就业的过程。反过来说，城市化将使非农产业化、工业化的进程加速。按照这个逻辑，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大城市综合效益最好。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大概是200万到300万人口的城市，综合效益是最好的。我们还有8亿人进城，可以算出200万人口的城市还需要有400个，300万人口的城市还需要有300个左右。中国城市化的过程，就是现在中小城市成长为大城市的过程。现在跟政府要讲的事情是，沿海中小城市要有大城市的眼光，当然不一定现在要做成大城市，但是要有规划的，因为这个地方将来是要容纳人口的。

城市要容纳进城的人，首先就是穷人，就是农民。城市的发展，本身还有城市人收入不断提高的过程，中产阶级不断形成的过程，城里富人不断增长的过程。穷人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有重要的地位。如果一个城市能够不断地容纳更多的穷人，就可以使这个城市的工资水平长期保持在优势地位，就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就可以更好地发展城市，就可以把你的经济做得更好。中国的经济在相当长一个时期，要不断地利用现有的比较优势，成本比较低的优势，才能解决几亿人进城的问题、失业的问题、“三农”问题、地区差异问题等，也才能解决各个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问题。

豪华的代价是成本高昂。怎样降低城市的成本？首先要考虑到低收入阶层的稳定，其次要考虑到怎样使整个城市基础设施的成本更低，怎样使投资者在这方面的花费更便宜？现在一提城市化，很多人想到的是建花园城市、建贵族城市，怎样把城市弄得豪华漂亮，豪华漂亮背后都是成本和投入。

将来诸位的房子都是盖在城市里，城市如何容纳穷人，城市如何降低成本，这是今后几十年中国城市化进程能否持续、能否防止虚假的泡沫，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的相当重要的两个问题。

［来源: 南方网（经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