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5年12月6日）温铁军先生是著名的“三农”问题专家。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刚刚审议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有一大亮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多少有他多年来潜心研究、屡屡上书建言的功劳。《中国经济时报》请他就此进行解读，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但不知是记者的误解，还是温先生的本意，在前段很好地说明“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大决策出台的背景之后，笔锋一转，却得出了一个令人咋舌的结论：“城市化未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

对此，他有进一步的展开：其一，因为我国农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的，所以我们无法类比土地私有的发展中大国，去推进城市化；其二，那种城市化，“不过是以空间平移了农村贫困人口进入城市，变成城市贫民窟人口”；其三，“提出新农村建设指导思想本身，就有针对以往比较偏激倾向纠正的内涵”；其四，“只有立足于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来解决稳定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问题，才是更为现实的”。

然而，在我看来，他的说辞，似乎根本不能支持他的结论：

第一，土地私有条件下的城市化，就一定会出现贫民窟吗？巴西、墨西哥乃至印度出现的情况，为什么在美国、韩国就不存在呢？可见此事并非绝对一律。

第二，人家是土地私有条件下的城市化，我们又不是，那我们为什么反而不能去推进城市化了呢？

第三，如果城市化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那国家在“十五”推出、乃至“十一五”继续实施的城镇化战略，岂不是无的放矢吗？

第四，如果不是计划经济留给我们城乡分割的遗产，如果不是长期人为固化城乡二元结构而延缓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进程，那党中央又何苦要号召“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呢？

第五，以往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农村土地的城市化，大大快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之偏差，的确应当纠正。但如果因此得出：“城市化未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岂不是将“把经念歪了的和尚”之罪过，扣到了原本是一部“好经”的头上？

正因为我们不是简单地把农村土地一步到位地私有化，我们才给如火如荼展开的城市化进程，加上了不可或缺的“稳定器”；正因为我们渐进式地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有序转移，我们才成功地避免了农村人口进城以后的“贫民窟化”。而所有这一切，只是表明了我们党和国家对于推进城市化的审慎和明智，却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不必推进城市化”的结论的。

精准地把握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力度和进程，把好事办好，是中央在坚定不移地实施城镇化战略的同时，又要求“健康推进”的原因所在。如果推进城市化仅仅是城市自身的事情，而为了“摆平”城乡，再来提出“建设新农村”，我看这是又要准备把一部好经给念歪了！

就如同工业化决非是指工业自身的发展一样，城市化亦决非是指城市自身的发展。如此浅显的道理，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吧！

背景文章：

“三农”问题要解决城市化未必是出路

——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

“十一五”时期，“三农”问题如何解决，出路何在，是否有解？最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第三部分提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社会各界的关注。“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对此做了相应的解读。

新形势催生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指导思想

温铁军分析，中央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农业结构调整，到农民增收到现在强调新农村建设，是一个符合实事求是原则的逻辑递进关系的政策提出过程。有几个原因使得这一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第一，中国这几年尽管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内需就是上不去。20世纪80年代我们曾经有一个很好的黄金增长期，是因为农民收入不断提高，而且当时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同时带动农村的消费增长；到90年代，随着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越来越缓慢，内需拉动战略调整很难真正见效。

第二，该问题直接影响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不可能说中国城市都已经花团锦簇，然后带着一个有庞大人口、生活相对落后的农村，说我们进入了中等发展国家程度，或初步实现现代化，这些都说不过去。

第三，社会问题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重，因为差别太大了。从党的十六大后，如何实现城乡统筹，如何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已经变成国家战略。现在提出新农村建设，这是一个综合的、具有统管全局的指导思想，它符合最近所强调的和谐发展观。

城市化未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

“只要加快城市化‘三农’问题就能解决”的观点是不太符合现实的。温铁军认为，我们和发达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的土地不是私有的。可以说，一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水平已经领先于我国，达到或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如果看任何一个人口相对比较多的发展中国家，只要人口过亿，多是因土地私有化，导致农村出现大量的赤贫农民，一般都占1/3以上，他们没有地，根本没法生存。同时，还导致了大量的人口成为流民，流入大城市，进入贫民窟。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城市化只不过是以空间平移了农村贫困人口进入城市，变成城市贫民窟人口。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加快了城市化，只要让农民进了城，问题就解决了。”温铁军说。

而此次提出“新农村建设”指导思想本身，就有针对以往比较偏激倾向纠正的内涵。温铁军认为，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国家，就先不要激进，而应先立足于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来考虑问题。只有立足于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来解决稳定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问题才是更为现实的。

温铁军还说，任何东亚小农经济国家在工业化加快的时候，都会带来同样的问题。所以，中央把新农村建设作为重大历史任务，是有着相当深远的考虑的。我们应该统一到最近这次关于“十一五”规划指导意见的认识上来。真正把农村好好地综合整治一下，既创造了投资机会，又提高了农民收入，最后变成一个内需拉动型的良性增长、可持续增长。

“新农村”应该让农民得到起码的国民待遇

整个“十一五”，显然会是我国农村面貌有很大改观的5年。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做到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要由政府提供。

温铁军说，这一点在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心目中已经是一个定势，不仅承诺了将来要让所有农村贫困家庭的子女都能上学，还进一步追加了建立农村合作医疗的政府投资的规模。温家宝总理甚至提出农村合作医疗采取政府拿四、农民拿一的方式。此外，管理是公共的，治安是公共的，法律是公共的，不能让农民拿钱的事情都不能拿。同时推进基层政府部门的改革，而政府首先应做的事情是公布财政，阳光普照，让农民能够得到起码的国民待遇。

其次，推进公共财政政策，不要再让农民拿钱。农村的基础设施，不是完全的私人物品，而应该被视为准公共品。农村公共设施的投入，应该作为公共品或者准公共品来投入。在“十一五”规划期内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同时应该加强改善整个农村的基础设施，形成一个让农民安居乐业的环境。

第三，农村应该有一个管理民主、乡风文明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而这需要共同努力，不光光是政府的事。

［来源： 《中国经济时报》（经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