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5年11月10日）姚洋的这篇文章充满了理性的思考，我赞成他对于“三农”问题出路的结论。

过去，我也曾论及某些人士对于“三农”问题悲天悯人的呐喊。今天，我居然看到，姚洋对于那些“三农”问题发出的“悲愤”论调，竟也是如此的不以为然。我在想，如果在实实在在地减少农民、转化农民上无所作为，光在那里空喊增加农民的收入，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

至于陆学艺先生早就说过的“三农”问题出路在农业之外，限于我的才疏学浅，未曾亲眼目睹或亲耳聆听。但是，我的确也早就说过类似殊途同归的话，如“反弹琵琶”、“功夫在诗外”，云云。

这些文人墨客的“指点江山”，原本不足虑。但如姚洋所说：“却常常被‘三农’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忽视，或者有意回避。”的确如此，这等浅显易懂的道理，应当属于常识的范围，但在多年来解决“三农”问题的药方里，却总是难觅踪影。

由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肇始，将发展非农产业，改善进城务工农民在城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纳入了农民增收的视野，表明中央对解决“三农”问题思路的悄然拓展。真希望今后的政策设计，能循此方向有更大的作为！

其实，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将农民引入市场。无论是推进农业本身的产业化，还是富余农民辗转到城里打工，离开市场机制，农民增收就会“一事无成”。城市化之所以能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济世良方”，也在于它本身就是工业化与市场化的结合：没有工业化的推动，城市化不会成为必然；而没有市场化的渗透，城市化注定也“化”不起来。

著名经济学家刘福垣先生曾在论及城市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意义时，讲过一句很传神的话，叫做“一化解千愁”。在我看来，同样道理，“三化”解“三农”，也是千真万确的。

背景文章：

“三农”问题的出路

■姚洋

时下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可以用“悲愤”两字来形容。在国家层面，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种政治资源；在民间，它则成为知识分子宣泄忧国忧民情绪的对象。无论官、民，抑或知识分子，所有人都希望“三农”问题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

“三农”的确是一个问题，但不可能是一蹴而就、在短时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而是中国在今后半个世纪、乃至更长的时间里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在过去1/4世纪的经济增长是超常的，而城市化率每年只增加了0.9个百分点，即每年吸纳了约1000万的农民进入城市。这个速度可能还因为我们的户籍制度而被人为压低，但即使每年吸纳的农村劳动力变成2000万，我们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大幅度提高留在农村的农民的人均土地占有量。

说到这里，我们才真正触及“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这就是非农产业的发展。陆学艺先生早就说过，“三农”问题的出路在农业之外。这是极有见地的意见，但却常常被“三农”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所忽视，或者有意回避。今年（2005年，编者注）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将发展非农产业以及改善农村移民在城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提了出来，这是新一届政府城乡统筹发展战略的具体体现。然而，要落实这一精神，尚需时日。

今天的农民进城，供需双方都是由市场决定的，农村新移民因此成为游离于现行的农村—城市制度格局之间的边缘人群。无论是在公众话语中，还是在学术界和政策领域，对新移民的关注，要么是将他们看做需要救助的弱势群体，要么是将他们看做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取舍的投入要素，抑或是将他们看做是在城市里打工赚钱、而后又要回归农村的农民。总而言之，农村新移民仍然是主流话语里的“他者”。

这个认识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使得我们无法正确面对城市里的新移民问题。在工厂里工作的新移民多数居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里，他们在地理上和城市的其他部分是隔绝的。没有在工厂里工作的人则在城市近城区的原农村地区租房居住，形成城区和郊区之间一个外来人口居住圈，整个城市因此变成夹心饼干，城区和郊区的环境很好，而近城区则成为拥挤、肮脏的夹心层。至今没有一个城市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待遇，我们的城市政府是否可以为新移民选定一个区域，盖一些他们可以租得起的房子，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交通便利呢？与此同时，政府还要做的是鼓励企业对新移民进行培训。再进一步，城市政府还应为新移民的子女提供教育机会，让他们完全融入城市生活。

“三农”问题不是一两代人所能解决的；今天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了100多年才进入工业社会，我们因此要有与“三农”问题长期打交道的心理准备。在这个过程中，确定一个正确的长期目标是至关重要的。世界经验证明，这个目标只能是农业人口的转移。如果知识界的讨论和政府政策的制定能够围绕这个目标展开，则我们在解决“三农”问题的时候就会少走许多弯路。

［来源：《三农中国》（经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