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中国城市化》2004年3月号）尽管我一直不敢苟同温铁军先生有关解决中国“三农”问题方法道路的意见，但我始终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一来由于他对农民问题的高度关注，二来由于他对农民问题根本性、战略性的深层认识。

我过去曾以我们党三代领导集体核心之所以能够成为“核心”为例，从正面说明，在中国“得农民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定要弄明白，眼下农民的“人心”究竟是什么？是继续保持“田园牧歌式”的“小农经济”，还是从今走向“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三化归一’）的历史进程”？我想，结论肯定是后者。

在我看来，农民不仅不应当被排除在“三化归一”的历史进程之外，还恰恰应当成为上述“三化归一”的主体、生力军、最大的受益者。如果最终出现的事实并非如此，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我们的“三化归一”是不是出现了问题，而且是“根本性、战略性”的问题！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一直强调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什么才配得上“重中之重”的地位，我想大约就是“根本性、战略性”的问题了。在确立了“三农”问题的这一重要地位之后，接下来要办好的事情是，如何推进将农民融入其中而不是排除在外的“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的进程？

我固执地认为，这才是当今中国最紧迫的“根本性、战略性”问题。

背景文章：

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

■温铁军

一个战略命题：中国问题——农民问题

农民问题，或者用时下流行的说法“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的一个基本战略问题，可以这样说，中国的问题根本上就是农民问题。

这个认识也是毛泽东同志能够在20世纪中国变幻动荡的时局中独树一帜，形成独特的解决中国问题方式的基本点。从20世纪中国近代史来看，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真正的革命者都是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共同认同这一道理的。所以，自中国由民主革命开始，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而其他的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制度安排，都与这个问题有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联系。

建国后的战略选择：得与失

建国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规律有所认识，中国消除城乡差别，解决农民问题，必须要走工业化的道路，走农村城市化道路。苏联模式的选择使得社会经济的发展没有沿着预想的道路前进。中国尤其是农民为这种苏式工业化道路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工业化积累从农业拿走了太多的剩余，只剩下维持生活的基本资料，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实现最大限度地从农民手中获得低价的农产品，维持限定的城市人口低工资和低消费，以得到更多的剩余来获得积累，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制度矛盾。这一矛盾在今天依然是解决“三农”问题，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制约。

但是，对这种工业化道路负面后果的反思不能成为根本否定这个时期的理由。我们首先要看到工业化的巨大经济成就。正是这种工业化发展道路，使得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国家，成为一个工业化体系齐全的国家。

农民问题：就业危机

综观中国的各种问题，我斗胆断言，中国的农民问题依然是当下乃至未来几十年中国的基本问题，而且我不想说是“基本问题之一”，其他的问题都是派生的或非战略性的。

如果说20世纪的农民问题是土地问题的话，那么，今天的农民问题是就业问题。自1992年开始，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目前估计接近1亿人左右，但这部分与乡镇企业的农村就业有重复之处，净就业人口估计在7—8千万左右。这样总算下来，农村至少还有3亿5千万的净过剩劳动力处于隐性失业状态。如此庞大的就业压力是客观存在的，如不解决，国无宁日。

无论是决策者、学者专家、企业家还是艺术家，只要他是中国人，就得“心中有人”。如果不从农村就业这个方面去考虑和衡量其他政策，不关注农民问题这一本土化的基本国情矛盾，就是目中无人、心中无人。因此，解决就业应该是当前中国的第一国策。

（来源：《三农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