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中国城市化》2004年1月号）无意中看到了杜老这篇《把小城镇问题放在城市化总体战略中》的文章，深为他的见地所折服。

他在第一个小标题中就重申自己是个提倡发展小城镇的积极分子。但是在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尤其是在出现了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时候，他郑重地说：“大小城市应该一起解决，免得发生偏颇。”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像有些人那样拘泥于自己曾经说过的话，坦承“小城镇是大问题，但是不是大战略呢？大战略应让位给城市化。或者，小城镇是大战略，但城市化是更大的战略。要把小城镇问题放在城市化的总体战略中。”

我更为他的科学精神所折服！

城市化是个大战略，而小城镇的发展只是城市化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当然，这也不是说，城市化就意味着大中小城市的发展。城市化关键是在一个“化”字上。“化”意即渗透、融合、转化。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聚，文明和服务向农村辐射，这些双向的互动都是城市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不能“见物不见人”，城市化的实质是“化”农民。我历来不赞成“农村城市化”的提法，而只取“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表述。毛泽东同志说过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叫做“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今天则需要把它修改一下，叫做“严重的问题是转化农民”。转化包括空间的转移，岗位的转业，观念的转变，社会的转型，如此等等。

总之，转化农民是无可回避的历史任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必须要迈过去的一道坎。早认识早主动，晚行动必被动。如果真能把城市化理解为客观的发展规律，而不是主观的一种任意选择，那我们的事情就会好办得多。

杜老是当代中国共产党内数得上的几位农村问题的专家之一，他的一番话让我感到，“姜还是老的辣”！

背景文章：

把小城镇问题放在城市化总体战略中

■杜润生

一、我以前是提倡发展小城镇的积极分子

现在我国方针是限制大城市，提倡小城镇。在这种形势下讨论小城镇问题，不看到大城市的问题，是不对的。大小城市应该一起解决，免得发生偏颇。我过去积极提倡小城镇，是因为中国二元结构问题太严重，农民迫切要求改变成分。乡镇工业污染重，没有共同的服务业。而现在仅是这个角度就不够了。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提倡加大内需，就更是这样。

小城镇是大问题，但是不是大战略呢？“大战略”应让位给城市化。或者，小城镇是大战略，但城市化是更大的战略。要把小城镇问题放在城市化的总体战略中。搞对思路，就可以找到出路。城市问题现在很大，要解决好，要从农村找答案，农村问题要解决好，要从城市来找答案。解决农民问题，就要叫他不再是农民。

我国城市发展滞后于工业，世界罕见。我国城市化水平落后于世界同等工业化程度的国家。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是47%，我国才29.6%（包括郊区）。纯粹城市人口才19%多一点。东欧国家解决改革问题，国有企业消肿，比我们容易，因为他们乡村人口转移问题已经提前解决，我们现在是两个问题碰到一起，就业压力太大了。农村至少要转移出1.5亿人口，如果不转移，就会闹民工潮。你不让他转，他就自己转。民工潮是无序的转移，我们要研究有序转移。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减少城市化的代价，降低城市化的风险。

二、我们有些政策互相矛盾，缺乏内在联系，城市化问题是关键

我国是城市短缺的国家。长期短缺，到现在，问题已经到了相当突出的程度，带来很多负面影响。负面影响主要有三条：

1. 剩余劳动力积累太多，劳动—土地密集程度超过了通常所允许的范围。土地经营的规模是世界上超小型的。由于超小型的规模，把农民搞穷了。

2. 由于城市化落后，第三产业缺乏载体。第三产业是消化劳动力最多的产业。因为第三产业包括各种服务业……如果第三产业落后，就会影响第二产业的发展，造成结构病。

3. 影响国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农村过去消费上升主要是买老三件，平均一件不超过200元，而现在新三件，一件要2000元。一户农民一年也就挣2000元，去掉成本、买化肥钱、税收、摊派费，再去掉婚丧嫁娶的费用，就没有钱了。我们要创造消费热点，靠那几件是热不起来的。

要消除三个负面影响，把城市化提到大战略高度。发展小城镇很好（有助于扩大内需），但很不够，还要提升，要让领导人理解这一点。因为城市化从发展来看是不可避免的阶段，是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不可避免的过程，是发展第三产业的需要，能够产生聚集效应、辐射效应。第三产业的特点是就地利用，不能运输。会计、律师，只有聚集起来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就没有效益，他们是共同利用的。乡镇企业太分散，成本高。乡镇企业进城也会增加成本，因为它在乡下用自己土地、自己房屋，是不计成本的。但现在乡镇企业大批破产，因为没有服务业来支持。温州人了解这一点，很快建设自己的城市，搞大学。从纽扣镇到纽扣城，建设共同的服务业。我们提发展小城镇，不提大城镇，可能形成某种浪费，建起来就取消不了，造成后患。因为布点太分散，形不成网络。城市化必须网络化，有中心，有节点，有核心边缘这一套。这在开头就要想到。网络不均衡，就会有效益的损失、社会的损失。

三、报到中央的城市化程度，2000年35%，2010年45%，2020—2025年50%

这不算高。计划吸收剩余劳动力，还显得太小。原因是中小城市定的标准太低。我们把100万人以上的城市算作特大城市，50—100万人的算作大城市。标准太低了。大中小城市都要放开，有序地、有规划地放开。不要强迫命令、一哄而起。

019020为什么要限制大城市，因为有城市病。说现在是后工业社会。病确实有，但可以防止治理的。自从提出知识产业，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提出要跳过城市化阶段，避免人口大量进城，但没有具体说要农村赶紧搞高技术。我希望跳过这个阶段，但很难，恐怕跳不过。中国落后，电网都没有搞起来，农民买了洗衣机还用不上，放在炕头上当衣箱。自来水普及得怎样？这一类东西不能随便跳过。发电可以搞高技术，但电总要有。高技术本身要有聚集效应，硅谷离开城市，孤零零地放在那里就没有用。我去二线三线工厂，放在深山，技术人员见我就哭，说，不光自己，连儿子孙子都耽误了。

新技术发展太快，通讯革命能够创造时间空间。但新技术能否代替大城市，光搞小城市？要靠实践证明。没有证明前，不能就此定方针。因为城市要配套。

来源：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经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