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中国城市化》2003年8月号）《讨论城市发展我不用“城市化”》一文，单就题目本身而言，我倒还是蛮赞成的。同时，对“城乡二元结构”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之间关系的分析，我认为也很不错。但全文通读下来，我反而觉得糊涂了。怎么一不小心，作者把城市化就去等同于“城市发展规划”；又因为“容易引起计划经济的办事方式”，所以讨论城市化问题，作者主张用“城市发展”的措辞取而代之。

我感到作者的基本概念出现了混乱：城市化是指产业和人口因为规模经济的需要自然而然地向城市集聚，从而城市人口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而城市发展是指城市本身的规模扩大、功能完善的过程。两者虽有某种联系，但绝对不是同一个问题，又怎么能简单地放到一个锅里去“煮”呢？

作者对农民利益的高度关注令人敬服。社会上也多有一种对农民悲天悯人的言论，诸如“农民真苦、农村真落后、农业真危险”之类。然而这些人开出的药方，除了政府的“恩赐”之外，似乎管用的不多。在我看来，城市化的提出，恰恰不是因为城市自身发展的滞后，而是因为“三农”问题的尖锐化。

农民的收入低下为什么“病入膏肓”、“回天乏术”？说到底，还是农民太多了，“僧多粥少”。既然多了，就要想方设法减少。怎么减少？又不能从肉体上消灭，唯一的出路就是转移。往哪里转移？当然是城市！我们在这里不妨套用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城市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以往十数年汹涌澎湃的“民工潮”，早已证明了它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离开了转移农民而想谋求农业的产业化，就像离开了城市化而想谋求农村的现代化一样，都是水中月、镜中花，缘木求鱼，墙上挂帘子——没门！城市化不是别的，就是为千百万农民向城市转移铺平道路，就是千百万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历史过程。城市化是客观规律，城市化进程是规律使然。

背景文章：

讨论城市发展我不用“城市化”

林毅夫

我国城市发展水平低的现状是怎样造成的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我国城市发展水平低，是因为政府采取了“城乡隔离政策”造成的，以为取消了这个政策，就能解决城市发展水平低下的问题。殊不知“城乡隔离政策”本身是一个果，而不是因，城市发展水平低和城乡隔离政策都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的后果。

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的产业，投资规模很大，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多，因此，我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结果，减弱了经济增长吸收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就业的能力，阻碍了伴随着经济发展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就业结构转换过程。

 而且，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制度框架下，采取的是低工资、低物价的政策，为了防止农民进城增加政府低物价政策的负担，政府通过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将广大农民束缚在农村和农业，防止农民分享城市工人所获得的压低价格的食物和住房等供给。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得以改变，非农产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城乡隔离政策被修正。

“城市化”抑或“城市发展规划”

我国城市发展水平落后，确实有很大的缺课要补，但是一国城市发展水平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到底应该有多少人口从事非农领域活动？多少人口从事制造业？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能主观臆断，也不应该揠苗助长。而且，城市的地点、规模，受到历史、地理、经济、技术条件的影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不能由“长官意志”主观决定。谈“城市化”容易引起计划经济的办事方式，主观决定城市人口的比例以及城市的地点及规模。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如使用“城市发展”的措辞而不用“城市化”一词。

城市发展与农村现代化应该并重

农村的现代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而且，在当前的形势下，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对启动当前经济十分必要。但财政政策必须要用在能够“四两拨千斤”的地方才能真正启动市场。农村道路、电网、自来水建设是在我国当前形势下最能产生这种效果的地方。这些建设和大的基础建设项目相比，一般规模较小，使用的物资投入以国内生产为主，对国内需求的直接刺激作用比较大。这类基础设施建设属高度密集型劳动，以使用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为主，能够创造许多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而且，有了这些现代生活必需的基础设施以后，农村地区蓄势待发的大量需求潜力将会被释放出来，使我国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恢复正常的快速、健康增长。

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经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