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登于《中国城市化》2003年8月号）《城市化是副产品》一文的初衷是好的。它针对城市化进程中愈演愈烈的主观主义和追名逐利的现象，提出了辛辣的批评，不乏振聋发聩之语。

城市化的确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超越阶段、揠苗助长只能适得其反。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面对明摆着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状时，还无须赶紧把加快城市化的任务提到全党面前。我们反对空想主义，但也不能信奉机械唯物主义。如果一切听天由命，还要我们这些活人干什么？历史本身，就包含着主体的参与！

至于作者在文中指出的那些问题，的确也是存在的。但是，该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不要以偏概全，也不要一概而论。特别是如果就此把城市化这个眼下中国最大的任务给一笔勾销了，岂不是因噎废食、舍本求末？

中国的发展水平不高，现在面临“三农困境”、“产能过剩”、科教落后、服务业发展不足、竞争力低下等一系列问题，都与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这一发展的根本问题有关。加快城市化，是个大道理，大道理是管着小道理的。

就像当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而到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一样，英明的领导人，是善于把握客观规律，顺势应时、有所作为的；而高明的领导人，则更是善于驾驭发展大局，不温不火，恰到好处的。

 背景文章：

城市化是副产品

■周其仁

 “城市”——人口和各种资源在空间上的积聚和集中——而形成，从来是非常“主观”的事情。作为商业中心的城镇，向来是自由市场的产物。关于希腊“城邦经济”，史家和理论家一致得出结论，那是“自由民”的杰作。后来的伦敦、纽约和老上海，离开自由市场不可想象。我国明清年间的四大名镇，又有哪一个是靠父母官“规划”而成的?道理在于，组成城市的各种要素，一旦集中到甲地，就不得不放弃流向乙地。要比较每一种要素流向何地对它的主人为优，“琐碎信息”无数，需要靠“分权、自由流动、自主交换”的体制才处理得了。

可怕的“大奖”

正在升温的“规划城市化”，种种宏图伟略，不过是设了大奖的说梦比赛。这第一个大的“奖项”，就是那个“国土制”。农民的土地，只要转为城镇用地，立马变为“国土”，成为某一级政府的税外财源。如此重奖之下，“城市化”早就如火如荼，怕是不再需要学者为文“论证”了吧?第二个大奖项更厉害，叫“行政级别升等”。因为“圈地为城”是可能落空的，要是各方就是不埋单，政府圈地“升值”美梦可能破碎。但是，行政升等一旦发生就是“实”：官员的级别、人数、机构和预算，都因为行政升等而发生“在数目上可以计算的”变化。所谓“农民负担”问题，与此大有关系。

城镇化更危险

比较起来，“城镇化”比“城市化”还要危险。道理在于，乡镇是整个国家政权金字塔的底部，代表正规的国家机器直接面对农民。这一行政层次，官员的收入水平低、升迁的机会少，本来就内生着种种升级无门的“紧张”。现在“城镇化”大张旗鼓，还不是要把这种紧张大大释放一把。

愚见以为，在“行政规划和权力租金驱动”与“市场自由流动组合”之间作出取舍，比在“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之间作出选择重要得多。也许，提高我国未来城市化程度的最好办法，是把“城市化”从未来发展大计的目标中一笔勾掉。

来源：法律思想网（经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