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于2008年12月5日）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陈志武，最近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发表了一番宏论。由记者演绎，套上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金融海啸中国可能是最大赢家》。
细细通读全文，我倒是非常认同访谈者的见地。陈先生纠正了时下人们的一种普遍误读，以为布什政府采取的国家干预、银行国有的救市之举，甚至于马克思《资本论》在热卖中的供不应求，意味着自由市场经济的“礼崩乐坏”，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又“卷土重来”。究其实，美国式的“救市”，不过是政府在经济出现危机而一时别无长策时所采取的短期应对。一旦时来运转，政府便会马上抽身而退，“这跟当年中国和苏联进行国有化的出发点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市场经济发展到21世纪，也“没有人会天真到以为今天还能像100年、200年前那样，能有一个没有政府影子的绝对自由市场”，因为国家在市场中必须承担维护产权和契约利益的责任。但这样做，也会带来很大的道德风险，为此现代宪政民主制度应运而生，从而使得政府干预市场的行为，设定在行政问责的体制架构之下。
至于亚洲为什么往往不能靠本国内需发展，陈先生认为这和这些国家的金融业不发达有关。先是普遍的储蓄率高企，再是由此去从事制造业，最后将大量的制成品向欧美发达国家出口，这就是所谓的亚洲增长模式。他的结论是，如果要变革，不是因噎废食地去放慢“金融开放”的速度，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地去“鼓励金融创新”。
当问及目前的“全球救市”会给中国带来什么直接的益处，除了挽救中国的外需市场、降低中国的生产成本之外，就是中国可以拿相对丰裕的外汇储备，去做一些“抄底”的买卖：“去买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企业股权”，“去买些石油等大宗商品资源和矿产资源”，甚至“去买资产或者证券”。当然，买的时候要学得聪明一点，“要像巴菲特那样跟这些国家的政府进行巧妙的谈判，要求他们对中国的商品、对中国的企业进一步开放”。
但这些，还不足以说明“中国会是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最大赢家”，因为这里有一个先决的前提性条件：“如果中国政府处理得好、作出非常有远见的决策的话。”什么决策呢？那就是第一，“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必须从出口依赖型转为内需驱动型”；第二，改变“老百姓的收入只占中国整个社会收入的一小部分”的“制度安排”；第三，为此政府要能够“做出一系列关键性改革”；第四，要挑战“来自意识形态……这类根深蒂固的障碍”，要意识到转型的紧迫性，“所有的因素纠结到一起，我国的经济模式已经到不得不改变的时刻了！”
九曲蜿蜒，水落石出，中国会是这一轮金融海啸最大的赢家吗？结论只是，可能会，而不是必然会。一切的一切，将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发展模式转型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以及这种自我转型所取得的“实质性的进展”。我们已经错过了无数个推动转型的极佳时机，这次又是一次百年不遇的历史性的“馈赠”，我们能把握得住吗？
就其对转型的乐观预期，陈志武先生有一句解读：“中国决策层是很务实的。只要有什么改革举措能让中国经济继续增长10年、20年，我相信关键的决策者最终会做出那种改革选择。”他的话很有点外交辞令的意味，一方面委婉地透露出对改革并不到位的批评，另一方面又似于不经意地提醒中央政府要抓紧，万万不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在这风云激荡、内忧外患的时刻，我们隆重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面向未来的结论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将改革进行到底！”
(刊于《发展规划研究》2008年第10期)
金融海啸中国可能是最大赢家
◎陈志武/文
政府救市，不是要把民间力量从行业中挤掉
《南方人物周刊》：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重新抬头，金融等产业的国有化趋势，会对欧美发达国家未来的经济体制产生怎样的后果?
陈志武：对美国来说，入股银行、救市只是过渡性的安排，只是3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重现，没有其他方面的调整。
现在，随着全球化的深化，金融市场已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分割市场，而是真正国际化了的市场。在这种时候，如果一个市场因信息过多地不对称而引发信心危机，并全面崩盘的话，它将对整个世界经济和社会形成前所未有的震荡，这涉及太多的公众利益。
国家在市场中必须承担维护产权和契约权益的责任，必须建立和维护市场所需要的制度架构，此外，当意外市场事件威胁到太多公众利益时，政府有责任出面保护公众利益。相比过去，政府介入恢复信心的必要性确实高了很多。
为何亚洲不能靠本国内需发展？
《南方人物周刊》：这些年来，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一直在努力纳入全球金融市场。这次危机的发生，是不是使得“金融开放”再次成为一个值得怀疑的命题？
陈志武：我不这么认为。首先，为什么亚洲国家都只能够以制造业为主并且都靠出口市场，而不是靠本国的内需发展？这和金融行业不发达关系非常大。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是依赖非常高的储蓄率从事制造业，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大量便宜的制造品和消费品，而自己本国的消费难以上去，这种靠出口、靠制造、靠生产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亚洲最普遍的模式。
这次金融危机给中国下一波发展送了一份大礼
《南方人物周刊》：依您的分析，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而言，其实是个绝好的机会？
陈志武：我觉得，如果中国政府处理得好、作出非常有远见的决策的话，从长远看，中国会是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最大赢家。今年（2008年，编者注）上半年以及前几年，大家都抓破脑袋担忧——中国以后的能源需求怎么办？进一步发展的资源需求怎么办？这次金融危机把各种大宗商品和资源的价格都往下拉了很多，跌了一多半，这就等于给中国下一波发展送了一份大礼，如果没有这次金融危机的话，这些大宗商品的价格怎么会降得这么快、幅度这么大？
所以说，尽管中国的出口行业接下来的两年里可能受到非常大的冲击，整个经济也会因此受打击，但是，总体上，第一，大宗商品和资源性商品价格下降，把中国接下来的经济增长成本砍掉了很多；第二，从长远来说，因为全球经济的衰退，使得中国在经济增长模式上必须从出口依赖型转为内需驱动型，由国内消费来带动未来的经济增长。这次全球的经济衰退在未来两年肯定会给中国的改革带来新的压力。
中国经济模式不得不改变了
《南方人物周刊》：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着出口下降、股市大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问题。我们该怎么救自己的这个“市”？
陈志武：中国今年上半年财政盈余有12000亿，还有那么多国有企业利润，这么大的国有资产升值，特别是这么多国有土地出让金，相当一部分都应该送给或者是退回给老百姓，特别是以各种方式补贴中低等收入者的医疗开支、教育开支和基本生活开支，这样，中国的GDP增长在明年、后年全球经济衰退的困境之下，也能持续下去。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讲，推出土地使用权的流通等等这些改革是非常好的，中国经济接下来应对全球经济衰退的能力也会因为这项改革提升很多。同时，如果能够把剩下的国有资产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发给13亿老百姓，那更加能够使得中国的经济从现在的这种出口导向型转移到内需驱动型的轨道上。
《南方人物周刊》：刺激内需从来就是中国经济的难题。在如今的形势下，中国的老百姓更不敢消费了。
陈志武：政府如果能给企业和个人减税，同时拿一部分财政收入和国企利润送给中低等收入家庭，给作为全民所有制下的老百姓所有者分红，这样的“雪中送炭”效果会很明显，会带动民间消费增长，既帮助中国经济从下行中走出来，又能促进增长模式转型。
《南方人物周刊》：转型通常异常艰难，您对此如何保持乐观？
陈志武：中国决策层是很务实的。只要有什么改革举措能让中国经济继续增长10年、20年，我相信关键的决策者最终会做出那种改革选择。过去30年里，中国的决策者总体上非常务实，我相信改革还会继续。
（文章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