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言：中国必须积极发展跨国公司

中国在全世界的“和平崛起”，主导力量是中国的跨国公司。相当数量和世界级的中国跨国公司形成之日，正是中国“和平崛起”之时。

1、新时代企业生存的前提条件:跨国化

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以及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是经济全球化的决定性因素，而企业跨国生产的大量发生，又是造成生成要素国际流动加快和在全球范围对资源进行配置的根本原因，因此可以说，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原因。世界经济的这种深刻变化使人类社会正在从“国际贸易”的时代进入“国际生产”的时代。

（1）跨国公司在“国际生产”中的作用日益重大。二战后，全世界由企业跨国生产所导致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迅速增长，在1985--1990年间年增长率（34%）是全球出口额增长率的近三倍、GDP增长率的近三倍、国内投资总额增长率的二倍多。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1972年为1400亿美元，1980年5000亿美元，1990年1.6万亿美元，1995年2.7万亿美元。2000年全世界生产量的1/3由跨国公司直接控制。

（2）跨国公司通过其海外机构向各国市场生产发送的货物已超过世界出口贸易总量。跨国公司的数目从1960年代末约7千余家增至1980年代中期的2万家，1990年代已超过4万家，其海外分支机构已达25万家。这些海外分支机构1995年在世界范围内的销售额已达6.02万亿美元，大大超过当年世界商品和非要素服务出口额（4.17万亿美元）。

（3）企业的跨国生产已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主导因素。生产的国际化导致了大量由企业“内部”进行的中间产品的国际贸易。2000年这种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已占国际贸易总额的40%，再加上由跨国公司导致的其他国际贸易，其影响就更大了。另外，全球国际技术转让的80%也是由跨国公司控制的。

（4）企业的跨国生产已经从早期的母公司与海外子公司独立作业，发展到个别环节的国内外简单一体化生产，再发展到大多数环节和功能全球复合一体化生产，即形成了一体化的国际生产体系。

（5）企业跨国生产改变了国际分工的形式。战前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是国家与国家间产业分工。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农业分工。由于跨国公司的发展，国际分工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即企业内国际分工占据了主导地位。

（6）在“国际贸易”时代，依据各国的资源禀赋等比较优势，企业进行生产，再通过国与国之间进行商品贸易。在“国际生产”的新时代，企业则通过自己掌握的、分布在各个国家的资源，灵活地组合各种要素进行生产，再在当地或其他国家销售。由此可以说，世界经济正在从国家与国家间的分工、交换，走向企业内及企业间的（国际）分工、交换的时代。

一项对美国近2000家企业在1979-1989年间兴衰的调查表明，跨国企业比没跨国企业的存活率高50%；销售额增长率和利润率，跨国企业分别为8.8%和9.4%，本土企业只有5.5%和7.1%

经济全球化也可以说是企业生产经营的价值链“大爆炸”的时代。每个企业从筹资、结算、税务、研究开发、采购、零部件制造、组装、储运、销售等环节，再也没有必要非在空间上集于一处，而是在全球寻求成本最低的地点落脚，再以价格低廉而高效的通讯和电脑组成整体。

在国际生产的新时代，企业只有在全球范围进行生产要素调配才能达到最优，跨国化已成为企业生存的一个前提条件，跨国公司已成为当代大公司生存的一般形式！一个只在国内调配生产要素的企业，面对众多在全球范围调配生产要素的竞争企业，是难以生存的。中国企业不可能例外，这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面对的一个严峻现实。

要么跨国化，要么消亡，这就是中国大型企业的前景！

2、新时代企业领先的关键因素

在经济全球条件下，任何国内市场都显得过于狭小，不足以担负研究开发的投资，导致企业无法达到和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目前在许多行业如汽车、飞机、药品、半导体芯片等等，一个新产品的研究开发需投入10亿美元左右的费用。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全球性的生产与销售网络以迅速产销新品分摊上述研究费用，那就不可能进行必要的新产品开发，从而不会处于领先地位。

3．中国实现大国地位的保证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一批自己的大型跨国公司，是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实现大国地位的保证。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间经济交往中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主角：一个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经济地位，也日益由其拥有的跨国大企业的数量来决定。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拥有的跨国企业的数量和水平，已经成为衡量该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从《幸福》杂志公布的全球500家大企业榜的国别分析，一个国家的大公司在500大之中所占份额和名次，与该国在世界GNP和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和名次大致相当。此外，这些跨国大公司的规模已“富可敌国”：以国内生产总值和产值/销售额排列的全世界50大经济体中，1991年有36个大国及14个大公司，1995年大公司已增至18个。

中国必须造就一批世界级的大公司，才能有相应的大国地位。

4．促进产业升级的积极手段

中国必须积极海外投资发展跨国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它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手段。日本在二战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

虽然中国与日本在国情以及所处的国际背景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日本通过海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成功经验，无疑是中国政府和企业可以大大借鉴的！

 5．出口高速增长的战略替代

中国必须积极海外投资发展跨国公司的一个原因，是它将从战略上成为出口高速增长的替代。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出口贸易一直以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为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增长做出重要贡献。但这种出口的高增长率在今后是难以持久的：一是像中国这类大国大量的出口增长（目前基数已很大），有限的世界市场容量难以长期吸纳；再则这种出口高增长会带来越来越多的贸易磨擦和冲突。所以，从战略角度，中国应采取一种出口中速增长+适量海外生产的中期战略，及出口低速增长+大量海外生产的远期战略。这种战略的实施，需要现在就积极开展海外投资和生产，才可能达到上述目标。

6．技术引进的新阶段：技术外取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引进工作，已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1950-1979年，成套设备引进主导，以初级产品出口换取重化工业设备引进；（2）1980-1989年，尝试各种引进方式，出口结构逐渐优化，“引进----产业发展----出口”步入良性循环；（3）1990年至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为首位，多种引进方式并行，大量人员国际交流，轻纺产品占出口首位，良性循环加快。

目前，中国经济的“引进----产业发展----出口”循环正经历一个新的升级转变，主要表现在出口结构从轻纺产品首位转变为机电产品首位。这一升级转变需要技术引进在方式内容上要有新的发展，技术外取——到发达国家去获取技术——这种新方式的大量运用，则成为保证上述升级转变顺利实现的一个关键因素。

1980年代末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技术外取已不仅仅是后进国家企业的“专利”，也成为发达国家企业的重要手段，据一项对1990年代初各国企业在美国所设研究实验机构的调查，具一定规模的有近300家机构，其中70%成立不到3年。它们的国别分布为：日本60%，德国13.9%，韩国5.8%，英国5%，法国4.7%，瑞士3.9%。这些研究机构的雇员状况是，西欧各国的平均达160人，日本的平均45人。这些机构大部分设在加州的硅谷，以及波士顿地区、北卡州的“科研三角园”等。这些情况表明，技术外取已成为企业赶上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手段。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在各种传统的技术引进方式下，已经实现了长足的进步。但传统的“呆”在国内引进技术的各种方式，充其量只能得到落后于先进水平3-5年的技术；若想获得列先进的技术，技术外取是中国企业的最佳选择。

笔者认为，中国的技术引进必需进入一个以积极开展技术外取新方式为标志的新阶段，也就是以技术外取新方式为先锋，其它方式为基础的新阶段。否则，中国产业升级、经济再上一个台阶将难以顺利实现。

技术外取主要是要靠在外国建立或收购研究实验机构来实现，是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方式，当然也就构成了建设和发展跨国公司的内容之一。中国的企业要大量开展技术外取活动，就必须积极开展海外直接投资、建设跨国公司。

7．能源保证与海外发展

中国必须积极海外投资发展跨国公司的又一个原因，是确保经济发展的能源供给。

这里的能源主要指石油，1993年，中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国家计委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的石油短缺率在2000年将达19.2%，2010年需求量为3.87亿吨，而自产量只有1.9亿吨，缺口为1.97亿吨。

解决上述缺口的一个方案是买油进口。显然，对于一个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采油工人和科技人力资源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下策，并且还有受制于人的战略风险。因此，大力发展石油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建设几个世界级大型石油业跨国公司已成为中国战略发展的需要。换句话说，上述缺口的解决方案应该是一部分直接买油进口，另一部分由中国跨国公司在外国勘采石油后运回中国。

中国需要大量进口的自然资源都应按此思路解决其问题。

8．国际金融及风险防范

通过发展跨国公司以充分利用国际上的各种资金之重要性，已有众多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我们想对国际金融袭击的防范谈一点看法。

自从1997年东来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如何防范国际金融袭击，已被世界各国作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首要课题对待，中国也不例外。我们试提出防范的一种重要措施：建立一批中国的国际性基金。自古以来胜战的关键是“知已知彼方能百战不败”。如何做到真正的“知彼”呢？目前国际上的游资数量庞大，但基本上都是以基金会的形式存在。这种基金会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金融业跨国公司。我们要做到知彼，必须建立一批这种特殊的金融业跨国公司。让它们驰骋于国际金融业，才能真正掌握其行动规律，及时了解行情和动态，……。

9．全球华人网络的利用与建设

从全球战略的角度看，中国今后可信赖利用（互利）的国际资源，居首位的就是散居各国的华人——企业家、科学家、工程师等及其掌握的资金、信息和关系，可以简称为华人网络。全球华人网络除了华人资本网络外，已经形成了新的全球华人创新网络，正在形成的全球华人营销网络。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全球华人网络已经对中国的产业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全球华人网络资源，中国今后的发展最应充分利用（互利），并进一步建设、巩固和扩大的。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长远战略发展的重大事项。而只有当中国发展起一大批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与各国的华人企业密切合作之时，上述目标才能顺利实现。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的跨国公司过程中，最稀缺的资源将是合格的高级经理人才，而全球华人网络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人才库。

在中国必须积极发展跨国公司取得共识的前提下，我们关于中国跨国公司的理论探索才有意义和价值。我们的思路是：首先检视主流跨国公司理论的适用性，其结果是适用性很差。不仅对中国这类后发展国家没有多少借鉴作用，即使对美国这类先发展国家也需要“与时俱进”。因此，我们针对主流跨国公司理论的缺陷提出了“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的新理论”，虽然目前只有几个主要观点，还远未达到理论高度，但这对中国发展跨国公司的实践也有一定的意义。然后，我们结合海外华人跨国公司的实践，提出了后发展型跨国公司理论，填补了跨国公司理论的一个空白。我们认为，后发展型跨国公司是中国跨国公司理论的基础，海外华人跨国公司是中国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的首要学习对象。

二、主流跨国公司理论的缺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们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定，提出了许多观点各异的跨国公司理论。

（一）、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

1960年代初，美国学者海默（Stephen H.Hymer）以美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为研究对象，采用了不完全竞争的基本假定和产业组织理论，首先提出了垄断优势理论。

该理论认为，美国企业拥有的技术与规模等垄断性优势，是美国企业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垄断优势的产生在于美国企业控制了技术的使用以及实行水平一体化与垂直一体化经营。美国跨国公司拥有三类垄断优势：一是来自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如产品判别、商标、销售技术与价格控制等；二是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包括专利与专有技术、融资、管理技能等；三是企业拥有的内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经济。

该理论解释了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与决定性因素，以及产生这些条件的原因所在。

（二）、维农的产品周期理论

196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维农（Raymond Vernon）以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为研究对象，采用了产品生命周期和工业区位理论，提出了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产品周期理论。

该理论认为，美国企业对外投资活动与产品周期有关，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在产品周期运动中，由于生产条件和竞争条件变动而做出的决策：（1）在产品创新阶段，美国企业主要通过出口来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2）在成熟阶段，美国企业考虑并进行对西欧等发达国家直接投资；（3）在标准化阶段，美国企业开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

该理论首次在跨国公司理论研究中增加了动态分析或时间因素，解释了美国企业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和区位选择。

（三）、尼克博克的寡占反应理论

1970年代初，美国学者尼克博克（Frederick T.Knickerbocker）以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象为研究对象，采用了寡占行为理论，提出了跨国公司的寡占反应理论。

该理论认为，战后美国企业大举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由寡占反应行为所致，投资主体是寡占行业少数几家寡头公司，它们的投资又大都在同一时期成批地发生。

该理论把对外直接投资区分为“进攻性投资”与“防御性投资”，决定这类投资的因素是各不相同的，防御性投资是由寡占反应行为所决定的。他还研究了与对外直接投资成批性有相关关系的各种因素。

（四）、内部化理论

自1970年代中期，以英国里丁大学学者巴克莱（P.J.Buckley）、卡森（M.Casson）与加拿大学者拉格曼（A.M.Rugman）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西方学者，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不含日本）为研究对象，沿用了美国学者科斯（R.H.Coase）的新厂商理论和市场不完全的基本假定，建立了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内部化理论。

该理论从国际分工不通过世界市场，而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来进行这点出发，研究了世界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跨国公司的性质，并由此解释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决定因素，其中市场不完全性及企业的性质是内部化理论的核心。

该理论有助于说明各种类型跨国公司形成的基础。其后有些学者将技术优势及内部化概念进一步引申，以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该理论还解释了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安排这三种方式之间选择的根据。

内部化理论是西方学者跨国公司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以前的理论主要研究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动机与决定因素，而内部化理论则研究各国（主要是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形式与企业国际分工与生产的组织形式，认为跨国公司正是企业国际分工的组织形式。

（五）、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自1970年代中期，英国里丁大学教授J.H.邓宁(John H.Dunning)一方面采用国际经济活动实证分析方法，对美国、西欧、日本等国跨国公司的兴起与发展，导致的国际生产格局的变化进行实证分析，另一方面，采用逻辑综合方法，对国际生产理论的发展进行逻辑分析，并以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日益合流为起点，提出了他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该理论的基本假定是：若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企业将从事对外直接投资：（1）企业优势：企业拥有高于其它国家企业的优势，这些优势主要采取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形式，这类资产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为该企业所垄断；（2）内部化优势：企业使这些优势内部化必须比出售或出租给外国公司更有利；（3）区位优势：企业在东道国结合当地要素投入来利用其优势时必须比利用本国要素投入更有利。

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由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组变量决定。这三组变量的不同组合决定跨国公司在出口贸易、直接投资与许可证安排之间的选择。同时这三组变量的结合对决定了各国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类型、行业及地理分布。

该理论从各国经济活动的结构、经济环境与政府政策的特点说明了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的起源与特点，并把它们与各国跨国公司国际生产的特征与类型联系起来。还将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与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与结构联系起来，研究了各国国际生产或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态性质。

（六）、非主流理论

前面提到的几种理论可称之为跨国公司的主流理论，在任何一本阐述跨国公司理论的著作中都可找到其主要内容。在非主流的跨国公司理论中，值得提到的是小岛清模型。

1970年代后期，日本著名国际经济学家小岛清以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利用国际分工的比较成本原理，详细分析与比较了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与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提出了解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模型——小岛清模型。

该理论包含三个基本命题：（1）赫克歇尔——奥林模型中的劳动与资本要素可以用劳动与经营资源来代替。（2）比较利润率的差异与比较成本的差异有关。（3）与日本型对外直接投资不同，美国型对外直接投资把经营资源人为地作为一种特殊生产要素，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寡头垄断性质的对外直接投资。

该理论的核心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边际产业——依次进行。他根据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1）自然资源导向型；（2）劳动力导向型；（3）市场导向型；（4）生产与销售国际化型。

该理论详尽地研究了日、美对外直接投资的不同特点：（1）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以对自然资源开发与进口、生产纺织品、零部件等标准化的劳动力密集行业的直接投资为中心。（2）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以中小企业为主体，因而其规模也远比欧美国家小得多，转让技术也多为适用技术，符合当地的生产要素结构与水平，投资也多采用合资形式。（3）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是互补的，可称为顺贸易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该理论还分析了发达国家间的交叉直接投资。

（七）、简要评述

到目前为止，主流的、也是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存在以下缺陷：

1、这些理论始终以美欧各国的跨国公司先行者们为研究对象，例如，垄断优势理论、产品周期理论、寡占反应理论的研究对象仅是美国企业；内部化理论与生产折衷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欧美国家企业。其主要内容是解释海外直接投资行为，揭示其中的规律性。而对于二战后大批涌现出来的跨国公司后来者们（例如华人跨国公司），却极少研究。先行者与后来者在诸多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以先行者为基础的主流理论无法准确解释后来者的行为，从而形成一个明显的缺陷。对此，我们提出“后发展型跨国公司”概念，对跨国公司的后来者们的行为进行探讨。

   2、这些理论所依据的环境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类社会经济技术状况。这种状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对跨国公司而言可以说是质的巨变。但至今为止，主流的跨国公司理论还停留在当时的环境背景中，因而难以很好地解释跨国公司近十几年来的发展，又形成了一个目前尚未被大多数人认识到的缺陷。对此，我们暂且将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称为“非全球化条件下的跨国公司理论”，并把新环境背景下的探索称为“全球化条件下的跨国公司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