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是为了促进公平竞争。2021年2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指出，反垄断监管的基本原则首先是“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坚持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着力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反垄断应当遵守这一基本原则，避免违背公平竞争原则的选择性反垄断。
　　在中国，市场导向的互联网行业发展首先起到了促进公平竞争、减少垄断的作用。例如网络通话的出现促进了电信话费降价；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缓解了小型电商和消费者融资难问题，也与传统银行形成了一定竞争。其次，在互联网发展过程中，某些平台企业也确实出现了“二选一”等垄断问题，对此进行调查、追责和处罚是必要的。
　　垄断有不同的表现形态。长期以来，在石油、电力、电信、银行、铁路、航空、烟草等诸多领域，都存在国企垄断或行政性垄断现象。其中有些属天然垄断领域，但存在过度保护；有些属竞争性领域，但有进入限制和差别待遇；这些都妨碍了公平竞争和提高效率。反垄断也应反国企垄断和行政性垄断，这样才能避免进一步导致不公平竞争。未来希望看到反垄断在各个领域公平推进。
　　反垄断政策要区分垄断和垄断竞争。经济学的垄断竞争理论认为，在纯粹竞争和纯粹垄断之间存在大量中间形态，是因产品性能质量的差异化，或因技术创新和经营方式改善，导致少数企业在一些领域做大，形成某种意义的垄断。但这种垄断性通常是不稳固的，并不排斥竞争。因为技术创新会不断出现，一旦其他生产者取得了新的技术突破，原有垄断者的垄断地位就可能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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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两年来，我们的经济经历了大幅度起落。疫情期间，2020年一季度经济大幅度下滑，之后逐渐走向恢复，2021年一季度经济有一个大幅度的反弹，增长率上升到18.3%，但一季度以后，经济增长逐步下行，到四季度，同比增长只有4.0%。
　　其他的一些经济指标，下行趋势更明显。在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些指标中，除了固定资产投资以外，其他几个指标全年的增长指数都看起来不错。但如果看年末的情况，工业增加值已经从全年的9.6%下降到12月的4.3%，服务业生产指数降到3.0%，固定资产投资降到1.6%（这个1.6%是根据累计增长数值推算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降到1.7%。而且要注意的是，1.6%和1.7%都是现价的增长率，如果做了价格平减，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应该是大幅度负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零增长。所有的指标中，最好的指标是进出口。出口总额按美元计价，全年实现了接近30%的增长率，到了12月份仍然保持在20%以上，这是所有指标中最亮眼的一个指标。
　　关于工业生产，我们再来看看全国99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变化。在统计局公布的99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一季度负增长的产品在99种产品中间占4种，负增长的产品占比是4%。到了二季度，负增长产品上升到23种，三季度上升到48种，四季度上升到50种（四季度数据是截至11月末，12月份的数据尚未包括）。负增长的产品数超过了正增长的产品数，即超过50%的产品处在负增长状态。
　　这些负增长产品中，包括了钢材、有色金属、水泥、汽车、各种家用电器等大宗工业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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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方向是明确的，即摆脱原来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一段时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许多模糊的认识，有些人混淆了市场化导致的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扩大和由于制度不健全导致的腐败、不公平分配及与此相关的收入差距扩大，把收入差距扩大归咎于市场经济体制，主张向旧的计划经济倒退。这些似是而非的看法迷惑了不少人，然而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一段时期内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大大超过了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所有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说明问题不出在市场经济制度，而出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民主和法制建设进程滞后，权力过度集中和缺乏社会监督，从而导致了收入分配扭曲。
　　我们不能为了追求平均主义而离开市场经济轨道，倒退回旧的计划经济时代。20世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在实践中的失败，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哪些事是不能做的：我们不能用政府分配代替市场分配，实行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政策，因为这意味着鼓励偷懒，惩罚努力工作的人，惩罚效率更高、更能满足市场需要的企业，也意味着每个公民必须放弃个人自主权利，把自身命运的决定权和收入的分配权交给上级和少数中央决策者来决定。实际上这将进一步带来分配不公。我们也不能用政府分配经济资源来代替市场分配资源的作用，这否定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给了政府决策者过大的权力，使其可能滥用权力为他们自己谋私利，或者轻率错误地进行经济决策，导致丧失经济效率、发展停滞。历史已经证明这条路是违背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本利益的，是走不通的，甚至会给社会带来重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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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谈几点看法。

　　第一，怎么看待未来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供求关系的变化趋势?经常听到有人讲老龄化，好像老龄化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劳动力不增长了，甚至萎缩了，经济增长就会萎缩，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但想想，还有很多相反的因素在起作用，现在看得到的就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数字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这些技术的发展在起什么作用?突出的作用是在替代人，大量地替代人。而且接下来，替代的趋势我觉得会越来越强。如果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下一步不是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是就业机会不足的问题，是就业岗位不足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有必要那么担心生育率低了，人口不增长了?其实在我看来不是那么值得担心的问题，我更关心的是未来就业岗位有没有那么多，失业问题怎么解决。而且涉及到刚才大家讨论的问题，很多人可能用不着了，就不是去找工作的问题了，只要有社会福利，就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就行了，可以不工作。将来有可能是这样一个前景。而且按传统意义理解的就业，不就业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就业不就业的界限可能会变模糊。想找工作不是为了养家糊口，而是生活需要，将来可能是向这个方向发展。

　　第二，预期寿命会再延长。按过去的概念，过60岁以后已经老态龙钟了，啥也不能干了。现在不是这种情况了，可工作的时间是在大大地延长。所以光看劳动力数量不增长了，有那么可怕吗?我觉得没那么可怕。而且劳动力数量不增长，质量会增长，人力资本会增长，经济还会增长。

　　共同富裕只能是在市场这个基础条件下，改善收入分配，而不是否定市场经济、否定市场原则，不能搞均贫富、搞劫富济贫。近来有人杀气腾腾地说，大变革要来了，要对资本集团宣战了。我看到这一类的言论，觉得很奇怪。首先资本是不是个坏东西?如果没有资本，有没有经济增长?如果没有资本，有没有市场经济?

　　“资本”后边若是跟个“集团”，矛头一转就指向了一批人，指向了民营企业家。你们是资本家、你们是集团，好像变成你们这群人是坏东西，要革你们的命了。这背后的含义是什么?是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向、否定这40年来中国所走的市场化改革道路。我们在讨论共同富裕的时候，我认为必须防止这种倾向，防止借共同富裕这个口号来改变改革方向的企图。

　　关于“三次分配”的问题，“三次分配”说起来是自愿的，你如果自愿拿出钱来帮助低收入群体，这个没错。但是如果搞成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如果变成刮起一阵政治风，那可能方向就发生问题了。1957年，中国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说我自愿公私合营，敲锣打鼓到政府报喜，全都“自愿”。这个“自愿”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消灭了民营资本、消灭了市场，经济全盘国有化，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国有化和计划经济之路，而这条路是一条低效率的道路。我们走来走去，最后发现必须改革、必须从计划经济体制里走出来。所以我认为现在一定要防止这种倾向，特别包括“第三次分配”，如果变成刮政治风、变成一场运动，就非常危险。

　　一、什么是垄断

　　在经济学中，典型意义的垄断是指一家企业占有某种产品的全部市场份额，因此能够排除竞争，控制价格，获得超额垄断利润。垄断情况下的产品产量会小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均衡产量，价格会高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均衡价格，消费者要额外付出，利益受到损害。由于没有竞争压力，生产者一旦取得垄断地位，可能就不再有动力继续研发新技术和改善管理，而越来越因循守旧、安于现状，导致技术进步停滞，甚至效率逐渐下降。垄断还会形成产业壁垒，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如果一家企业占有某种产品的大部分市场份额，仍然可以控制产品价格，压制排斥竞争者，通常也被视为垄断。

　　如果少数几家企业占有大部分市场份额，互相能够建立价格联盟或限产协议来操纵市场价格，可能导致与垄断类似的结果。这被称为寡头垄断。

　　如果一个国家垄断或寡头垄断占了主导地位，那么市场竞争促进提高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功能就会丧失，经济将陷入停滞，广大消费者会持续受损。因此，市场经济国家都制订了反垄断立法限制垄断和寡头垄断行为。中国也自2008年开始施行反垄断法。

　　但在现实中，情况还要复杂得多，而且新情况新问题在不断涌现，经济理论对垄断的认识也在不断进步。其中，垄断竞争理论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二、垄断竞争和技术创新

　　天则所的座谈会到现在已经是337次了。这是非常值得钦佩的。我们所也该向你们学习，把学术活动坚持举办下去。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我最近的研究报告，是有关居民的灰色收入和收入差距的。全文准备在7月份的比较杂志上发表，是一篇3万字左右的文章。这篇文章的简短摘要已经发布在5月份的财经杂志上，随后引起了较大的讨论。我想把这个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和大家交流一下，借这个机会听一听我们今天几位评议人（也是这方面的专家）的意见。
　　为什么要做这个研究？我们长期以来有这么个感觉，就是现在存在着大量的不规范的灰色收入。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大，谁也说不清楚。虽然统计数字也反映出居民收入分配的差距在过去若干年是不断地扩大了，但是这个官方数字是不是充分地反映了现实（特别是高收入居民）？我觉得其中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比如根据2005年的统计，最高收入10%这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2.8万多块。如果我们看房地产市场上的购买力、股市上的大量的融资以及很多其它现象，就会觉得那个数据和市场上的一些现象有很大的差距。用那个统计数据很难解释中国目前市场上表现出来的购买力、消费水平和储蓄。直观地看，有这么几个证据。现在家用汽车的普及程度在一些大城市的普及率已经很高了，私人家用汽车（不包括公车）大概有1300万辆。考虑到有的家庭有2辆车，算来至少得有1000万家庭是有车的。平均买一辆车用10万块钱，每年用在汽车上的一系列花费（包括汽油费、养路费、各种保险、车船税、过路费）加起来得有2万块钱吧，再加上折旧就不只这个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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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面临的一系列人口问题，包括出生率下降、劳动力减少、人口老龄化加速等，这些问题看起来对我们形成了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在我看来，这其实是正常的人口结构转型。
　　所有的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而我们现在只不过是正处在这样一个转型阶段。不同的是，我们的转型速度比较快，发展势头比较猛，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未来就没有年轻人，就只剩下老年人了。实际上，这只是不同年龄的人口结构随着社会发展必然产生的一个变化过程。转型后期，我认为它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
　　目前，除了人口结构方面的变化以外，我们还看到其他一系列的变化，比如说人口的预期寿命在延长，人口的健康状况在改善。因此，人们可就业的时间也在延长。我现在还在工作，按法定的退休年龄我应该已经退休了，但是我认为我继续工作没有任何问题，这种情况在将来会越来越普遍。
　　我们人口的教育水平在不断地提高，从事复杂劳动的能力在增强，生产效率也在提高，这些变化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就是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会缩短，而我们的闲暇时间则会不断增加。
　　另一方面，我们还面临一些更多的挑战，那就是新技术革命和人力资源需求的变化。我们现在正在面临网络经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革命，这一革命正在大量替代简单劳动，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几年前机器人AlphaGo就战胜了围棋世界冠军，这其实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意味着很多人能够做的事甚至是很复杂的事情都可能被机器替代。
　　机器首先替代的是简单劳动，比如我们过去需要大量的人力从事搬运、简单加工等工作，而现在这些工作可以迅速地被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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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微企业在疫情中受到重大打击，倒闭、裁员、减薪情况普遍，影响就业和居民收入，限制居民消费。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靠投资拉动增长并不是一个面临危机的最优选择。在提升居民消费上，还有更广阔的空间。

　　“疫后时代”第二期，我们关注居民消费。

　　今年二季度以来，国内经济持续回暖。二季度GDP增速由负转正，实现了3.2%的增长。但在这背后却存在着较大的结构分化，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超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