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问题非常值得深入探讨，一个是土地在经济中的作用是什么，一个是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是什么。可能到现在为止，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还都远远不够。

　　首先，将中国过去经济高速增长、乃至中国资产存量迅速扩张等现象的根本原因都归结为土地财政是有失客观的。土地在中国经济中，特别是过去的十几年中，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但我们还要记得中国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从四十年前开始的，以接近10%的增速维持了37年的高速增长，直到2015年以后才降至7%以下。1980年代没有土地财政和土地融资，1988年深圳进行了相关实验，通过土地使用权交易积累城市化需要的资本，但整体来讲当时中国没有，深圳只是个例。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就已经接近10%，从过去的5%左右的中速增长，一下子变成了高速增长。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是土地带来的，而是体制改革带来的。到1990年代开始允许地方政府卖地了，最初可能卖地收入只是几十亿上百亿，直到2011年有统计数据显示是1200亿，在GDP中间占的份额仍微乎其微。直到现在，忽然间我们发现卖地收入变成了65000亿这样巨大的数字。可它是这些年渐渐变得这么大的，在1990年代土地财政没有起到那么大作用，但经济依旧是10%的高速增长，资产也在迅速扩大。若把这些都归结为土地财政或者土地金融，是有些偏颇的。土地是其中一项重要的生产要素，但不能过分夸大。即便用中国的经验来看，也是2010年以后才逐渐变成现在这个局面。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数亿农村劳动者在市场引导下向城镇转移，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资源。这是过去四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其中大部分时期，经济保持了2-3个百分点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主要来自劳动力和资本的资源配置优化效应。

　　但与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情况不同，由于未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土地资源在重新配置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闲置浪费。在1990-2016年这26年间，全国人口增加了2.4亿人，增长了20%，而市、县、镇、村占地合计从15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5万平方公里，增加了10万平方公里，增幅为64%。这说明当前土地资源配置严重不合理。城市发展一方面受到土地资源有限的制约，另一方面无效占地太多，土地资源大量浪费，城市化提高土地集约度的功能正在丧失。

　　中国城镇化还在发展过程中，2017年城镇化率为58.5%，而发达国家普遍在70%-80%之间，高者达到90%。如果未来20年城镇化率再提高20个百分点,如果一个时期以来这种城镇占地迅速扩张的趋势不改变，加上基础设施和厂矿、水利设施等建设用地的增加，估计将再多占10万平方公里土地，意味着耕地再减少1.5亿亩，突破耕地保护红线是必然的。

　　回顾过去40年的改革历程，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启示。

　　首先，过去的经济高速发展是改革的成果。从1978年开始，中国从原来的低效率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逐步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在开始改革以后，经济就进入了高速增长轨道，延续了近4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从世界上的第14位迅速上升到第2位，人均GDP从不到200美元上升到8000多美元。按照2010年的国家贫困线标准，用不变价格计算，1978年农村有7.7亿人是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97.5%，到2017年已经下降到3000万人，只占农村人口的5%。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改革开放之前的20年，GDP的年均增长率是5.1%，属于中速增长，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7%，是低速增长。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前的2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并没有使老百姓的生活有多大的改善。而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平均经济增长9.6%，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7.4%，都取得了高速增长的成绩。最为重要的，就是居民收入发生了大幅度的增长，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化。

规范地方政府的城镇化行为——访王小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