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期间经历了三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基本原因是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从旧的低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从政府决定资源配置转向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但改革并没有改完，有些方面还不断有进进退退。这些年来全要素生产率在下降，与改革的进退有直接关系。只有坚持市场化改革，效率才能提高，才能走出困难。

　　几个观点，首先是不能否定市场经济，必须在市场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市场能非常好地促进效率提升，但是它本身无法防止收入差距扩大，贫富分化的问题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其实发达国家有成熟的经验，就是政府把全面的社会保障做起来，把公共服务、医疗、教育、住房、收入再分配这些市场管不了的问题管好，全民分享发展成果，收入差距就下来了。

　　现在有一种倾向，把收入差距过大的“板子”打到市场经济身上，说是搞市场搞出来的，这是鼠目寸光的看法。没有市场经济，搞计划经济效率低下，大家都穷。做不到共同富裕，只能共同贫困。我们的市场活跃了，民营经济做大了，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和就业在总体趋势上是改善的，大家的日子明显都好过了。

　　首先要把蛋糕做大，然后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政府去建立和完善收入再分配和公共服务的制度，解决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保障问题，在不改变市场基本规则的条件下分好蛋糕。这几年一讲共同富裕，私人老板就好像成了罪人一样，这是不行的。比如我们之前对平台经济领域搞过反垄断，对民营教培机构大量解散，其中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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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行结构性货币和信贷政策本意是想支持实体经济、改善小微企业融资条件、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但因为很多体制和政策问题没有解决，这样的结构性政策往往流于形式，难以落到实处。例如，大银行给小企业贷款，信息不对称，风险大，只能提高利率以对冲风险。加上如果总想支持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不到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就必然导致不平等的融资条件。这些问题需要改革金融体制和银行管理制度，反思和清理各项政策，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我们国家金融市场没有放开，主体都是国有大银行，小型民间金融机构很难进入，这导致了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民企和小企业数量众多，但并不必然意味着贷款高风险。有大量民企、小企业经营是相当好的。但大银行很难辨别谁的风险高，谁的风险低，要是不加区别地扩大对小企业贷款，就会导致高风险。而草根型的小型民间金融机构比较容易获得当地小企业的信用信息，也就能够降低贷款风险。但这些机构受到某些体制和政策限制，发展不起来。现在有了互联网金融，能够通过大数据分析，更有效降低对小企业贷款的风险。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贷款难问题，但它们业务范围有待拓展，平台企业的贷款利率也有待规范，应有一个合理限度。民企和小企业贷款总体上还是相对困难。

　　解决这个问题，只靠行政考核结构性贷款指标不行，还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需要推动改革，建立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监管部门防范金融风险不能只靠事前限制进入、设置很高的进入门槛和过多的其他限制，重点要在开放市场的同时做好事中事后的金融监管。

　　当然还有其他多方面的体制和政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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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业已连续数年下跌，其根本原因在于过去长期处于过度扩张阶段，此后泡沫破灭。总体而言，此现象并非一般性周期因素或临时性因素所致。2021-2023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从17亿平米降至11亿平米，降幅达35%，2024年前9个月累计又下降17%。从走势判断，房地产业尚未见底。此前房地产过度扩张阶段是如何形成的？主要是地价与房价在较长时期内暴涨，从而引发房地产业过度扩张。

　　数据显示，2021年房地产业见顶，与2001年相比，2021年房地产销售面积是2001年的7.6倍，销售额为37倍，土地出让收入在20年间上涨67倍，同期大城市房价上涨约10-30倍。这20年房价暴涨致使房地产规模过大，主要原因在于土地财政制度使地方政府具有地源垄断地位和收入激励机制，导致地价不断攀升。地价上涨推动房价上涨，房价上涨刺激房地产需求与房地产规模快速扩张，此外，货币持续宽松也是助推因素之一。

　　二十年间，商品房竣工面积最高年份仅10亿平米，而新开工面积连续多年超20亿平米，新开工面积两倍于竣工面积。从2001年至2021年，施工面积从8亿平米扩张至97亿平米，扩张达十倍。房价暴涨刺激了炒房囤房需求增加，导致过度投资，同时房地产业通过扩大在建施工面积变相囤房囤地。这种快速扩张透支了未来市场空间，由此，这些年形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房地产企业负债90万亿元，构成重大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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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我做过反复计算，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二十几年间中国的工资增速是显著低于GDP增速的。2000年以后工资增长加快，特别是2007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工资增长进一步加快，工资增速超过了人均GDP增速。但这仅仅是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具有偿还欠账的性质，是对过去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的一个补偿。

　　当然，八九十年代的低工资有特定原因。中国正处于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在这个阶段，大量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城市部门，造成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形势，所以它压制工资增长，使工资慢于GDP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但这种状况不可能永远维持，当劳动力供求状况发生改变时就会随之变化。有人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铁律”，我认为不存在这样一个“铁律”。世界各国的经验也都没有这样的“铁律”。我们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劳动者工资就应该进入中等收入水平。想永远保持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不现实的，也不利于未来发展。随着收入提高，产业必然逐渐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人力资本密集的方向转移。

　　工资增长长期慢于人均GDP增长，劳动报酬占GDP的份额就越来越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冲突增加，内需不足，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加剧。这种局面不能长期持续，必须改变。现在一段时间内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我认为是必要的。发达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有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上升的现象。过去劳动者在社会总产品中拿到的份额越来越少，现在要把它还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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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否则经济发展可能会失去动力。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后，通过改革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市场经济，释放了经济增长的潜力，实现了接近40年的高速增长。其次对我们来说，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是关键。我们还有很多方面的改革没有完成，要能保证改革势头持续，增长潜力就依然存在。另外，经济结构和收入分配的合理性也至关重要。许多拉美国家因收入分配不均、政府财政政策不当等问题，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和增长停滞。因此，调整经济结构，保持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平衡消费与投资比例，是维持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因素。

　　中国应汲取这些经验教训，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推动创新、优化经济结构等方式，确保经济富有持续增长的动力，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无限扩大。历史上，一些发达国家虽然曾经面临过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但最终通过减少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扩大公平竞争，成功缩小了这一差距。此外，通过完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确保低收入群体也能分享到发展成果——如全面覆盖的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都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措施。通过改革和完善相关政策，可以避免收入差距的无限扩大。

　　需要从多个方面改善收入分配：一是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法治，打击腐败行为；二是优化税收和再分配制度，通过累进税制等手段调节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并把这些收入用到合理的地方；三是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就业公平；四是推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低收入群体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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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方面，政府收入快速上升压缩了居民收入和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调查数据算，2000-2010年期间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了5.6个百分点（另据统计局收入法GDP数据，同期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下降了6.4个百分点；据统计局资金流量表数据，2000-2008年期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了5.7个百分点）。同期，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3.5%上升到20.7%，提高了7.2个百分点。

　　但上述财政收入数据并不包括政府的预算外资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和土地出让金收入。如果加上这后三项政府收入，则政府收入在此期间从占GDP的20.6%上升到34.5%，上升了近14个百分点。这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猛增起了最重要的作用，约占7个百分点，占涨幅的一半。另5个百分点来自预算内财政收入和预算外资金收入的增加，两个百分点来自社保基金收入的增加。考虑到预算内财政收入比重过去曾一度降得过低（1995年仅为10.3%），后来的回升有相当的合理性；更值得关注的是土地收入的大幅度上升。[1]

　　土地收入的增加，主要源于随城市化加速而来的大规模土地开发和地价上升。近些年来房地产开发急剧升温，对土地的需求迅速扩大。而按现行制度，地方政府垄断了土地征用开发出让的全过程，也垄断了土地收入，从而把地价越抬越高。土地出让金弥补了地方财政的不足，对改善地方基础设施条件、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确有积极的一面。但土地出让金是土地未来70年使用权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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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新增就业”和城镇调查失业率统计显示近年来城镇就业基本正常。但城镇就业人数的增长近几年逐年放慢，2022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变为净减少842万人。“城镇新增就业”统计完全未反映上述变化，可信度不高。“城镇调查失业率”也只上升0.4个百分点，显然未充分反映失业情况。

　　二、改善失业保险是当务之急

　　以2022年为例，按城镇调查失业率5.5%计算，全年城镇失业保持在2500万人以上。但全年发放失业保险金人数仅615万人，占不到1/4。主要原因：一是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只覆盖了4.6亿城镇劳动者的一半；二是有较多参保失业者领不到保险金。

　　建议一是把现行的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的临时政策规定下来，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也有利于鼓励企业给职工提供失业保险保障。二是简化领取失业保险手续，帮助更多失业人群渡过难关。三是在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的同时，对未被失业保险覆盖的失业和困难人群进行失业救济，并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

　　三、未来就业形势可能变差，需未雨绸缪

　　1. 2024年经济增长可能低于2023年，对就业可能有不利影响。

　　2. 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持续对就业产生替代效应。未来AI人工智能替代劳动就业将是一个趋势。

　　3. 人工智能在抵消人口老龄化减少劳动力供给问题的同时，也会给就业岗位减少带来了显著影响。

　　4. 需积极采取措施扩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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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直在谈改革，但什么是改革，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在我看来好像并没有取得一个明确的共识。我来谈谈我对改革的基本方向的理解。

　　我们国家从上世纪80年代基本确立了两大改革目标。第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要干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的理解就是用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用市场主导代替政府主导。第二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也是80年代确定的改革目标。什么是政治体制改革？我的理解就是用法治来代替人治，用民主来代替权力的过度集中。这两大改革的目标或者方向，其实有一个逐步明确的过程。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它是怎么一步一步明确的。

　　首先说说经济体制改革。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改革权力过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这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当时提出来改革的方向，但是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到底要改成一个什么样子。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来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代替计划经济。这个话什么意思？实质上就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因为当时说的“商品经济”，大家都知道指的就是市场经济，但是在前面加了一个“有计划”的帽子。

　　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提出来，“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而且提出“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到此就基本明确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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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地价房价不断上涨，土地似乎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土地财政的基础条件是城市化带来的效率提高，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随着土地资源商品化、资本化，成为巨大的财富源泉，政府的土地收入也确实在过去的经济建设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推动了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条件快速发展完善，过去20年间对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不可忽视。

　　但同时，土地财政体制的负面作用已经越来越大。

　　其一，随着地价不断上涨，推动房价迅速上升，普通百姓购房、租房负担越来越重。

　　2001年，全国房地产企业的商品住宅平均售价2017元/平米，2021年升至10396元/平米，已是原来的5倍以上。但这远远没有反映出大城市房价的涨幅。在一线城市，房价涨了几十倍。而此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涨幅不到6倍。

　　北京市四环路到五环路间的房价目前大约在5—10万元/平米，2020年北京市私营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9.06万元，只够负担1—2平米的房价。

　　目前大城市有房居民和无房居民的生活冰火两重天，天价住房让外来年轻人望而却步或最终不得不离开。留不住年轻人的城市，未来可能是人口老化、人力资源枯竭的城市。

　　其二，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宪法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因此农民在符合国家的土地规划用途的条件下、应当有处置属于自己的土地和获得合法收入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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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营经济“一道坎儿”

　　我们先来看一组宏观数据：

　　2017年至2022年，GDP（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5.2%。居民收入实际年均增速为5.1%，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减速明显，五年间平均增长4.1%，低于经济增速。

　　这组数据透露出一个好消息：2017年城镇人均收入为农村人均收入的2.71倍，至2022年降至2.45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收窄。

　　但也有一个坏消息：这种差距的缩小，实际是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所致。

　　此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五年间，城镇居民中各占20%的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人均收入差距从5.6倍扩大到6.3倍。

　　民营经济为国家经济作出了主要贡献，城镇就业的80%以上是由民营经济承担，所以民营经济发展停滞必然导致就业机会减少，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

　　此外，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不同的走势也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之一。

　　2017年至2022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用PPI（生产者价格指数）做价格平减之后，年均实际增长1.3%。其中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营收实际增长3.8%，从全部规模以上企业营收中减去国有控股企业营收之后，剩余非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营收实际增长仅有0.5%。

　　可见近年来，民营经济面临着相当严峻的挑战，这是自改革40多年来非常罕见的现象。

　　非国有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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