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我做过反复计算，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二十几年间中国的工资增速是显著低于GDP增速的。2000年以后工资增长加快，特别是2007年《劳动合同法》实施，工资增长进一步加快，工资增速超过了人均GDP增速。但这仅仅是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情，具有偿还欠账的性质，是对过去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过低的一个补偿。

　　当然，八九十年代的低工资有特定原因。中国正处于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经济结构。在这个阶段，大量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城市部门，造成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形势，所以它压制工资增长，使工资慢于GDP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但这种状况不可能永远维持，当劳动力供求状况发生改变时就会随之变化。有人说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铁律”，我认为不存在这样一个“铁律”。世界各国的经验也都没有这样的“铁律”。我们已经是中等收入国家了，劳动者工资就应该进入中等收入水平。想永远保持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是不现实的，也不利于未来发展。随着收入提高，产业必然逐渐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人力资本密集的方向转移。

　　工资增长长期慢于人均GDP增长，劳动报酬占GDP的份额就越来越小，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冲突增加，内需不足，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加剧。这种局面不能长期持续，必须改变。现在一段时间内工资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我认为是必要的。发达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都有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上升的现象。过去劳动者在社会总产品中拿到的份额越来越少，现在要把它还回去。

　　社会总产品这块蛋糕究竟应该怎么分？我认为从长期来看，蛋糕应该有个比较平衡的切法，劳动者要享受足够大的一块，也要保护正当的资本收益。短期来讲因为要偿还欠账，工资增长可以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中国现在的经济下行，其实是结构失衡的表现。增长乏力是因为供需不平衡，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东西卖不出去，这个情况你不从收入分配角度来解决是改变不了的。

　　中国会不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如果放任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切蛋糕永远向少数人倾斜，大部分人分一小块，小部分人分一大块，未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大。现在的经济下行就是一个警示。不改善收入分配，经济下行很难制止。要改变收入分配格局，让大众收入提高起来，大众消费增长起来。收入和消费有个均衡的增长，才能带动经济的增长。光靠投资拉动，光靠投放货币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改善政府支出结构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关键面对可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包括改革财税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等等。目前我们的社保还没有全覆盖，基本的社会保障水平很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别很大，公共服务也没做到均等化，这些都需要继续改善。有人说有些西方国家过度福利化了，我们也有危险，完全驴唇不对马嘴。两亿新城镇居民没有享受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农村养老保险一月只有几十元，怎么叫过度福利化？我们和西方国家面临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问题。

　　我认为很关键的一条是改善政府支出。我们现在和发达国家相比，广义的政府收入和政府支出占了GDP的三分之一，这包括财政收入、卖地收入、国有资本收入、社保基金收入等。这些钱用在什么地方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现在的问题首先是政府投资过多，财政收入中一年有2万多亿元直接用于投资，卖地收入一年几万亿，扣除征地拆迁补偿后，大部分用于投资。其他政府性基金也主要用于投资。政府投资再捆上银行贷款，一年十几万亿元。这么大规模的投资，有些是必要的，比如有些基础设施建设，但有很大部分是浪费的，而且中间发生大量腐败现象，同时也加剧了产能过剩，钢材过剩、水泥过剩、有色金属过剩，这都是刺激投资的结果，直到现在负面作用还在持续。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行政支出过多，三公消费过多。按财政部数据粗略计算，政府各项行政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约占四分之一，比发达国家高了十几个百分点。去年前11个月，政府支出有很大的结余，年底一突击花钱又都花出去了。12月一下子花了2万多亿，比平常高一倍。那么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政府的自身支出，养了那么多人，而大众的社保和公共福利还远远不够。

　　关于财政公开透明，现在政府公布财政支出很好，但还是太笼统，到款、到项不够，还应该到目；按功能分类也不够，还要按经济性质分类，具体到每一笔钱怎么花的，让老百姓看细账，才能起到社会监督的效果。

　　我认为财政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改善政府支出结构。在财政上体现出来你是一个服务型政府，而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公众的既得利益群体。

　　财政支出需要转型，把投资职能更多交给市场，政府只担负必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把政府不必要的投资和自身支出压下去，把腐败压下去，把公共资源流失的漏洞堵住，把更多的资源用在公共福利和社保上。转移支付都要用在明处。这样才能改善收入分配，才能减少过大的收入差距，才能做到社会公平，才能改变结构失衡。只有把蛋糕切公平了，才能解决内需不足、经济增长乏力的问题。理顺收入分配根本上要靠制度改革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过程中，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可以提高效率，可以让资本、劳动力充分流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非常必要。但同时还需要有一套制度来弥补市场做不到的事情。比如，靠市场没办法自发地防止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贫富两极悬殊，也没办法自发调节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不平衡。

　　发展正常的发达国家，资源配置、生产活动交给市场，政府做市场做不了的事，比如公共福利、社保，收入转移支付。他们的政府支出很大部分用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上，但并没有阻止他们成为发达国家或导致经济停滞倒退。相反，不管是处于中等还是高收入阶段，经济停滞的是两种极端，一种是社会收入差距过于悬殊，这种情况比较多；另一种是少数国家的过度福利。

　　中国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公共福利不足，社保没有全覆盖，收入差距过大，制度不健全，而且市场分配资源的机能受到了很大的干扰。这些福利保障做好了，跟健全的市场机制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相促进的。

　　比如说现在的劳动力供给问题。现在每年城镇就业增加1000万人，怎么缺乏劳动力呢？问题在于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受到制度阻碍，他们在城市待不下去，往往四十岁、五十岁就不得不回农村或镇上，但就业很不充分，造成了劳动力的浪费，这个就要靠完善制度来解决。不仅仅是给农民工城市户口的问题，配套改革都要跟上，包括社会保障、公共服务。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转变职能，要变成服务型政府，政府要把自己当成公仆，为社会提供服务，而不是社会为公仆服务。

　　制度改革必然触及某些人的既得利益，阻力是难免的。越到关键要点，改革就越难。但是再疼也得动，不能因为阻力就不前进。改善收入分配不是简单地调工资、增加转移支付，而是跟财税制度、社保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垄断行业制度、资本市场管理、资源管理、土地管理都连在一起。这些方面不改，说改善收入分配，从何谈起呢？

　　虽然难度大，但现在也有不少好的迹象。我根据各方面数据初步判断，近一两年的反腐，大幅度减少了灰色收入的规模。特别是去年和今年。这是个很积极的变化。灰色收入少了，表示公共资源的流失少了，不公平分配少了。但反腐要持续下去，还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不仅仅是靠威慑。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60项300条改革，基本涵盖了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的重要问题。如果这些改革都做好了，那么收入分配的一些主要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关键看能不能落实到位。

　　中国经济并不必然下行，往下走主要是结构失衡的反映。现在才是中等收入国家，怎么就没有增长动力了呢？缺乏动力在于一些制度不适应今天的状况，需要改革。这些改好了，有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一套合理的福利和保障制度，再加上一个廉洁和有效率的政府，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还大得很，再保持10年甚至更长期的中高速发展都没有问题。中国进入高收入国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只要把制度理顺，把结构调整好，不要作茧自缚，不要自己把自己弄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