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国进民退”的问题争论很多，但是很多争论常常停留在理论上，停留在学术思想史上，停留在意识形态上，我觉得还是需要更加注重从实践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现实问题的核心是，垄断性、资源型行业的资源收益分配问题。
在任何一个国家包括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国有经济，这些国有经济的存在也都有它的必然性。不能笼统地说国有经济一概都好或都不好。所以，在实践上的关键问题在于，合理的限度在什么地方？
私有化未必杜绝垄断
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垄断性、资源型行业怎样界定？对于经济中存在的一些天然垄断性的、资源型的行业，我个人的看法是，不能简单地说要把国企变成民企，或者反过来，以为简单的改变所有制就能解决垄断问题，实际上恐怕问题还要更复杂一些。
比如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一夜之间，俄罗斯把国家的石油、天然气国有经济私有化，但是私有化的结果是出现了一小批垄断寡头，在《福布斯》世界富豪排行榜中出现了一批俄罗斯的世界级富豪，他们基本来自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垄断性行业，基本上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就把国家最重要的财富据为己有。
这样的私有化，迅速地扩大了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差距，但是并没有解决垄断问题，只是把国有垄断变成私人垄断。
像石油、天然气这样一些行业，本身确实不是一个完全竞争性的行业，世界各国也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石油行业是完全竞争的，谁想进入都可以进入。因为资源的占有是排他性的，而这些资源是有限的。
这些行业和一般竞争性行业有重大的差别。我们在讨论“国进民退”问题的时候必须注重行业特点，针对不同的行业来具体分析。对于资源型和天然垄断性行业，我们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干。但是同样不能简单地认为保持国有占统治地位问题就解决了，其实问题没有解决，我们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扩大。而收入差距扩大的背后是什么呢？背后是一系列的资源分配、公共资源收益分配问题。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合理的资源收益分配体制。在这个意义上，“国进民退”也不单纯表现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产值的比例上，还会表现在它们的收益如何分配上。
关键是改革资源收益分配
我们目前面临一系列经济结构问题，比如储蓄率居高不下、消费率过低，一段时间内过多地依赖外需来拉动经济。现在回到内需拉动经济的时候，不得不主要靠政府投资来拉动。我很怀疑，四万亿扩大内需投资的效果可能是短期的，2011年、2012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会重新暴露出来，那就是靠投资作为内需拉动经济的不持久性。因为消费比重过低，所以根本上还是需要靠启动民间消费来拉动经济。而这个问题的背后，是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问题，过大的收入差距导致了消费需求不足。
那么怎样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我觉得恐怕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资源分配体制改革滞后，这个关键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解决。
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我国最近几年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完善社会保障、完善公共服务、增加转移支付、建设民生工程等等，这些都是需要做的。但是还有一系列体制上的问题没有做，比如资源收益分配，到现在我们依然没有出台资源税改革，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资源税不改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各种自然资源的收益分配长期扭曲。这种收益分配的长期不合理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尤其是部分煤矿主为了获得超额利润，掠夺性开采，违规经营，置工人的生命安全于不顾，还有部分官员参与其中，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得财富。但仅仅把这些煤矿收归国有，恐怕也未必能根本解决问题。
在我看来，这首先是没有解决资源收益的合理分配问题。目前垄断性资源收益分配的核心问题，是没有把资源收益和经营性收益分开，资源收益最后变成了谁采矿谁受益，这就是垄断收益。而有垄断资源存在，就有寻租行为存在，就会产生权力和资本之间的幕后交易，产生官商勾结和腐败现象。
不解决这些问题，背后的问题没有解决，体制上的问题没有解决，光是看到问题大了，就收归国有。将来哪天民营经济出问题了，是不是都靠国有化来解决呢？这个路子恐怕不是我们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方向应该首先是把体制理顺，解决资源收益合理分配的问题。
对土地收益也适用
不仅是石油、煤矿这类资源收益，房地产市场背后的土地资源、土地收益的分配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现在很多地方财政已经变成了土地财政，卖了地就有收入，形成了地方和中央之间的某种博弈机制。中央划定18亿亩红线，严格保护耕地，而地方政府在想方设法突破红线，拼命搞土地开发。根本问题就在于，我们的财政体制没有理顺，财权和事权没有统一起来，地方用于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必要支出没有从合理的财政渠道上给予解决，导致地方政府从土地收益上寻求财政问题的解决。而土地资源收益并没有纳入正常的财政管理渠道，又导致了公共资源流失、浪费、腐败等现象。这样的问题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长期滞后造成的。
资源型、垄断性行业的资源收益分配问题，以及土地资源的收益分配问题，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拖得越久，既得利益越是固化，既得利益集团越是强化，改革阻力也就越大。在讨论“国进民退”问题的时候，我们应该回过头来看看，是什么在阻碍我们这些领域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