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保护主义频频抬头、发达国家一直沿袭多年的财政扩张政策饱受质疑，加之供给冲击频发，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债务负担日益加重，债务风险已上升为全球性挑战，也成为中国在新的发展阶段制定内外部经济政策时所需要考虑的关键影响因素。

　　首先，全球债务扩张是否可持续、会带来哪些重大挑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财政监测数据，到2024年年底，全球公共债务将达1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93%，在极端不利条件下，债务水平可能在三年内达到全球总GDP的115%。然而，对债务的需求——如缓解气候变化、应对人口老龄化和更新基础设施等——将继续存在。若缺乏合理的财政结构、健康的金融体系及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全球公共债务将不断继续累积，并最终抑制经济的增长。

　　其次，全球债务压力分化趋势明显。联合国2024年最新债务报告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公共债务总额的30%由发展中国家背负，而2010年这一数字仅为16%；发展中国家2023年支付的净利息比2021年增长了26%；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借款利率比美国高2—4倍，比德国高6—12倍；一半的负债发展中国家指定至少将政府收入的8%用于偿债，这一数字在过去十年中翻了一番。如果说主要发达市场的债务压力上升目前主要还是寄希望于这些国家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而一些边缘发达国家、双赤字国家和新兴市场，则可能面临相当大的债务压力。

　　在这样的趋势下，由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少数欠缺债务约束能力的新兴经济体共同推动的债务脆弱性上升可能成为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一个事实是，全球债务正在一个隐含“长期危机”的世界里持续积累，地缘经济碎片化加深、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导致全球风险情绪更频繁、更突然的变化，这些风险的任何升级都可能加剧债务脆弱性。从历史经验可以看到，对外部负债依赖程度较高的、相对脆弱的国家更容易受冲击影响；如果负外部冲击蔓延，投资者恐慌心理也会蔓延，大量国际资本可能会迅速撤出，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融资的难度也会显著加大，这就会导致这些国家货币的大幅贬值以及金融机构倒闭，进而引发债务危机，致使经济面临崩溃的风险。而国家层面的经济崩溃，则会对全球市场形成更大冲击，甚至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债务负担加重不仅酝酿了全球金融风险，还削弱了各经济体在教育、医疗、老龄化和气候变化等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行动能力。然而在展开各类减债行动之前，一个前提有必要明确，即债务并非洪水猛兽，关键是债务投入的健康回报水平。恰如达利欧指出的，“信贷同时创造了购买力和债务，因此增加信贷是好是坏，取决于能否把借款用于生产性目的，从而创造出足够多的收入来还本付息”。

　　面向未来，应对全球债务危机挑战，各国势必要在债务管理、金融监管等方面展开更多交流与合作，对既有的国际金融体系进行行之有效的改革，强化对债务持续高速扩张的发达经济体的约束，改善发展中国家对全球金融体系治理的有效参与，增进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共同维护全球的金融稳定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