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汇率的变化会立即在进出口商之间重新分配国际贸易创造的财富，从而马上影响进出口各方的竞争力。因此，尽管暂时的得失将在市场调整中消失，受利益集团的驱使，美国很多政治家，还是不断打出“人民币汇率牌”，以赢得选票。
但一部分华盛顿精英所提出的关注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单方面方案，对调整对华贸易不平衡的现状并无帮助。如果所提出的汇改建议对中国有利，为什么中国没有早就采取他们的建议呢？是什么阻止中国的决策者做那些看上去对中国、美国及世界都既有意义又重要的事情呢？华盛顿的精英分子有没有仔细考虑过中国决策者所面临的困难？还有，正如摩根士丹利的史蒂芬·罗奇今年3月28日在国会作证时所说的：“在国会中的每位代表应该扪心自问一个很重要的假想问题：假如你找到方法迫使中国改变汇率，但是发现三四年后加在美国工人身上的压力更大了，你会怎样想呢？”
简单地说，我认为中国今天的主要挑战是发展有效的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这个体系可以雇佣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剩余资本(剩余资本目前表现为中国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及不断提高的外汇储备)，发展这一体系是通往繁荣、和谐之路。中国(或许还有其他一些亚洲国家)存在一个很特殊的问题——过剩劳动力和过剩资本共存。虽然中国目前人均财富存量仍相当低，但它事实上拥有过剩资本并向美国等资本大国输出，从而为这些国家过度消费提供融资。这合理吗？这合情吗？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的本质，而不应该让人民币汇率问题转移了我们的视线。
在中国汇率及全球失衡的问题上，中国、美国及世界能够找到双赢的解决办法。但是，这只能建立在互相理解对方所面临的困难及互相帮助的基础上。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美当前经济关系可以比作战后美欧经济关系，当时马歇尔计划的制定就是为了帮助欧洲经济复苏，实现美国和欧洲人民的双赢。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今年在上海做的题为“中国金融市场的成长与未来发展”的演讲就可以比作对中国的“马歇尔计划”草案(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保尔森计划”)的前奏。我深信马歇尔计划的精神如果被应用于中国，会比当前华盛顿对于人民币汇率及贸易问题制造压力更有意义。事实是，中国现在面临空前的挑战与机遇，与战后欧洲并非完全不同。没有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帮助与合作，中国不能处理好在经济和社会、政治现代化上的关键一步。
罗奇假想可能成真
为什么中国的剩余资本没有用来雇佣剩余劳动力，并以此带动中国工人工资、收入及消费的增长呢？如果它在短期内发生，那会很自然地降低中国与全球的经常账户顺差并带来实际及名义汇率升值。很遗憾，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通常不研究这类再基础不过的问题，因为在一般均衡的情况下，资本和劳动是没有剩余的。在西方，过多的注意力集中于价格、利率和汇率对市场失衡的调节作用，但在中国，隐性的交易成本，不管是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是增长和繁荣的最大障碍。
显然，低工资并不是中国当前出口竞争力增长的惟一因素，甚至不是最重要因素。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非洲的许多地方工资要比中国低，而中国的工资水平也在稳步增长，尤其是有技能的工人，为什么外国的投资者仍然喜欢在中国投资呢？很明显，这并不仅仅归因于较低的劳动成本，中国不断下降的交易成本和不断开放及增长的市场同样起了作用。
不幸的是，参加2007年3月28日参议院金融委员会听证会的专家，在分析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时候，很少触及到不断降低的交易成本所发挥的作用。只有史蒂芬·罗奇明智地提出了“中国的竞争力不止来自低估的货币，也来自廉价的劳动力成本、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新技术的采用及对人力资本和基础研究不断增加的投资”。他正确指出了除货币以外影响中国出口竞争力的许多其他因素，但罗奇还是遗漏了中国出口和外商投资领域交易成本下降的重要影响。
由于以现代供应链管理技术和跨国公司体制为特征的生产过程的全球化，交易成本下降对中国出口部门和外商投资领域的影响非常显著。
由于信息产业革命，运用供应链管理技术的香港贸易公司，现在能够从世界各地一大批商品中辨识出消费者喜欢的产品。然而，他们也能够通过供应链管理，将产品各部件分拆，并针对每个部件从世界各地找到生产成本最低的供应商，包括在中国的供应商；并与他们签订可靠的协议，然后把货物及时运送到全球市场，包括美国市场。当然，这些复杂的供应链管理必须依赖已经在发达国家建立的现代物流体系。事实上，正是现代国际供应链管理大大减少了从中国出口的交易成本。
不幸的是，现代国际供应链体系对于中国进口的作用远不如对中国出口那样有效。
中国的出口只涉及到国际供应链末端很小的一部分，通常为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由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出口商可以很有效率地利用中国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和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来保证有竞争力的产品出口供给。特别是，出口商不需要担心消费和供应链运营的融资问题，因为这些融资问题都可以通过以纽约、伦敦和香港为代表的国际金融市场解决。
在国际供应链系统中，进口到中国的交易成本则非常高。国际供应链管理者不得不先发现消费需求然后寻找低成本的生产者。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并不是国际供应链管理者能够轻易掌握的对象，并受很多因素影响：包括中国缺少有效的消费金融，缺少有效的社会保障，缺乏医疗保险和养老金体系，缺乏个人消费所需的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较差，缺乏环境保护的监管条例与实施机制，欠缺产品质量监督的制度及执行机制，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缺乏等等。因此，国际供应商在出口到中国时面临很大的障碍，而这些障碍都与中国面临的各种国内经济矛盾相关，这些挑战都不同程度地限制了中国进口的增长，这是中国与全球贸易产生经常账户持续盈余的根源。
中国领导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尝试改变中国的增长模式，即由出口导向转变到消费导向，但他们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单纯依靠改变汇率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进出口的交易成本不对称这个根本的障碍。
劳动力的相对成本可以通过汇率变化而变化，而交易成本则不会。在我看来，由于中国持续的改革开放以及加入WTO，中国出口的交易成本将在不久的将来还会继续下降，这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即使劳动力成本因为人民币升值、通胀和其他原因而上升也不能改变这一趋势。换句话说，如果考虑快速下降的中国出口交易成本，我在前文引用的罗奇的假想可能成真。
中国劳动力成本目前依然比美国低很多，再加上不断降低的出口交易成本，如果竞争力取决于总成本，包括要素成本与交易成本，日后美国将怎样与中国竞争呢？这是一个所有发达经济体都要面对的挑战，包括美国、欧洲、日本、韩国以及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发达的经济体一方，重点在于通过向中国这样的低成本地区外包以减少要素及交易成本、并提高生产率。香港、美国的跨国公司与低成本经济体的整合相当成功，它们很少抱怨中国的汇率，而更加重视在中国经营的隐性成本，它们更关注市场开放、监管透明及知识产权保护。
总而言之，由于交易成本的降低，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很可能会更强。为了实现中国贸易平衡，应该在降低进口交易成本上下功夫。由于进口的阻碍最根本的是隐性的交易成本，而不是价格，所以在中国，对汇率进行调节的政策不如扫除进口阻碍的政策有效。
如果美国能够帮助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与剩余资本将可以创造巨大财富，从而对美国产品和服务产生巨大的需求，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和回报也会不断提高。
4.81亿非技术工人，每月120美元
根据农业部的一项调查，中国总就业人数为7.64亿。其中，只有2.83亿城镇职工。2006年，流动农民工的人数达到1.19亿，民工的平均工资为每月958元人民币，合120美元。如果从总雇佣量7.64亿里面减掉2.83亿城镇职工和1.19亿民工，中国还有农村劳动者3.62亿。如果把农村劳动者和民工加起来，可以得出中国有4.81亿非技术工人，这些人每月收入只有120美元或者更少。这些人中许多都处于未充分就业状态或者希望换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
中国的4.81亿农村劳动者和民工面临着两种选择：呆在农村，或者去城市的工业或服务业部门找份工作。如果他们呆在农村，他们只能维持与其他农民一样的只够生存的生活标准，如果选择去城里打工，他们就必须与其他民工竞争有限的工作。这种全国范围的竞争市场，通过新完工的城际公路、手机、长途公交、铁路而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近乎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如此激烈的竞争已经把非技术的劳动力工资降低到一个极限，即与一般农民的平均收入水平相当。
没有人会羡慕中国农村劳动者和民工，无论美国工人还是中国城市居民都不愿意进入他们的劳动力竞争市场。
近些年，中国政府正致力提高民工和农民的收入。2006年，在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以后，民工的工资增长了12％，靠近香港的深圳经济特区最低工资增加了17％，但农村居民收入只增加了1.2％。如同上面的解释，民工和农村劳动者的工资由于他们可以在城市与农村之间自由选择工作而紧密相关。要想提高一组人的收入，那么两组人的收入必须都提高。
正是由于这一非技术工人市场的庞大无比导致了中国非技术工人工资增长的缓慢，也是由于这一群体未能充分就业，导致了中国较低的通货膨胀压力。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由于人民币以15％的速度升值而开始减慢，我们将看到通货紧缩和大量的失业，原因就是这4.81亿仅能在生存线上挣扎的非技术工人。
非技术工人的低工资也反向影响环境和公共卫生——使用非技术工人倾向于鼓励低成本生产，在政府和边际利润低的行业没有足够资源和动力采取保护和防治措施时，环境和公共卫生就会遭到破坏。尽管找不到可靠数据，从我访问过多家乡镇企业的经验看，在中国的很多能源使用效率低下的乡镇企业，它们产生的污染和浪费带来的成本要高过他们产出的微薄利润和低工资。不幸的是，中国政府还未找到有效途径限制能源使用效率低、环境危害大的产业，而这些产业往往为非技术工人提供了就业。中国政府需要国际组织的帮助来识别并停止这些社会效应为负的产业及企业，使其避免对人类和环境永久性的伤害。
中国怎样才能增加消费？
为什么亚洲开发银行要建议印度、巴基斯坦在通货膨胀高的情况下增加投资，而建议中国这样通货膨胀率低的国家减少投资呢？比较经典的回答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因为中国生产能力过剩，所以应该减少投资，增加消费。
增加消费的建议不会错，但是中国当今的消费主要控制在每个家庭和公司自己的手里。他们已经在面对各种约束下尽量使他们消费达到最优化，不需要政府告诉他们怎样花钱。
因为中国的健康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许多中国人都不得不为防御大病存一大笔钱。在助学贷款比较缺乏的情况下，家庭也只好为孩子上学存一大笔钱。一些新开发的住宅区的道路、地铁和学校等配套设施不足，中国许多中产阶级家庭虽然购买了房产，并期望在房产增值时获利，可是他们选择不装修、也不搬进这些空置的新楼，大大影响了家用电器的消费。这些都是消费者在目前经济结构约束下的最好选择，而中国家庭的这些选择导致了消费低、储蓄高。
中国怎样才能增加国内消费？
我们不难得出答案：为了鼓励消费，中国需要建立完整的健康保险体系、建立助学贷款或者奖学金项目、修建更多的配套公路、地铁和学校。所有这些办法无疑需要投资。但这些是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资，不同于无效率的重复建设，因为这些投资将促进中国家庭的消费，并扫除对未来不测的不安全感。不幸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不能区分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资与无效率的重复建设投资。当投资率统计数据过高时，政府就开始限制投资，这使两种投资同时低迷。当投资尤其是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资受到限制后，消费及进口的增长速度就受影响，而出口并不会受宏观调控的影响。这样，进口也就赶不上出口，导致巨额的经常账户盈余。
中国所需要的是一套宏观经济政策来增加有效率的配套公共投资，同时减少无效率的重复建设投资。但这几乎不可能，因为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如控制货币供应量、汇率、利率、银行准备金率都不能区分有效率与无效率的投资。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运用老办法：行政控制、产业政策甚至包括反腐败运动的政治纪律。
总之，由于区分有效率与无效率投资的难度，中国中央银行面临着两难的困境：如果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它必须处理无效率重复建设投资失控而造成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如果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有效率的投资将受到影响，进口增长赶不上出口，就要想办法处理经常账户盈余的问题。
为推动中国物价水平追赶国际水平，国际社会应该鼓励中国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即减少对增加的外汇储备的冲销，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产生稳定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是必需的，而较低但稳定的通胀是促进人民币平稳升值而不产生通缩风险的必要条件。为了使中国采取这一宽松货币政策，必须帮助中国发展更有效率的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以使其能够区分有效率和无效率的投资。
如何区分有效率和无效率的投资？这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够回答的问题，完善的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识别出好的项目并为它们进行低成本融资，同时拒绝差的项目。伦敦、纽约和香港等全球性金融中心就具备这个功能，中国的金融业还不具备这些功能。
现代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的一个本质功能是减少资本和劳动间的交易成本，以使得二者结合创造出较高的生产率。如果没有这个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中国将不能为4.81亿农民工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而可能会产生许多社会成本高的乡镇企业。这些无效率的企业创造的利润和工资，可能会小于他们产生的污染和社会不稳定等后果。如果没有这个金融、计划和监管体系，中国的进口将无法与出口保持平衡，这将继续剥夺美国和其他国家工人的工作，并促使这些国家采取保护措施，中国潜在的购买力将形成它庞大的外汇储备而不是变成有效率的投资和能够为美国工人带来订单的消费。因此，我认为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在上海就中国金融部门改革提出的草案可以帮助中国改善金融业，为中美在21世纪带来双赢。
美国金融部门的优势与中国金融部门的弱势对比强烈，在强大的金融体系下，美国公民可以维持较低的储蓄率，因为他们可以在资本市场获得可观的资本增值。在金融体系较弱的中国，消费者维持很高的储蓄率和较低的消费(因此必然是较低生活水平)，中国庞大的储蓄(剩余资本)却不能有效地雇佣本国的剩余劳动力。今天的美国人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正如十年前香港人的担心一样，但今天，香港人意识到中国增长越快，为香港带来的机会越多。如果美国能够帮助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与剩余资本将可以创造巨大财富，从而对美国产品和服务产生巨大的需求，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和回报也会不断提高。当有效率的金融市场使得交易成本趋向于零时，供给就会创造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