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现阶段判断消费需求足与不足，既要看消费率也要看消费增长率。我国消费率明显低于主要经济体和相关国家组，但消费增长率明显快于世界绝大多数经济体，且我国商品消费并不比同等发展水平经济体低。我国消费率长期较低并非单纯消费问题，既有消费受限、消费潜力未能充分释放因素，也与投资率较高以及产业国际转移及其相伴的投资、消费国际转移等有关。从世界范围看，消费率随人均收入提高“先降后升”，且与经济增长率呈反向变化趋势。当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率持续回升的关键时期，要顺势而为扩大消费，着力在增强消费能力、提高消费意愿和优化消费供给三方面做文章，同时注意防止陷入三个方面的认识误区。
一、全面认识我国消费的“一低一高”矛盾现象
判断消费高低主要有两个指标，一是消费增长率，二是消费占GDP比重即消费率。长期以来我国消费领域存在“高增长、低占比”的矛盾现象，即我国消费支出增长率一直比较高，但我国消费率长期较低、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较低。我国消费率偏低问题已被广泛关注，但消费增长率较快以及商品消费比例较高等现象并没有引起应有关注。
（一）我国消费率明显低于主要经济体和所在国家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即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在波动中缓慢下行，从1978年的60.7%下降到2010年最低时的48.9%，之后缓慢回升到了2023年的55.6%，1978~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8.3%。
1.我国最终消费率相比同类国家明显偏低
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在数据齐全的153个经济体中列倒数第8位，不仅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如韩国（67.8%）、德国（74.3%）、日本（75.3%）、法国（78.8%）、美国（81.3%）、英国（83.4%），也低于周边发展中经济体，如蒙古国（57.5%）、印度尼西亚（60.9%）、越南（63.4%）、柬埔寨（66.4%）、马来西亚（72.4%）。
2.我国居民消费率同样存在明显偏低情况
2023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9.1%，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56.5%），也明显低于我国所处于的中高等收入国家组（47.9%）、后期人口红利国家组（45.3%），以及我国所在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组（45.8%），甚至也低于剔除高收入国家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组（42.3%）。
（二）我国消费支出增长率长期以来一直比较快
1.我国消费增长率明显快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
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增长率为7.9%，在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齐全的经济体中排名第10。2014~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增长率平均为6.4%，世界排名第7。1990~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增长率平均为8.1%，世界排名第5。从居民消费增长率看，除了受疫情影响的2022年，居民消费增长率一直居世界前列。2014~2022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平均为7.2%，居世界第4位。1990~2022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平均为8.8%，居世界第2位。我国最终消费增长率虽有所波动，但始终名列世界前茅，与消费率排名落后形成了明显反差。
2.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率明显快于最终消费增长率
从有居民消费支出统计数据的1995年以来的情况看，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率大部分时间快于最终消费增长率。特别是2000年以来，居民消费增长率除了三个年份略低于最终消费增长率外，其他年份均明显高于最终消费增长率。1996~2023年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率平均高于最终消费增长率0.7个百分点，2000~2023年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率快于最终消费增长率将近1个百分点，表明我国居民消费明显领跑最终消费。
3.2009~2010年以来我国消费增长率快于经济增长率
作为消费与GDP之比，消费率动态变化反映了消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对变化。从经济增长率与消费增长率看，2010年之前我国经济增长率略快于最终消费增长率，从2011年开始最终消费增长率基本上快于经济增长率。从居民消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比较看，2008年前经济增长率基本快于居民消费增长率，除了2020年受疫情影响外，2009年以来其他年份的居民消费增长率均快于经济增长率。1995~2023年居民消费增长率平均快于经济增长率近0.4个百分点。
（三）我国商品消费与GDP之比并不低，服务消费之比也不算低，消费率长期持续较低也许并非单纯消费问题
作为发展中和转轨经济体，我国消费率低于经济发展阶段比我国早、人均收入水平比我国高的发达经济体是正常的，但低于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经济体和东亚经济体，意味着长期以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可能确实偏低了。与消费增长率只反映消费自身变化不同，消费率是最终消费与GDP之比，消费率偏低既有可能是商品和服务消费本身偏低，也有可能是GDP其他构成部分如投资率、净出口率过高将消费率相对“比下去”所致。
1.我国商品消费并不比同等发展水平经济体甚至美国低
2022年、2023年我国人均GNI分别为12860美元、13390美元，与世界平均的12850美元、13179美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的13484美元、13760美元大致处于同一水平。2022年全球零售市场规模为27.34万亿美元，全球GDP为101.23万亿美元，全球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全球GDP之比为27%。2022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商品零售和餐饮服务销售）为439732.5亿元，我国GDP为1234029.4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GDP之比为35.6%，高于全球近9个百分点。智利2022年人均GNI为15800美元，高于我国2400美元，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732.8亿美元，GDP为3014亿美元。消费品零售总额与GDP之比为24.3%，低于我国11个百分点。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与GDP之比与美国相比也不是低而是高。2019年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408017亿元、折合美元为59145亿美元，接近美国2019年1~12月经过季节调整的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60625亿美元）。虽然疫情以来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与美国差距又有所扩大，但我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与GDP之比持续高于美国。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83345亿元（折合约68508.4亿美元），我国GDP为1349084亿元（折合约18.94万亿美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GDP之比为35.8%。美国2024年1~12月经过季节调整的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额合计为85212亿美元，按照美国国内购买总额计的现价GDP为300879亿美元。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总额与GDP之比为28.3%。我国商品消费与GDP之比高于美国7.5个百分点。可见，我国商品消费比例并不比世界平均水平或同等收入新兴市场经济体低，也不比发达经济体（如美国）低。
2.我国服务消费与GDP之比与相关经济体差距并不大
由于我国服务贸易长期持续逆差，国内服务业供给基本上用于满足国内服务需求。由于没有服务消费数据，只能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推导。从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来看，1978~2015年明显偏低，既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水平。2015年之后基本赶上了中高等收入国家和后期人口红利国家组平均水平，2023年达到了54.4%，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水平（58.4%）和世界平均水平（61.8%）相比只有4~7个百分点的差距。与相关国家比较，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超过马来西亚（53.4%），接近智利（56.9%）、韩国（58.4%），当然与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美国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由于服务业增加值既包括了生活性服务业也包括了生产性服务业，韩国人均GDP是我国的2倍多，生产性服务业比重应该明显高于我国，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接近韩国，说明我国服务消费占比与韩国差距并不大。考虑到我国较大服务贸易逆差，我国一部分服务消费需求没有成为内需而是转移成了外需，我国服务消费与其他国家实际差距理应更小。据此，既然我国商品消费比例高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服务消费比例略低于其他国家，但并没有最终消费率那么低，就需要在商品和服务消费之外另找消费率偏低原因。
3.我国消费率较低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投资率较高
消费和投资构成的内需是大部分国家总需求的大头，由于大型经济体净出口率一般比较小，在GDP给定情况下，消费率与投资率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积累比较少、投资不活跃，每年创造的GDP基本上都消费了，所以消费率最高；随着经济发展、工业化城镇化推进，投资增加，投资率开始上升，消费所占比重相对下降，消费率随之下降；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如基础设施投资基本完成、工业化进入后期、城市化达到转折点，投资空间相对变小，投资率开始下降，消费趋于活跃，消费率开始回升。所以，消费率与投资率随经济发展阶段而呈现此消彼长的变化，消费率先降后升、投资率先升后降，不同的投资率、消费率组合反映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动态变化。
在某个特定发展阶段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消费率较低也许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不一定是经济学意义上真正“问题”。第二次全球化的实质是跨国公司主导的生产全球化，资本、技术、资源等流动性较强的生产要素跨国流动，在流动性较低生产要素—过剩劳动力拥有国组织生产，形成产业转移、投资转移和消费“回移”等多重国际转移。全球化资本输出国、资源输出国、生产组织国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二产比重、投资率、消费率，以及货物和服务贸易差额（净出口率）等由此发生此消彼长的转折性变化，形成长期持续性的所谓经济结构“失衡”现象。全球化生产组织国的投资率因为境外投资流入而抬升，外资企业利润要么汇回本国形成投资和消费，要么就地再投资，生产组织国消费率或因为消费漏出而压低，或因为投资再注入而“技术性”显低，呈现“高投资率、高二产比例、高净出口率”特征。全球化资本输出国因生产外包，投资漏出而投资率被压低，消费率因为境外投资利润汇回而抬升，呈现“高服务业比重、高消费率、贸易逆差”特征。这意味着我国投资率被全球化抬升，消费率因全球化压低；美国正好相反，投资率因投资转移而压低，消费率因境外投资利润汇回的额外“消费回转”而抬升，同时投资与消费的“跷跷板”效应也使消费率“显高”。
4.消费率动态变化主要取决于消费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相对变化
消费率总体看取决于消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对变化，具体看取决于消费增长率与消费、投资和外需之和增长率的相对变化，主要是与投资增长率的关系。我国消费率长期较低，应该也与投资增长相对消费增长较高有关。1996~2023年，我国资本形成增长率平均为10.1%，略高于低收入国家平均的9.9%，比中高等收入国家的7.2%高近3个百分点，在有数据的经济体中列第29位。2014~2023年，我国资本形成增长率平均为5%，与东亚和太平洋（不含高收入）国家组相同，列世界第65位。从我国消费率与最终消费增长率和资本形成增长率比较看，当消费增长率明显快于资本形成增长率时，消费率趋于上升；当消费增长率明显慢于资本形成增长率时，消费率趋于下降。1996~2023年，我国消费增长率平均为8.1%，消费增长率低于资本形成增长率2个百分点。其中，2001~2010年，资本形成增长率平均高达16.8%,最终消费增长率平均为8.9%，几乎仅为资本形成增长率的一半，此间消费率下降了13个百分点。相反，2014~2023年最终消费增长率6.4%，高于资本形成增长率一个多百分点，消费率上升3.1个百分点。同样情况也存在于不同人口红利和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组。
因此，判断消费足与不足，不能只看消费率，既要把消费率和消费增长率结合起来看，也要把消费率与投资率结合起来看。我国消费率偏低，并不是我国商品消费总体偏低，而是其他因素所致，既与我国一些地区和人群消费受限、城乡区域消费差别等结构性因素有关，也与我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消费相对偏低等发展阶段因素有关，亦与我国投资较高的“跷跷板”效应的“技术性”因素有关，还与全球化产业转移伴生的投资转移和消费“回移”有关。其中，消费需求受抑制、服务业发展滞后等因素造成的消费率偏低部分，属于消费被抑制的不合理偏低；重复建设、过度投资等造成的投资率偏高部分导致的消费率“技术性”压低也是不合理的，这些都是扩大消费的主攻方向。全球化等因素推动的投资较快增长、投资跨国转移属于有效投资，由此形成的消费向发达国家“回移”导致消费率“技术性”显低，有一定客观必然性，将随发展阶段变化而逐渐降低。
二、准确把握世界范围消费率变化的两个重要趋势
从世界银行数据库国家组数据看，世界范围内消费率变化存在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消费率变化呈“先降后升”变化趋势，二是经济增长率与消费率呈“反向”变化趋势。
（一）消费率变化具有明显的“先降后升”阶段性特征
1.不同经济区域消费率随人均收入变化“先降后升”
从有国家组数据的居民消费率看，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居民消费率最高，202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居民消费率平均为81.0%，这些地区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以简单再生产为主，积累和投资比较少，所以居民消费率在世界处于最高水平。北美、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消费率次之，分别为66.9%和66.7%；紧接着是南亚地区，为63.4%；中欧和波罗的海地区为55.4%；欧洲与中亚地区为53.0%；中东与北非地区为48.2%；最低的是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为45.8%。如果按照人均GDP水平从低到高排序，居民消费率呈现比较明显的扁平状“W”型分布，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均GDP最低，消费率最高；南亚地区人均GDP有所提高，消费率明显降低；中东与北非地区人均GDP明显提高，消费率进一步降低；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人均GDP进一步提高，消费率有所回升；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人均GDP再提升，消费率再下降，为所有区域国家组最低；中欧和波罗的海地区人均GDP大幅提高，消费率回升；欧洲和中亚地区人均GDP持续提高，消费率略有下降；最后是北美地区，人均GDP最高，消费率回升，但仍明显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2.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组消费率呈现“先降后升”趋势
从人均收入水平分组情况看，2023年低收入国家组居民消费率达82.6%，中低等收入国家组降为70.2%,中高等收入国家组进一步下降为47.9%，高收入国家组回升到了58.7%，但仍然低于中低等收入国家组水平。这说明消费率伴随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和人均收入提高呈“先降后升”趋势，消费率在低收入阶段逐步下降，中等收入阶段触底回升，高收入阶段升至次高。
3.不同人口红利国家组消费率同样“先降后升”
从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人口红利分组情况看，不同人口红利阶段的消费率同样存在“先降后升”的趋势。2023年，早期人口红利国家组消费率为61.9%，后期人口红利国家组消费率下降到了45.3%，为各人口红利组最低水平，到了人口红利充分利用之后消费率开始回升，人口红利之后国家组消费率上升到了60.2%，虽然较后期人口红利组回升约15个百分点，但距离最高的早期人口红利组仍然低一个多百分点。
4.我国消费率变化同样呈现“先降后升”趋势
2010年是我国消费率由降转升的转折点。2010年我国消费率降至历史最低点，最终消费率为48.9%，居民消费率为34.3%。2010年之后我国最终消费率基本上处于上升趋势，虽然在2022年因为疫情影响形成新的低点，2023年又转降为升到55.6%，回归上升趋势。我国居民消费率同样在2022年形成新的低点，2023年再次转跌为升到39.1%,回归上升趋势。我国最终消费率与居民消费率趋势基本保持一致，形同“平行线”。
（二）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变化呈现“相反”趋势
从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不同收入水平和人口红利国家组的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明显相反变化趋势。
1.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组消费率呈扁“U”型变化，经济增长率呈现倒“U”型变化
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组居民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看，2014~2023年，低收入国家组居民消费率最高（为80.0%），但经济增长率比较低（仅为2.6%）；中低等收入国家组，居民消费率下降到67.9%，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速到4.7%；中高等收入国家组，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到47.5%，经济增长率虽略有下降但仍保持在4.3%；高收入国家组，居民消费率明显回升到58.4%，但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至1.9%。整体来看，从低收入发展到中低等收入，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呈现明显反向变化；从中低等收入到中高等收入，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略呈平行变化；从中高等收入到高收入，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再次呈现明显反向变化。
2.不同人口红利国家组消费率呈“V”型变化，经济增长率呈倒“V”型变化
不同人口红利国家组存在同样趋势。2014~2023年，早期人口红利阶段国家组消费率最高（为61.5%），后期人口红利国家组消费率下降到最低（为44.9%），人口红利之后国家组消费率回升到次高水平59.7%。经济增长率呈现相反变化，预人口红利阶段经济增长率比较低，仅为2.5%；早期人口红利阶段，经济增长率快速上升到3.7%；在后期人口红利阶段，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上升到最高水平4.5%；到了人口红利之后阶段，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为最低的1.8%。
3.我国扩大消费面临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与提高消费率选择
不少观点着眼于我国消费率较低的现实，主张扩大消费以提高消费率。当前我国处于中高等收入阶段后期，在高收入门槛外徘徊多年，经济下行压力持续较大。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实际上为中长期经济增长提出了很高要求，必须较长时间保持5%左右的经济增长，才能实现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为此，要求我们必须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目前来看未来十年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难度比较大。鉴于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组和不同人口红利国家组的消费率与经济增长率存在明显的反向关系，当前扩大消费，如果以提高消费率为目标，就不能不权衡经济增长与消费率提高孰轻孰重问题。
三、扩大消费需要明确扩大什么、扩大多少、怎么扩大
（一）扩大消费究竟要扩大什么——保持消费快速增长还是提高消费率
当前，不少主张扩大消费的观点是根据消费率较低而言，提出的建议也是立足于提高消费率。由于消费率变化关系到消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相对变化，解决消费增长率高而消费率低的矛盾，需要纳入消费率、消费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三者关系中。从数据齐全的1995年以来的情况看，经济增长率明显快于消费增长率的时候，消费率呈下降趋势；而消费增长率快于经济增长率的时候，消费率呈上升趋势。因此，扩大消费应该通过提高分子——消费来提高消费率，而不是缩小分母——GDP来抬高消费率。也就是要以提高消费率为最终目标，以提高消费增长率为中间目标和工作抓手，保持消费增长率快速增长，并尽可能快于经济增长率，以此来逐步提高消费率，而不是撇开消费增长来谈提高消费率，千方百计抬高消费率。在商品消费方面，要在保持总量消费势头情况下，着力解决结构性矛盾，重点解决收入相对较低、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农村居民和城镇低收入群体商品消费不足问题。在服务消费方面，要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大力发展服务消费特别是新型服务消费，努力增加供给，满足不断增长的服务消费需求，使我国服务消费在未来发展阶段实现较快发展，带动消费较快增长，促进消费率持续回升。
进一步看，由于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投资和消费需求拉动，消费率实际上取决于消费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的相对变化。当消费增长率快于资本形成增长率时，消费率趋于上升；当消费增长率慢于资本形成增长率时，消费率趋于下降。据此，扩大消费首先要保持比较快的消费增长率，同时要处理好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在不影响正常有效投资的情况下压减、控制重复建设、过度投资以及浪费性投资，保持消费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协调增长，以此促进消费率逐步提高。
（二）扩大消费扩大多少——进行消费“补差”赶上同等发展水平国家还是超越发展阶段以发达国家为参照
1.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我国消费率低于发达国家和高收入国家是正常的，但低于发展水平差不多的周边国家和国家组则属偏低
我国消费率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也低于周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我国居民消费率与世界及相关国家组差距也不小，2023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17个百分点。由于中高等收入国家组的居民消费率在所有收入水平分组中最低，后期人口红利组的居民消费率在所有人口红利分组中最低，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居民消费率在所有区域分组中最低，我国作为东亚国家，又处于中高等收入阶段（后期）和后期人口红利阶段，同时具备这三个“最低”特点，我国消费率包括居民消费率较低具有一定客观必然性，不能简单把我国消费率与发达国家作比较，并超越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简单以发达国家为参照。扩大消费可三步走，先补上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和国家组的差距，而后逐步向世界平均水平靠近，随着人均收入逐步提高再向发达国家靠拢。当前，要着力进行消费“补差”。2023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于我国现阶段所处的中高等收入国家组约9个百分点、后期人口红利国家组约6个百分点，以及我国所在的东亚太平洋地区组约7个百分点，与人均收入大致相同的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相比存在大约十多个百分点不等的差距，这些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消费领域存在一些限制性因素等有关，使现有收入水平下的消费潜力没有充分释放出来。为此，要去除制约的限制性因素，使消费潜力正常释放出来，保持消费快速增长，促进消费率提升。
2.我国当前处于消费率持续回升的关键阶段，扩大消费要顺势而为保持消费快速增长并以此促进缩小两个差距
从中长期趋势看，消费率一般在中高等收入阶段还在继续下降，到了高收入阶段才回升。当前，我国处在中高等收入阶段后期，消费率已经开始回升，一方面说明我国到了经济结构加速演变阶段，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多年来扩大消费政策的作用逐步显现。总体来看，我国居民消费率变化趋势与主要国家以及我国所在国家组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据此可以推断，我国消费率到了趋势性回升的关键阶段，要顺势而为，扩大消费、推动消费率持续回升。我们基于各国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消费率与人均GDP增速、城镇化率、出口比重等负相关，与服务业比重正相关；我国消费率在2010年触底回升前低于理论上的预期合理水平8个百分点，此后虽有所缩小，目前仍低于理论上的预期合理水平。我国实际消费率低于理论预期消费率，既包括消费受限、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因素作用，也包括服务业消费滞后、服务消费相对不足等成分。从促进消费率提高的角度看，现阶段扩大消费要着力缩小两个差距，从自身看要缩小实际消费率与理论预期合理水平的差距，横向看要缩小消费率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和国家组的差距，而不是人为赶上发达国家或高收入国家消费水平进行“超前”消费。鉴于消费率变化与经济增长率变化之间的“反向”关系，以发达国家为目标人为提高消费率，相当于超越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拔苗助长，人为降低经济增长率，在提升短期消费率的同时，反而不利于长期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特别是不利于2035年基本现代化目标实现，反而会事与愿违。
（三）怎么扩大消费——着力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意愿、优化创新消费供给
1.着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强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
扩大消费首先要致力于提高消费能力。我国居民收入分配还有一定差距，如2023年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5182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691元，农村为城市41.9%。要着力增加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中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补上居民消费短板。由于初次分配主要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关键是更好发挥政府在再次分配中的作用。
（1）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税收负担。一是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优化专项附加扣除。当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保持在5000元或许已经不太能满足当下的实际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成本也在不断提高。若提高免征额，能够进一步减轻中等收入群体的税负，增加中等收入群体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潜力。多年来不断有专家呼吁提高个税起征点，可以择机适度提高。同时，优化专项附加扣除，扩大育儿、养老、购房利息支出等减免额度。二是优化住房消费相关税收。住房是当前制约投资回升的关键和扩大消费、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难点，优化房地产税收对于扩大住房面积、调整住房位置等改善型住房交易需求十分重要，可进一步降低契税、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负担，促进改善型住房消费需求充分释放，促进住房市场止跌回稳态势得到巩固。
（2）提高对低收入者补贴。低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最高，提高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对于扩大消费具有直接促进作用。一是适当增加针对低收入者的“特殊群体救助基金”标准，特别要对特别困难家庭加大补助力度。二是扩大发放低收入群体消费券。一些地方探索推出的低收入者消费券对于改善低收入者生活、扩大消费具有一定作用，建议在总结经验基础上研究出台全国性政策，并就此加大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三是帮助困难家庭解决就业问题，以增加收入和消费。
2.打通制约商品消费发展和升级的堵点卡点，健全消费条件，优化消费环境，改善消费预期，增强消费意愿
2023年我国储蓄率为44.4%，为世界第8位。扩大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空间比较大，关键是要破除制约消费的堵点卡点，消除消费者后顾之忧，把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充分挖掘释放出来。
（1）继续清理制约消费的限制措施，让消费者能消费。进一步放宽制约住房、汽车等消费的限制性措施，促进住房消费升级、推动汽车消费普及和更新换代。同时，进一步清理各地在招标、集采等领域对外地产品的隐形限制，让各地高品质商品在全国市场畅通无阻流动。
（2）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特别是提高农村养老金和医疗保险水平，让消费倾向高的消费者愿意消费。202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2994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175元，农村为城镇的55.1%。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为63.7%，农村居民消费倾向为83.8%，农村居民高于城镇居民20个百分点。要提高城乡居民社会保障水平，让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有能力和意愿多消费。提高农村居民养老金，提高农村医疗保险政府财政补助水平，对于扩大农村居民消费作用明显。
（3）加强消费者保护，让消费者敢消费。一是消除消费领域的霸王条款，公平公正对待生产者、供给者和消费者。加强对坐地起价、消费中途宰客、套路欺诈等行为的监管和打击。二是保障预付费等领域消费者权益，防止经营者携款跑路，这是当前阻碍服务消费的大问题，要从体制机制上加以解决。三是持续加强商品和服务质量监管，特别要加强电商和网购中的产品质量监管，打击假冒伪劣产品。
3.增加优质商品供给，培育服务消费等消费新增长点，以优良消费供给创造激发消费需求新潜力
服务消费是伴随人均收入提高实现消费升级的重点方向，也是我国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差距比较大的主要方面。要顺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和高质量发展要求，在增加优质商品供给的同时，大力培育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
（1）增加优质消费供给、挖掘消费升级潜力。推进内外贸一体化，促进出口产品国内销售。进一步降低高档消费品税收，发展高档消费品进口替代。在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要有针对性地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在解决高档消费品市场的同时，推动国内消费升级换代。
（2）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拓展新型服务消费。一是要持续释放新生代服务消费需求。新生代的服务消费持续增长，要有针对性地增加供给，持续释放需求，发挥新生代服务消费对全社会的引领带动作用。二是挖掘中老年的服务消费需求。当前，中老年服务消费需求相对滞后，要加强休闲、健康、养老等服务供给，并对相关设施进行适老化改造，大力释放中老年的服务消费需求。三是大力发展新型服务消费等服务消费新业态，包括沉浸式体验类旅游消费、文化娱乐消费、游戏电竞等，构建服务消费新的发展和竞争优势。
（3）大力发展进口替代性服务消费，缩小服务贸易逆差。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主要体现在教育、旅游、医疗等领域，导致部分国内消费需求转移成为外需，既压低了我国消费率、抬升了顺差国的消费率，也带来了出国留学等领域的一些乱象，要加快发展高质量教育，增加优质教育供给，把过去外流的部分教育服务消费留在国内。同时，要利用传统中医药等优势，增加优质医疗服务；进一步扩大单边开放和免征政策，吸引更多国外游客，抵消服务贸易逆差对消费率的不利影响。
（4）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消费便利性。持续推进停车场、充电桩等建设，为新兴消费创造便利条件。加快教育、医疗、养老等服务设施数字化转型。
四、当前扩大消费要注意防止陷入三个认识误区
一是要防止为了提高消费率人为干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扩大消费首先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主要靠发展经济，发挥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市场机制在收入分配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发挥好政府在再次分配中的作用。扩大消费要防止有病乱投医，为了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过度干预劳动力市场对劳动报酬的决定机制，包括人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人为扭曲收入初次分配，表面上提高了低收入者收入，长期看不利于企业经营和国民经济发展，尤其在美国打压、企业外迁趋势可能加剧的情况下，要防止顾此失彼，得不偿失。
二是要防止为了提高消费率人为压低有效投资、牺牲经济增长与发展。投资和消费存在此消彼长的跷跷板效应，投资率降低客观上必然导致消费率自动提高。长期看，随着投资饱和、经济发展放缓，投资率下降，消费率将会提升。短期看，还是要积极作为，打通制约消费的堵点卡点，让现阶段应有的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并以此推动消费率提高。为此，抑制重复建设和过度投资是必要的，但不能因为要提高消费率而人为限制正常的有效投资，更不能为了让消费率“躺赢”而人为放缓经济增长速度。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要求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要平衡好消费和投资、短期消费需求和长期发展的关系，发挥好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现阶段一定要继续坚持投资与消费双驱动，不能为了提高消费率本末倒置，人为抬消费、压投资，否则直接结果是降低经济增长率，相当于缩短我国经济发展机遇期。
需要强调的是，1978~2023年我国消费率平均为58.3%，投资率平均为39.5%，净出口率平均为2%。2023年我国净出口率为2%，意味着内需占GDP的近98%，即便把投资全部视为生产性投资并按比例分配到国内消费和外部需求，我国实际上仍然是以投资和消费双驱动为主的，内需仍然占GDP的90%以上，距离发达国家那样的以消费为主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更不是主要依靠外需。
三是全民消费券可作为应对外部超预期冲击特殊措施，但不宜作为长期性扩大消费政策举措，要防止常态化一般化。一些观点建议对全民普遍发放消费券以提振消费、提高消费率。发放消费券对于短期扩大消费、抬升GDP数字是有利的，但只有短期效应、缺乏长期持续效应。因为“消费券”虽然能够拉动短期消费，但作用一般是一次性的。如果不能持续发放消费券，对长期扩大内生性消费意义不大；如果持续发放消费券，则存在长期资金来源难题。一般情况下只宜作为针对低收入人群的特殊针对性政策，不宜作为常态化和一般性措施，为了提高消费率而长期持续全面发放消费补贴。在特殊情况如遭遇剧烈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可以对全社会普遍发放一次性的消费券，以弥补外需急剧收缩的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