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推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时候有过争议，搞农村政策研究的人并不认为应该意识形态化地描述，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作绝对正确的伟大创举。在讨论中有人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引发的问题更多，因此才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我也曾提出“如果农民分产经营就是市场经济新体制，那么小农经济几千年来岂不就是最现代化的制度”？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在地理、气候、资源、物种、人文社会等各个方面都千差万别的超大型大陆国家，要想深化改革，就得将改革内容分成几个大的领域，结合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因此，当社会上期盼中央一号文件变成全国统一部署的标准政策时，在我们自己内部先形成了在各地搞试验区的讨论，我们认为继续用一个中央文件指导全国一盘棋、齐步走的改革，不是千差万别的农村地区真正需要的改革。真正的改革政策应该是分散风险的低成本制度变迁，所以需要分区试验，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形成不同的政策导向，这才是一个客观合理的政策过程，才能真正有效地用政策来指导各地不同的发展类型。

　　中央农研室在1987年暂停发布中央一号文件，改为以不同地区的改革试验来指导农村政策研究，形成对各地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政策体系；即使是同一个类型的政策，也要在不同条件的地区做试验。

　　比如，制定土地政策时我们就选了贵州湄潭——山区土地分割细碎，碍难再做调整；江苏——乡镇企业高度发达地区，有足够的工业产生剩余来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山东——平原地区水利条件完善，适合规模经营；广东南海——高度发达的大城市郊区，农民的工业收入高于农业收入。由此可以看出，当年一个制度调整的试验，我们要选至少三个不同地区。

　　1987年，试验区办公室初创时，我负责项目审批的前期调研工作，有大量机会到不同类型的试验地区做比较研究，每个地区各有经验，也各有教训，没有对错好坏的一定之规。没有哪个地方的经验就一定是全国普适的。

　　我要做乡建百年历史研究的计划由来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就开始关注如何理解中国在发展的问题上所形成的自主的发展经验，其中不只涉及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当代史，我希望能够把乡建研究的触角前伸到整个近代史，甚至再往前延伸到古代史，特别是秦汉、隋唐等大一统崩解后的大族迁徙，这样我们才能够对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在何处、我们向何处去这样的基本问题有所解读。

　　众所周知，梁漱溟和晏阳初都是乡村建设中的大家，大家普遍认为他们做事业的时候都是思想比较清晰的，他们的实践也都是不断成功的，然而，后人更应该看到这些社会改良事业往往是非常坎坷，且充满各种艰难险阻的，参与者有时候甚至有生命危险。

　　晏阳初是“海归”，他初期接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近100万美元的资助用以推进乡村建设，接受资助也意味着得接受基金会的要求。从其所对应的思想看，晏阳初一开始对中国农民的认识是初步的，他认为中国农民“愚、贫、弱、私”：第一大特点是愚昧；第二大特点是贫困，因为愚昧所以贫困；第三大特点是弱势，因为贫困所以弱势；第四大特点是自私，因为弱势所以更为自私。但，当他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才明白要丢掉城里人的眼镜，更要丢掉西洋人、东洋人的眼镜，必须换上一副农民的眼镜，才能看得清楚农民、农村是怎么回事，这是他在工作中有了实践经验之后才领悟到的。

　　当他应政府要求去改变农村上层建筑的时候，尽管拥有县级的治权、警权，能够把县级的地方武装力量和警察力量整编成一个体系，甚至能够让这个武装体系下沉到乡镇，但他最终没能改变地方的精英势力盘根错节所形成的地方治理结构。晏阳初主持的乡村建设、乡村改良，可以说是成功甚少，甚至可以说是在屡战屡败的过程中屡败屡战。

　　梁漱溟在山东和豫东一带开辟的乡村建设区域跨省、跨县，面积很大，他能做到大面积扩展，是因为当时中国各个地方其实都处在割据状态，山东省当局也向梁漱溟赋予了县级的治权。但河北、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处这个“三不管”地带，可不是个容易待的地方，梁漱溟的做法不同于晏阳初，他要搞至今都被认同的“小政府”，提出“裁局设科”，把上级部门下沉到县的局改为县级政府内设机构的“科”，同时推进合署办公。任何乡民来县府，进一间大屋子就能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完。

　　梁漱溟对乡村治理结构的改动也是相当大的，为了维持这种改动，为了压得住地方精英群体和豪绅势力，他在邹平建立了民兵自卫系统，邹平的十三乡就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共造了1300多支枪，能够武装这一方设在基层的治安力量。他的乡村治理之所以成功，一定程度上是他在“割据”大局中有自己的武装。同理，被泰戈尔称颂的、民国乡建中被立为“村民自治”模范省的山西，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在阎锡山武装力量维护“割据”条件下推进村治改良。

　　晏阳初、梁漱溟是乡村建设两大重要人物，他们在过去的经验教训并没有被后来者认真总结过，我们今天应如何看待前辈的工作，如何一代接一代继续我们的努力。如果在这些历史问题上没有梳理，只是简单照搬了别人的研究，那么我们想要客观地看待整个乡村建设的演化过程就会有障碍，得去除这些障碍才有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