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保持消费与投资关系的稳定协调意义重大

改革以来，我国的消费率基本呈现缓慢下降的态势。1981年，在支出法GDP中，最终消费率达到最高值的67.5%，之后，逐步下降到1994年的57.4%；1995年以后，消费率略有上升，到2000年达到61.1%，随后又开始下降。而资本形成率基本上是一个与最终消费率逆向变化过程。这表明近20年在我国的需求结构中，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是一个大趋势，而1990年代中期以后消费率的回升过程则显得微弱且不稳定。这是由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目标及模式所决定的。

增长与投资之间紧密相关，提高储蓄（投资）率可以在几十年时间内引起相当高的增长。把GDP中相当大的部分用于投资的国家往往有高的增长率，把GDP中一小部分用于投资的国家往往增长率也低。1980-2002年间，世界上94个统计资料完整的国家和地区中，年均GDP增长率在6%以上只有中国、韩国等7个国家和地区，在这7个国家中，其中又有5个年均投资率在30%以上，几乎涵盖全球这一时间段所有投资率超过30%的国家。这表明从全球范围看，较长时期的高储蓄（投资）率仍然是形成较长期、较高经济增长水平的重要条件或必要条件。改革以来，我国GDP年均增幅达到9.4%，高居全球第一，相应的年均投资率和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也分别达到37.1%和35%，高增长对高投资的依赖性尤为明显。

党的十六大报告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是：GDP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这意味着未来20年我国GDP年均增速至少要达到7%，改革以后4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要达到8.4%。如果上述目标真能实现，在世界范围内都将是一个奇迹，因为，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东亚国家能够接近这一经济成就。由于未来我国选择了一个有别于绝大多数国家的、相对特殊的长期经济增长道路，因此，在处理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时，就不能不充分考虑这种长期增长的特殊要求。因此，从经济增长的既定目标考虑，2004年以至“十一五”时期，我国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即使投资率有所下降，也仍将保持在相对较高水平之上。

当然，资本形成生产能力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满足整体社会不断增加物质文化需要，其中，消费是重要的环节。为避免出现新一轮的产品过剩、市场疲软和通货紧缩，还必须大力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和最终消费率的提升。当前，制约消费率提高的主要因素在于：第一，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的同时，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养老、失业、医疗等本应由政府支出或社会保险的领域转而需要大量个人支出。除少数官员和公务员以外，几乎全社会都需要认真面对未来可能到来的潜在危机和风险。增加储蓄和减少现期消费成为必然的选择。第二，近年来，我国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社会财富不断集中。1985年，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为1.8:1，而到2002年差距已拉大到3.1:1。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和穷人的消费能力不足成为严重制约当前消费增长和消费率提高的重要原因。第三，农民也存在子女教育、建房储蓄、防病养老等方面预期支出增加的负担，加上收入增长缓慢，农村消费增长明显落后于城市。

2004年，政府将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也将更加规范与合理，这有利于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拉大的趋势得到抑制，我国最终消费率提高也将是可能的，而消费率的适度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充分利用现有生产能力和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国际经验表明，即使与适应经济较快增长要求的东亚国家相比，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也可以提高5-8个百分点，促进消费增长的余地仍然比较大。

（三）不断增加的就业压力要求投资目标的适时转换

就业是民生之本，因此，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改善创业和就业环境，鼓励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目前，我国就业压力逐年增大。2002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4%，比2001年提高了0.4个百分点。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估算，目前我国实际城镇失业率在5-6%之间，有专家认为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实际数字可能达到10%左右。除每年新增劳动力外，估计农村剩余劳动力为1.5亿，国有企业富余人员中大约有2500万，非国有企业中大约有1000万，这些都有待于消化。而即使未来年均经济增长率均达到7%，每年新增的工作岗位也只有800万个，每年劳动力供需缺口都将在1000万人以上。2004年，我国就业形势也会越来越复杂，如失业人员和大量新成长劳动力的并存；下岗职工再就业与农村劳动力进城的碰撞；转轨型失业与经济全球化失业的交汇等等。既有就业机会短缺问题，又有就业环境恶化问题。

尽管经济学理论通常认为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基本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奥肯法则也证明产出变动与失业变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数量相关关系――即要让失业率下降，实际GDP增长必须快于潜在GDP增长；但是，奥肯法则仅仅描述的是商业周期中失业与产出的关系，并未考虑某些长期因素的影响。在转轨时期的中国，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带来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也难以避免地造成了下岗﹑失业人口的迅速增加。1996-2000年间，我国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减少了27.9%，共计3142万人，由此进入了结构性高失业时期。 1980年代，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可拉动就业增长0.32个百分点，而到1990年以后就业弹性系数已下降到0.1左右。我国工业增长吸纳就业的能力也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1979-1985年，工业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为0.82，1986-1990年为0.44，1991-1997年为0.15，而1998-2000年为-0.11。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拉动力不断下降。

体制型及结构性失业是我国市场化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这意味着2004年，甚至未来相当长时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就业水平并不一定上升，反而可能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因此，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纵然可以带来经济效率和高速增长，但是，也会形成较高的失业率，就业弱势群体持续扩大，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促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实现更充分意义上的就业。因此，投资增长也就不单纯只是为了经济增长，更重要的目标应该是充分就业。当相当一部分社会群体的贫困状态对社会经济稳定造成危胁时，宏观经济政策就有必要进行调整，从强调效率与增长转变到重视公平与就业。投资政策也一样，也要更加关注不断加剧的失业状况，从以刺激经济增长为单一目标逐步过渡到以刺激经济增长和不断创造就业机会为共同目标。中央及地方政府应将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计划列入经济和投资规划之中，使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招商引资、结构调整以及发展新经济组织时，充分考虑劳动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把创造就业机会作为优先考虑的经济指标之一。

（四）投资要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国土、资源、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等问题，是其它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未曾遇到过的。中国如果模仿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源消耗模式进行投资与建设，我们自已和整个世界都难以承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将持续增长。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现在掌握的矿产资源储量中，经济可利用的只占1/3，经济可利用性差和经济意义未确定的占2/3。石油、富铁矿、铜等一些重要矿产进口量不断增加，对国外依存度日趋攀高。按国际上的通行标准，人均拥有水资源 2000 立方米为严重缺水，而我国9个省（市、区）人均占有水量仅有500立方米。由于长期采取大水漫灌的粗犷经营方式，我国水资源浪费惊人。工业是我国用水的第二大户，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每炼一吨铁耗水45立方米，水重复利用率80%，而90年代国外水平是7-8立方米和97%。我国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仅仅为30-40%，而发达国家为75-80%。

2004年，我国在环境方面仍面临严峻的形势。据水利部门调查，我国现有河流近1/2的河段受到污染，1/10的河长污染严重，水资源失去使用价值。据统计，全国鱼虾绝迹的河段约达2400公里以上。如今，我国因污染而不能饮用的地表水占全部监测水体的40%；对全国118座城市的饮用水调查显示，仅有3%的城市水质清洁。据统计，全国危险废物年产生量在900万吨左右，综合利用和处置仅为600万吨，每年约有300万吨被贮存起来，目前，全国累计贮存量已达2000万吨。 农业生态环境破坏在继续，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退化在发展。如我国现有水土流失面积360万平方公里，每年流失表土50亿吨；沙化面积达262万平方公里，每年新增沙化面积2400多平方公里。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目前，中国每年的空气和水污染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GDP的3-8%。 全部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当年GDP的14%。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必须加大投入，而长期以来，由于资金问题，我国的生态工程建设一直投入不足。

2004年，政府必须着力解决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有限环境与资源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人口增长及对生态环境质量要求不断提高，与生态环境日渐恶化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退化与自然资源短缺导致的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要加大环境保护及资源利用的投资力度，鼓励生态节水型农业的发展，促进资源依赖型地区的产业转型。

四、未来投资政策措施

2003年以来，各地在继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开始利用本地优势，塑造适宜经济发展要求的工业支柱产业。因而形成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城市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将带动投资增长3个百分点；而由于住宅、汽车为主的消费结构升级，已将我国工业化推进到重工业化阶段。从2003年前9个月情况看，我国投资自主增长的格局已经不可逆转。预计全年全社会投资将增长20-25%，对GDP的贡献率将达到65%以上。2004年，在国内外环境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国投资上升趋势仍可能继续。但是，投资增长能否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里保持均衡稳定，则仍然需要宏观政策的及时、有效调控。为抑制不断增加的投资过热苗头，2004年，国家仍将加大对重点行业和领域的投资调控力度，特别是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和防范银行金融风险。预计2004年投资增幅将比2003年有所回落，全社会投资增速将保持在15-18%。

鉴于2003年以来的贷款大幅度增加，8月份，央行采用较为严厉的政策措施，把存款准备金率从6%提高到7%，希望减缓银行放贷速度。此外，央行还出台了一系列“窗口指导”的配套措施，希望抑制贷款增长过快的势头。银监会也在近期开始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进行特别检查，以尽可能细致地掌握贷款风险状况。但是，9月末的统计数据说明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如果未来几个月货币信贷增长仍然连续走快，生产资料价格总水平连续数月上涨幅度过高，货币政策就应适当紧缩银根，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小幅上调贷款利率，以抑制可能出现的投资过快增长。

鉴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以及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内在要求，从2004年开始，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规模应逐年缩小，按照每年减少500亿元的速度，到2006年应完全取消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国债政策的主动“撤火”有利于抑制部分行业的投资过热、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和商业银行的信贷膨胀。国债政策的主动“撤火”也有利于防止可能出现的通胀压力。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内部结构需进行较大程度的调整，大力削减行政事业性支出以及带有明显收益的基础性资本支出规模，加大中央向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以腾出更大的财政支出空间，满足扩张性国债政策淡出后对西部开发建设和农村教育、卫生等公共支出不断扩大的需要。

对相关产业的投资过热倾向不能采用一刀切的行政性紧缩措施。既然投资过热从根本上来讲是地方政府过热，因此，调控的目标就不应该是企业等市场主体，而应该是地方政府本身。要对各类开发区进行彻底的清查与撤并，一部分要彻底“摘牌”，一部分则要清理整顿。减少地方政府越权审批、违规圈占土地现象，规范各类减税、低价出让土地的优惠政策。地方政府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应该更加重视科学、规范和法制化，政策优惠应是针对一个行业，而不应是对某一特殊企业，对于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民企和国企都应该提供相同的“国民待遇”。政府要遵循市场规律，对民间投资主体行为进行适当的调控。可以通过提高资本规模、技术水平、环境标准等方式，抬高相关产业的投资进入门槛，限制规模小、环境破坏显著、资源消耗大、技术含量低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内需扩张的源泉。近20年间，国有部门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只占不到1/4，而以民营经济为主的非国有部门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却占到3/4以上。当前，要积极创造民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市场环境。第一，确立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要在宪法层次上对民营经济的产权给予明确的保护，并修改各类相关法律、法规。要对现行法律和法规进行一次清理，清除与发展民营经济不符的条款，并制定相应的鼓励发展的条款，使民营投资者在投资活动中有法可依，解除民营投资者的后顾之忧。第二，扩大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国家应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通过收购、兼并、控股参股、转让经营权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经济改革和战略性调整。要研究制订鼓励民间投资进入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业的办法，扩大民间投资的进入范围。所有对外资开放的行业，必须对民营企业开放，在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之前，首先应对民营企业实行“国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