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考虑，我认为基调可定位为“人文为魂、内化于经、文明交融”。架构大体可按五篇展开（总论篇、三个分论篇、结论篇）。这里，我围绕主题和立论，简明扼要地谈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1. 首先界定“人文”的内涵，并把“人文思想”作为人文经济学之“魂”贯通始终

　　人文经济学体系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样式？是人文与经济“两个板块”式？还是“相互关系”式？又或者需要再创一种新样式？我考虑在研究人文与经济“交融互动、融合发展”的基础上，以“人文思想”（或称“人文精神”）贯通经济全过程，走一条二者“内化一体”的研究思路。既然以“人文思想”贯通，首先要讲清“人文”的内涵的界定标准。

　　我所见的古今部分文献的界定标准可以说各有不同。例如《易经》讲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的“人文”，指的是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礼仪及其规律”；《尚书》则把“人文”拆为“人”“文”，分别解释为“惟人万物之灵”“经天纬地曰文”。《辞海》则认为“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我认为，这一概括比较笼统，似乎未能抓住“人文思想”的核心要义。

　　“人文思想”的核心要义是“人的发展和人文关怀”，简言之应突出一个“人”字。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为我们树立了理论典范。这里，我提供他们在不同时期一以贯之的三段论断作证。第一段，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每个人”，不是一般“发展”，而是“自由发展”）；第二段，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自由”前面加了“全面”）；第三段，1894年，恩格斯在致卡内帕的信中说：除了摘出这句（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作为题词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我认为，上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断，是人文思想的“精髓”或称“本质”。

　　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有相关论述。例如，马尔库塞就指出“单向度的人，即是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的人”，也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这与浙江有关：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创作的《之江新语》一书就曾涉及“单向度的人”。他强调：“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我认为这句话点破了人的“本质”。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迪尔德丽·N.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也力主经济学应把“人”“人的尊严”和“人文关怀”等作为基本理念贯穿于经济学中，以至于她的著作《糟糕的经济学》和《理想的经济学》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人文经济学”名作，甚至被称为赋予现代经济“更人文”的著作。

　　基于上述中外研究的内在逻辑，我建议把“人文思想”的实质即“人的发展和人文关怀”作为人文经济学之“魂”。

　　2. 将人文思想“内化于”经济，促使二者“交融互动、融合发展”，进而使人文与经济融为一体

　　人文经济学如何进行学科定位？研究对象是什么？我想，既然冠以“人文”，当然需要与文史哲社法等人文社会学科相结合。但是，我认为，人文经济学还是应将研究对象聚焦在把人文思想“内化于经济过程”这一问题。因此，不宜“超越”经济学，将人文经济学“泛化”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混合体，同时也不宜视野过窄地把它等同于专业性、部门性的“文化经济学”。

　　从中国实际出发，将人文思想“内化于”经济，我建议在分论篇突出三条重点线。

　　第一条重点线：将人文“内化于”经济体制，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理论支撑（体制篇）。

　　制度是经济运行的基础，这也是中国经济第一位的问题。265年前（即1759年），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就了《道德情操论》；17年后（1776年），他又写就了《国富论》，新书在此前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基础上，新提出了“理性经济人”假说和一系列市场经济思想。通观两书，他既讲了“人文思想对经济学产生的意义”（麦克洛斯基语），又讲了经济（市场经济）和“理性经济人”等。正如麦克洛斯基所言：“亚当·斯密实践了人文经济学，我们也应如此。”我认为，如果不讲人文，就会成为“糟糕的经济学”；如果不讲市场经济，则会失去活力。

　　上世纪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经济体制是基于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观点而构建的，从而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体制。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窠臼，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下一步应构建更加成熟、更加完整（包含人文思想在内）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人文经济学可在“上”（人文性政府体制）、“中”（人文性市场体系和市场决定体制）、“下”（人文性微观基础和企业体制）、“内”（人文性民生社会体制）、“外”（制度型开放体制）等方面作出努力和贡献。

　　第二条重点线：将人文“内化于”经济结构，为优化“新格局”中的几大结构提供新思维（结构篇）。

　　结构是经济的“骨架”。人文思想“内化于”经济结构，应重点瞄准以下几个结构：一是供需结构。从人文出发，应采用“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的方略”并把需求放在首位，解决中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问题。二是产业结构。在发展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和谋划未来产业中，按照“把文化与经济融合起来”的思想，增添一些产业的“人文化”色彩。三是区域结构，尤其要总结江浙经验，发挥各区域的优秀特色文化的作用，以文化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四是对外结构，把经贸交流和人文交流结合起来。此外，还要顾及经济与社会的结合部分，如社会分配结构等。

　　第三条重点线：将人文“内化于”发展方式及相关导向性指标，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发展方式篇）。

　　发展是人文的基础，同时也为人文精神提供广阔舞台。这里讲的发展，不是粗放型发展，而是高质量发展。一是要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而要创新，我在《人本型结构论》一书中提到“心灵的放飞：真正的创意之源”。二是要发挥人本要素的潜能。人类七大生产要素中，除土地、资本外，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四大要素都属于人本要素，数据要素中也有人的因素。三是要强调“人本要素不是生产工具”。要抛弃“人本工具论”，秉持“人本实质论”。四是要有科学的考核指标。从国家经济实力的角度讲，可继续用GDP指标，但从人文角度讲，则不应搞GDP崇拜，建议以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作为“人文经济”的考核指标。

　　3. 以人文思想为导向，胸怀天下，促进中外文明的包容与交融

　　“内化于经”侧重于国内经济层面，若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视野考虑，人文经济学应把“文明交融”作为基本理念并落实到全部行动中。“21世纪的文明史，将昭示一条规律——包容性体制，总体优越于排斥性体制。”建议抓以下四点：

　　一是要全面把握文明内涵，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一个也不能少。二是要注重挖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为贵”“天人合一”等），同时弃其“官本位”“等级制”等糟粕。三是要注重借鉴、吸收外国（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种文明的优秀成果。四是要上见文明天光、下接中国地气。可挖掘并发挥“华商（特别是浙商）遍布世界各国，外商聚集华夏各地（例如义乌等）”之优势。以此为案例、为依据，阐发中华民族由中华文明走向多元文明包容，进而走向“文明交融”的历史进程，书写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华美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