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需要解决好三个新的问题，即发展创新经济、法治经济和高端产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如此表示。

我国的经济发展，正进入新阶段。上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被称为超级全球化发展，世界经济进入黄金增长的快车道，世界人均GDP增速亦进入历史上最快的时期。不过，近年来，国际形势复杂多变，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全球化已进入下半场，风险和冲突明显上升。尤其是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世界经济全面衰退，复苏低迷、冲突加剧、甩锅不断。据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下滑4.4%，为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那么，在错综复杂的外部形势之下，中国的“十四五”规划要如何起好头开好局？如何把握中国消费、投资新驱动力？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迈向新台阶？张燕生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详细解答了上述问题。

全球化步入“下半场” 我国三大产业最具成长性

南都：您在2017年时曾提出“全球化进入间歇期”；而最近，您再度提出，“超级全球化”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所以，逆全球化仍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全球经济发展必须面临的问题？

张燕生：全球化的间歇期是从历史长河角度看的，潮起潮落。退潮期，上一轮的黄金期结束了，要等下一轮涨潮期。这一等，可能是二三十年。其中，充满国际力量对比、国际格局变幻、国际秩序调整所产生的冲突、对抗、失序。

此前，在开放驱动、创新驱动以及市场化驱动三大推动力的推动下，全球化的上半场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全球化是他们的重大发展机遇。当今世界经济、国际工序分工的格局、综合物流革命和供应链管理，都是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产物。

当前，全球化已进入下半场，其主要特征是全球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其根源是，“超级全球化”只提高了效率，却并未解决失衡、社会公平性以及泡沫经济等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两次全球经济泡沫，分别是90年代兴起的“科技泡沫”及2003年以来的“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

全球化到了下半场，出现了“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贸易战、大国冲突，以及世界普遍出现的民粹主义、单边主义、技术和投资保护主义显著上升，全球化开放风险凸显，既包括货币危机、金融危机、银行危机以及经济危机的风险，也包括地缘政治冲突、大国“科技”和“产业”脱钩和“产业”等风险。

全球化进入下半场，显著的变化是全球贸易投资已大幅收缩，全球供应链、价值链、产业链大幅调整，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南都：在“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我国哪些产业的成长性最好？哪些产业将拥有较好的发展机遇？

张燕生：传统产业的全球化的确在收缩，但是服务的全球化、数字的全球化和人文交流的全球化却不断往前推进。

在我国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化转型、城镇化转型的发展进程当中，蕴含巨大的商机。作为新兴大国，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扩大内需，是我国的战略基点，必须聚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推动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个环节互成一体。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出现了大量的新机遇。我认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下，成长性最好的产业，第一是医药，第二是健康，第三则是人工智能产业。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进入下半场的大背景下，能做深、做实、做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的同时，能进入东亚、“一带一路”市场以及欧美等国际市场的相关企业可以做得更好。如果可以做好风险管理和防范，大有可能出现一批非常优秀的创新型企业。

中国七成FDI投向服务业

南都：从当前的趋势来看，我国吸引的FDI(国际直接投资)呈现出哪些特征？FDI对服务业投资强劲态势是否延续？

张燕生：从我国现阶段来看，在货物贸易方面，传统的出口产品份额可能会进一步下降，但是高技术的货物贸易的增速可能较快。今年以来，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供应链发展比较快，今后与新一代的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方面的产品也会发展较快。

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离岸贸易都发展比较快。离岸贸易方面，更多是全球的综合管理和运作，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离岸贸易方面做得不错，尤其是香港企业。

从投资的角度而言，过去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当中，有70%投向制造业；不过，当前70%的FDI是投向服务业的。我认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带动了新消费。不管是新生代的消费群体，还是传统的中老年消费群体，他们开始追求生活的品质及消费的质量。因此，以求学、文旅、医疗为代表的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十分迅速。

除了生活性服务业外，我们要关注的第二个方面是生产性服务业。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三个需求支撑点。第一个支撑点就是，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诸如研发、技术、咨询、设计、人才、专业等服务，往往是全球性的知识密集型、人才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近年来，中国在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大幅度上升，相应地，海外供给亦大幅度增加。相当一部分来自服务业的跨国公司开始进入中国，其中增长最快的是研发、技术、信息服务类等相关的跨国公司。第二个支撑点，是数字化转型。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对全球数字化的软件、硬件产生巨大的需求。中国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服务业态的需求。第三个支撑，是服务业对人才的需求。人才的需求带来了对“智慧城市”的要求。全球化人才希望居住的是一个宜居、智慧、包容的城市。“智慧城市”是智能化的城市，极大程度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城市，在其中又会产生大量的需求。综上所述，无论是服务业的转移、数字化转型还是城镇化转型，中国将对全球的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业产生大量的需求。

此外，在第三方面，公共性的服务业，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新基建”。在信息的基础设施、融合的基础设施、创新的基础设施方面，存在大量的政府采购的机会。

新消费、新投资驱动产业、金融变革发展

南都：当前中国的消费、投资有哪些驱动力？

张燕生：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中国都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

从消费的角度来讲，中国的优势在于大国经济。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体的市场。要从过去的投资驱动、出口驱动转向消费驱动，需要我们把蛋糕做大，实行中等收入人群倍增计划，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

那么，我国的未来中等收入人群可能从4亿人增长至8亿人，而4亿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增量是其他国家难以达到的一个规模。

此外，中国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变化很快。新生代、“80”“90”后的购买力非常强，而且他们具有多样性和注重主观体验感等特征。这些消费的变化具有极强的产业带动能力。因此，产业要转型、升级、创新，最重要的动力源泉正是消费变化。

从投资来讲，当前中国处于转型的新阶段。我国较大的优势就是储蓄规模庞大，容易形成资本密集型的投资。比如不久前，粤港澳大湾区启动5000亿总投资的城际铁路建设规划，打造“轨道上的大湾区”。除了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经济圈、长三角经济带等经济圈都对以城际铁路建设为代表的大型基建项目有着巨大的需求。目前来看，我国的新基建和传统基建都有巨大的成长空间。不过，如何实现相关项目的长期资产与长期负债相匹配，这是需要我们重点解决的问题，这与我国金融改革亦有关。

新三十年 三大新问题需要解决

南都：业界都在讨论一个问题，我们要如何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从而确保中国经济航船行稳致远。在您看来，我们要如何准确理解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哪些是必须要加以关注的？

张燕生：今年是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收官之年。过去四十年，我们致力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实际上是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解决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第二个问题，是从内向型经济战略到外向型经济战略的转型；第三个问题，则是解决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问题。

面向未来，“十四五”规划需要我们起好头开好局，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夯实基础。我认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同样需要解决好三个新的问题。第一，我们要解决好科学、技术、人才创新的问题，发展创新经济；第二，要解决好规则、管理、标准的现代化，发展法治经济；第三，要解决好产业本身的供应链和创新链，进入到全球高端及全球衔接的问题，发展高端产业。解决新三十年的三个新问题实际上就是为了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

过去四十年，我国参与国际大循环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发展市场经济、开放型经济和工业经济。在当前面对产业“脱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严峻形势下，创新经济、法治经济和高端产业如何发展？

我们首先要做好自己的事，立足于国内的需求，以国内的新需求、新消费、新投资的痛点带动创新产业、创新经济、高端产业的发展，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中间存在的一些制度障碍和体制障碍，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这是一个长期战略部署，它不是一个短期的应对新冠疫情的举措。

三极点合力驱动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三个台阶”

南都：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请您点评一下粤港澳大湾区在双循环的定位、作用以及面临的挑战？

张燕生：粤港澳大湾区，首先要做好国内大循环这篇文章。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粤港澳大湾区首先需要满足国内需求，其次满足国内国际双循环，通过国内大循环撬动国际大循环。

受“东亚四小龙”发展模式的影响，过去的四十年，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发展以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在战略转型上可能面临更多挑战。不过，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在各自领域都有突出的优势，拥有强大创新驱动力。粤港澳大湾区如何通过内需撬动发展，达到国际一流湾区水平？这是粤港澳大湾区新三十年需要做的新探索。

粤港澳大湾区三极点带动，是大湾区发展的驱动力。一个极点带动是港深联动，香港的现代金融与深圳的科技创新深度融合。第二个极点带动是广佛同城，广州的商贸服务与佛山的现代制造形成联动。第三个极点带动是澳珠联动，澳门的旅游娱乐业与珠海的绿色发展深度融合。

那么，三个极点如何形成差异化分工，优势互补、合作互动、互利共赢的新格局，这是关键。与此同时，三个极点带动区域之间的合作可以形成更强的溢出效应。而粤港澳大湾区三极点所形成的合力，带动的是现代产业体系协同发展模式，即包括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新产业体系的构建。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依托三极点的合力驱动将跨越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在现有水平上翻番，达到东京湾区的水平。这个阶段的核心在于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协同发展，达到东京湾区的高水平高质量高标准。第二个台阶，是在人均GDP翻番的情况下再翻番，达到纽约湾区的水平，这个阶段的核心在于推动构建世界级城市群及首位城市、现代金融、文化艺术等的发展。第三个台阶，则是人均GDP在达到纽约湾的水平上再提升20%，达到硅谷湾区的水平，这个阶段的核心在于形成科技、人才、创新的优质环境和全球新动力源。对于粤港澳大湾区而言，第二、三个台阶是日本和欧洲大陆都没有完成的目标，这三个目标台阶非常具有挑战性。

张燕生：新趋势下如何放飞新消费 玩转内循环？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如何激发新消费潜能，充分释放内需畅通内循环？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近日在南开金融论坛中表示，我们处于新的时代，未来30年的目标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扩大内需的战略，能更好地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包容、共享、多赢的新格局；要满足新需要，要求“创新成为第一动力，人才成为第一志愿，发展成为第一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