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着重从几各方面谈一下我对投资体制改革的理解。一个是理念方面的，一个是跟宏观经济有关系的，另外一个是跟中国的改革提高有关系的。

　　首先，我谈宏观上的。我不是特别同意刚才罗所长的一个判断，我认为从最近的形势变化来看，投资可能已经不能算高了，而且我们要注意投资有可能变得太低，使得我们目前经济形势完全出现改变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危险已经出现了。尽管一季度有 9.5 %的增长，但是和去年相比掉下来了 20 多个点，所以当前的需求基本上是由于外部需求所拉动的。今年一季度算起来跟去年相比差不多多了 300 亿的贸易顺差。年如果按照一季度的趋势往下走，全年是 1200 亿，当然这种可能性其实没有。但接下来的三个季度，假如每个季度是 100 亿的贸易顺差，我们全年贸易顺差可以达到 600 亿，这已经是比较保守的估计了。 600 亿的贸易顺差，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它足以支持今年的增长不掉下来，但我们不能说这种增长是投资拉动的。究竟能不能达到 600 亿的顺差，我个人抱怀疑态度。一个是跟外部的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关系，就是国际经济的波动有关系。我更怀疑的是，美国方面会不会让中国挣他那么多的钱。所以，现在情况比较清楚，消费已经很高了，不太可能上去了，为什么？因为消费增长跟收入的增长差不多了，而投资是直线下落，因此当前新的需求中基本上是靠外部需求来支撑。这实际上是偶然的，与去年第三季度美元贬值直接相关。这种机会、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我们估计今年的消费物价指数可能不会超过 2 %，也就是说 CPI 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我们现在真正要担心的是，我们准备了很多的炮弹，包括我们在投资政策方面做了很多的文章，使用了产业政策来调控经济这种非同寻常的所谓的宏观调控手段，我们现在把经济调控到了这样的地步，而且还有很多炮弹在那儿准备，一再强调宏观调控处于关键时期如何如何，那我们会不会调控过了头？我个人相信如果再这样调下去，我们很快就要面临通货紧缩了。

　　这是第一点，简单地谈一下。因为这一点大家可能判断有所不同。

　　第二，我跟刚才张教授的看法有很多相同之处。原来我以为自己比较敢说话，但是张所长是位女士，她的讲话更加坦率。我非常佩服她，她讲的很好，也很有勇气。

　　不过，我主张理念上要激进，但是步伐上要渐进。理念上讲投资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很清楚的，投资权就象创业权、发展权一样都是人权的一部分，天然是公民的权力。只是我们国家比较特殊，我们国家建国以后搞了计划经济体制，而计划经济体制是先有一个外部赶超目标，但是很困难，不符合比较优势。那政府就亲自出面，将所有的资源捏在手里，于是就形成了宏观体制环境和微观企业基础。宏观的体制就是想办法把钱捏在自己手里，自己去投资，不让老百姓投，这就是中国投融资体系的形成。

　　投融资的体制形成就是计划经济形成的开始，改革最终的归属或者最终的一个问题、最后的一块石头也是在这个里面。从改革的角度看，我非常同意刚才张承惠所长讲到的，她说投融资是我们现在改革的核心，也是改革最慢的。我想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它是改革非常重要的观念。但是这个变革过程必定是非常缓慢的，而且步骤也应该是渐进的。从这个角度上讲，我对投资体制的评价比张承惠教授要高一些，我觉得就算是“被动承认型”的改革，是因为有些地方已经不找你了，你又怕承担失职的批评，所以干脆改革吧，这固然是被动性的，但至少是对我们前段改革实践的承认，而且文件也提出了一些有启示的东西，我认为总体上还是值得肯定的。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改革，刚才张教授的分析非常细致，我这里面不做太多的补充了。

　　我还想就理念方面说这么几点。第一点，其实投资者对成本的敏感性是非常强的，换句话说投资要批一下还是不批一下，导致的结果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意味着投资改革非常重要。很多地方发展民营企业发展不起来，因为一开始就要登记、收税。但温州不同，搞一个小摊子什么的，不用找工商登记、也没人来收税，就这么一点点政府的阳光，就这么一点放水养鱼的办法，使得很多人都愿意去创业，每个人兜里有一万块钱、两万块钱的都愿意创业，结果温州就发展起来了。到一定程度，创业的人有了钱了，你再找他登记、收税他就很乐意，很配合。但是刚开始时就收费、收税，也许他增加的成本只有几百块钱，但就这么一点点钱的增加，使得大家根本不愿意投资了，发展的前景也就完了。

　　这很奇怪是不是？其实，这就是经济学讲的价格的敏感性，我相信投资者对投资有关的政务成本的价格是非常敏感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这样来生活和生产的。北京的五环当初收了一点费，结果开通后没有车在上面跑。后来把收费去掉了，于是车水马龙。大家买家电，一定跑到国美、大中去买，其实这些商家的家电可能就比别的地方便宜 1 %、 3 %，但是只要便宜一点，消费者就有很大的消费者剩余，于是大家就统统跑到这些地方的去了。投资个体制也是这样，你稍微给人家一点好处，就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为什么中西部老是发展不起来，其中的一点就是，他们在一开始对投资的管理太死了，还是登记收上几百块钱。回过头来看我们大的投资体制方面，民营企业还是这个不让投那个不让投，要投也让你扒一层皮。民营企业现在规模大了一点，开始想投重工项目如电解铝、钢铁什么的，过去他不太投的行业，但是你这边卡一下、那边调控一下，最后的结果或者就是让民营企业不要投了，或者干脆跑到国外去了。这在当前经济膨胀时期没有什么，但从长期来看对我们国家是非常不利的。如果说过去两年压制民间投资还有一点理由就是经济过热，但是现在看经济形势变化很快。接下来你还要干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总体上来讲，投资体制改革走到今天，最关键的仍然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就是，私人的投资权利必须完全还给私人，其中特别是精华部分也就是民营经济。民营企业能不能获得平等的投资权，这是我最关注的。特别是宏观调控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令人关注。后来搞了非公经济 36 条，但是能不能做到，现在大家怀疑。第一实施的可行性怎么样；第二，有了法律规定也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各地方和部门实施的效果。张教授刚才指出了，尽管有国务院的决定，但是一个部门的文件可以变得跟国务院决定完全不同，国务院在大门口来给老百姓的权利某些部门在后门里可以悄悄收回来，这怎么能行呢？另一方面就是投资的权力还给了私人后，政府该怎么做。我以为是维持公平、公开、公正的投资秩序。

　　再谈一点小的问题，这里边我可能比张教授还要往前走了。刚才你的很多思想比我激进，但有一点我更激进，你认为因为社会效益的理由投资项目要拿去审批一下，我认为其实没有必要。我们没有必要把一个人先看成坏人，让这个人自己去证明自己是好人。我们可以先假定这个人是个好人，如果发现他做了坏事再找他算账也不迟。投资审批也是这样。以环保的审批为例，为什么一定要先审批，为什么不可以先把环保标准贴在墙上、公之于众，再去检查企业是否达到标准，而不必事先审查。如果企业没有达标可予以重罚，但没有必要一定先拿出一个东西去审批。

　　我还想顺便说一下的就是，我最近看到到王小鲁做的一个报告，那个报告比张教授引用的投资效益数据下降的数据更让我震撼，他拿我们现在的投资效益跟计划经济时期相比，结果发现是越来越差，还不如计划经济时期。该文发表在深圳的《开放导刊》上，非常值得我们警惕。其中的原因，则是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仍然没有终结。（时间：2005-5-27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