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美国独立候选人佩罗在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曾经提出一句很有煽动力的口号：“让全球化停下来，我要下车”，以此表达出一部分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的美国中下层民众对全球化的不满情绪。然而套用佩罗的这句话，“让改革停下来，我要下车”却似乎很难表达当前一部分民众对于改革的态度。

　　这两年，随着改革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听到“改完了”、“改偏了”、“改不动了”等等的议论。这使人有一种担心，我们正在建设的这个市场经济体制，会不会因为搞成一个“半拉子工程”而无法持续。比如说，金融改革踟躇不前风险继续累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滞后导致冲突不断、中央大型国企政企不分进一步变成政资不分、民企和公民私有财产得不到法律的公平保护、城乡二元，所有这些自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的大的制度改革实际上没有改完，但就目前看来，进程不容乐观。

　　“半拉子工程”如果只是改革在特定阶段出现的暂时状态，那么问题还不大。因为改革在某一时期进程放慢是正常的，怕就怕变成了永远的“烂尾楼”，那意味着改革的终结。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如果越来越多的民众都不赞成改革，恐怕就真的会出现这种可能性。

　　不同群体对改革的理解不同，说到底是对改革需要自己付出的成本和给自身所带来的利益的判断不同。比如，一些上层人士认为没什么可改了，其真实的含义是改革已经改到自己头上了，不愿改也不想改了。不仅不想改，他们还必然通过“部门立法”等办法来保护既得利益，防范别人对自身进行改革。

　　对知识分子来说，改革进入到“深水区”后，利益和风险的权衡非常复杂。如果不能证明改革的收益将大于成本加风险，则不敢擅言改革。但至于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转型已经完成了，所以没有必要再改革，恐怕很少会有人持这样的看法。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在知识分子中比较认同的共识叫“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的架构”。

　　对老百姓来说，如果改革不能给自己带来实惠，这个改革当然不需要改。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呢？不能是为了好听，更不能总让老百姓作牺牲。

　　所以，对改革出现的一些不满情绪并不意味着改革已经终结或者需要终结。恰恰相反，改革仍然面临巨大的内外部压力，需要酝酿新的突破。我曾经说过，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考察，人均ＧＤＰ达到1000美元时，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将处于快速变动时期，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凸现，而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正是需要加快改革的时期，矛盾越多，越尖锐，越要求通过改革来加以解决。

　　在中国进行改革的初期，伴随着计划经济模式不断向市场经济模式过渡，市场迸发出巨大的力量，这种巨大的力量又带着巨大的惯性，使得中国经济保持了很长时间的高速发展。如果说前些年，中国经济比较成功，“一俊遮百丑”，就是因为发展的强势足以掩盖改革不到位所带来的劣势，掩盖中国在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改革相对滞后。但是，随着市场自身变革的惯性不断减弱，经济发展速度逐渐平缓，以前遗留下的滞后、劣势，在今后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的眼中，也越来越明显。

　　目前，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矛盾都非常尖锐。这说明什么？说明人们渴望通过变革改变不满意的现实。人们对现实不满，对“改革”不满，不见得表明他不支持改革，只能表明他内心深处对改革的力度，对改革的方向，对改革的模式，都有强烈的困惑，甚至严重的不满。比如说，农民兄弟可能正盼望着真正地解决“三农”问题，他们发出的各种声音，其实是在表达对现有改革的困惑与不满。只不过有人听不懂，有人听懂了故意装不懂而已。

　　除了内在的改革压力，中国外在的改革压力也很大。当年中国改革的动力部分也来自于周边地区的崛起。现在，周边地区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大大升级了。稍一大意，中国就有可能大大落后。比如，印度过去经济不太成功，现在开始搞经济改革，增长速度比我们还高；俄罗斯几乎完成了各个领域的主要改革……放眼周边，俄罗斯经济借石油涨价突飞猛进，前景越来越看好；印度经济也借改革开放迈开了大步，其经济增长速度可望持续；越南的改革和发展势头也都非常好。可以说中国可以骄傲的本钱将日益下降。除非通过加快改革形成新的国民认同和国际认同，否则权力合法性资源会在今后几年内迅速流失，而各种社会危机有可能集聚性地暴发。

　　所以，无论从国际还是国内的情况看，都不能说中国改革已经到了尽头。关键是怎么改的问题，最重要的则是要重建改革的动力机制。当务之急，是要从“内部人改革”转向有广泛民众参与、有广泛民众利益表达的“社会参与型改革”。从长远的改革使命看，建立在更规范、更加合理、程序更加公正基础上的大规模改革，在中国其实才刚刚开始。（时间：2005-10-24  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