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遭遇五个非同寻常 2004冷热不均也不轻松

    2003，中国新一届政府执政第一年。在经过了初期的揣摩，后期的体验，以及一年中大大小小的事件后，新一届政府执政的脉络次第清晰起来。而在青年经济学家赵晓的眼中，更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感触。

    直面五个“非同寻常”

    供职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赵晓博士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接连用“五个非同寻常”来形容中国过去的一年：

    一是进入了非同寻常的大发展时期。在这一年，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中长期增长的黄金时期，告别了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七上八下”的经济走势，也告别了依靠财政政策拉动的增长模式。赵晓认为，这其中有着上届政府的努力，但也是本届政府面对新形势所做的适时的战略选择。

    二是应对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危机。面对去年的那场ＳＡＲＳ考验，有人认为会使中国经济停滞下来，甚至崩溃，但结果只是如一盆凉水浇在熊熊大火之上，并没有造成大的影响，还彰显了政府应对危机的高强之策，对此民间及国外的评价都很高。与此同时，一个国家只有在危机暴发后才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开始改弦更张。我国社会、经济、自然的发展不平衡由来已久，并不时有人提出警告，但只有2003年突如其来的ＳＡＲＳ，才彻底暴露出我们在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方面的滞后，进而反思经济发展内部的不平衡，经济和教育、科技、法律、文化、生态环境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三是进入非同寻常的新一轮改革深化阶段。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有许多新的观念、思路出台，尤其是树立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和改革观。

    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大多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主要方式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这种模式在实践中逐渐演变成了以ＧＤＰ为指标，以政绩为中心，忽视了自然与生态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忽视了收入分配的公平。二十多年来，这些问题通通都被ＧＤＰ一个指标遮盖了。“以人为本”的改革发展观的确定意味着我们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更具人性化，更深层次的阶段，意味着改革更加成熟。而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成为未来公有制的主要形式，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改良，国有制不再是公有制的惟一代表，这是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相当大的变化。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就是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现在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已经被突破。此外对政府管理体制的变革也有了很多新的提法，表明改革已经改到政府的身上。应该说，这些都是本届政府的改革总纲。

    四是进入了非同寻常的国际经济磨擦时代。赵晓曾经用“涉入深水的巨轮”来形容中国已经长大，对世界的影响也与日俱增。赵晓回顾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一直采取的是对外韬光养晦；对内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的策略。可以说这也是完全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兴起前期的战略，所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是，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战略需要进一步发展和调整。这个战略应该是高瞻远瞩、能够管未来20年的重大战略。

    战略决不是事到临头再抱佛脚，而是高瞻远瞩、通盘考虑后做的重大抉择。比如德国，在东西德分裂的最初，西德人就开始储蓄马克，准备将来为东西德统一之用。几十年后，果然一举收购了东德，完了统一大业。这是德国人的战略。

    而这一点我们现在恰恰没有做到。长期以来中国始终缺少一种大的眼光，比如石油、能源问题，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比较困难的时期，我们都没有想过用成本比较低的办法把它的石油拿到中国来。到现在再想拿就很困难了。当然我们还是看到本届政府做了不少的工作，比如说在台湾、朝鲜等问题上，逐渐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五是政府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惩治腐败的决心。特别明显的就是去年在整顿土地问题上，力度不小。因为大量的腐败都与土地有关，一系列高官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落马的。与上届政府整顿金融秩序惩治腐败的做法相比，赵晓认为，本届政府寻找的反腐败的切入点更加准确。

    冷静判断经济是否过热

    同上一届政府相比，本届政府面临的宏观形势有了大的不同，赵晓认为，今年政府首先要应对的就是对当前经济形势进行正确的把握。

    他说，整个中国去年对经济是否过热争论激烈，央行采取的是很明显的紧缩信号，但实际上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政府应当审慎考虑。他个人认为，中国潜在增长力目前在9%以上，这主要是由市场力量推动的，基本上是健康的。1978年到2003年中国平均ＧＤＰ年增长9.3%，1994年到2003年是8.9%，也就是说9%的发展速度对中国来说是正常的。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就业。按照著名的菲利浦斯曲线，就业和物价存在着替代性。因此，如果以物价为准，并且以稳定物价进而调控所谓经济过热为宏观政策调控的目标，则中国的就业状况会更加糟糕。赵晓说，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民工都找不到工作，你还要“把热降下来”，谁吃得消？

    通货膨胀是否可接受不仅要考虑通货膨胀有多高，还要考虑宏观调控的水平，以及一个国家的国情，要根据治理通货膨胀的成本和收益来综合考量。如果治理通货膨胀的成本大于收益，则宁愿接受通货膨胀，这个时候的通货膨胀就是可接受的通货膨胀。中国目前经济是否过热还难以确定，通货膨胀走势如何尚不清楚，如要采取收紧的政策，以宝贵的就业为代价，很有可能破坏市场经济正常的上行进而导致更多的银行呆坏账，这可能是一笔不合算的买卖。既然如此，我们不如慎谈经济过热，慎用重拳打压经济，还是继续小心观察为妙。

    充分就业相比稳定物价，是本届政府更加优先的目标，现在比较好的消息是，各地在修改考核政府的指标时纳入了就业目标，这就是个好的转变，应继续加以重视。

    赵晓说，任何一项政策出台，我们都要首先搞清楚其代价是什么。比如说今年电力、煤炭紧张，原材料涨价，有人说是经济过热，但实际上今天的能源紧张可能就是昨天政府不恰当干预的结果。昨天认为经济不好，所以电力不能上大的项目，小煤窑通通把它关掉，造成一系列问题。

    “今天用右手处理的问题可能就是昨天你的左手造成的，”赵晓说。

    理性看待“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发展与改革观如今得到了广泛的重视，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但赵晓提醒，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防止过分夸大自身的职能。他特别指出，最近搞的最低工资法可能就有些问题。对拿最低工资的人不仅不是好事，可能连工作都会丢掉。企业可以通过搞计件工资，不正式雇佣人员来规避。这种做法在经济学者看来是无效的，在西方也曾有国家这么做过，但最终失败了。赵晓说，要防止中国成为福利社会，中国还没有任何条件搞。像瑞典仅800万人，国土大，资源丰富，光卖木材也足以让每个人过得很好，它当然可以搞。但中国这么大，人这么多，资源又比较贫乏，保护弱势群体，保障最低生活水平是可能的，但做得更好很难，我们要看到，政府不是万能的，不能包办一切，走入另一个极端。

    赵晓对“以人为本”提出了自己善良的提醒：应当适当扼制人的需求。他说从1978开始的所有改革都是朝扩张人的需求方向走的，过多看到人的需求合理的一面而忽视不合理的一面，看到人们的善良的一面，而忽视了罪恶的一面。然而一味满足人的需求，人会变得狂妄自大，会对自然、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因此，以人为本有积极的一面，但也要关注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赵晓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诚信的体系，以法律作保障，以产权为基础，以道德为支撑，这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变革如果仅在物质文明上打转转，一味迎合人们的物质需求是不行的。以人为本不是把人当作动物，老百姓并不仅仅满足于物质生活需要，他有多方面的需要，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而现在中国一系列的问题无不与此有关。2004年我们不仅要有经济的变革，还应该考虑在信仰、道德、文化方面的改革，这样才能完成市场的转轨，而市场的转轨最终是文明的转轨。这其中有更多值得我们反思。（时间：2004-3-3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张鲜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