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高调唱起来总是显得很动听，经济民族主义的高调也是如此。

　　近来，许多人在谈论中国的崛起，经济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崛起更是惊叹不已。然而，笔者最近的研究已经指出，所谓“中国崛起”迄今为止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的总量上，而中国经济总量的庞大主要是因为中国极其庞大的人口所致。如果从人均意义上来看，“中国崛起”实际上谈不上。

　　经济民族主义者也喜欢谈论中国的外向型经济。越来越多的一个说法就是，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以出口占GDP比重为标准来衡量)已经超过美国和日本，达到60%以上，这是一个畸高的比重；中国的贸易顺差也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这既是一个剥削中国人民血汗的结果，也是一个严重引起国际摩擦的水平，因此出口增长不应该再成为政府的目标；再一个“动听”的说法就是，中国自己的国内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超过贷款余额达1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像以前那样依赖外资，政府该主动地减少外资转而利用国内资金，政府还应该出台政策来限制外资对中国国内产业的并购。

　　经济民族主义似乎开始产生强大的政策影响力。比如，最近国家权威部门出台的限制外资并购的条例，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引进外资也罢，外贸出口也罢，都已经到了尽头，尤其是外资并购中国重工产业，更是要严加防范。

　　然而，中国经济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却未必如经济民族主义所想象的那样。比如，中国的贸易顺差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然而，日本与德国在二战后的出口高峰，人均出口额都曾达到8000美元以上，人均贸易顺差额则在1500美元以上。按中国的人口规模15倍于德国计算，则未来中国的贸易顺差额最高可以超过两万亿美元，也就是说2005年令世人惊艳乃至惊愕不已的1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只不过是刚刚下了一场毛毛雨而已。

　　中国的贸易顺差会不断扩大吗？答案几乎是必然的。最主要的一点是中国的人均贸易顺差还非常低，平均起来一个人还不到100美元。当然，贸易顺差不会无限地增长下去，短期内发生波动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长期看持续增长则是肯定的。从这样一个角度考察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就会发现中国仍然蓄积了巨大的潜能。

　　收入差距背后的“冷战”因素

　　中国外向型经济增长的长期“势能”，最主要的反映在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的生产要素差距上。如工资方面，2003年，我国城镇劳动力的平均工资约为14040元/年，约合1708美元。如果平均每年增长约10%，大概30年以后才能接近美国2003年的水平(17.75美元/小时)。如果按目前实际工资增长，也就是中国年增长6%，发达国家年增长3%，则需要100年才能赶上。

　　这期间，肯定会发生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但即便作最大胆的估计，假设人民币在2030年前升值3倍，中国与美国的工资差距到2030年仍将相差10倍。

　　导致这一巨大收入鸿沟无法快速填平的原因是过去少有人谈的漫长的“冷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指出，不是别的因素而是冷战因素使得中国的赶超以及国际产业向中国的转移过程大大延长了。由于冷战使南北国家的经济发展长期隔绝，由此形成了南北国家间高达几十倍的生产要素价格差距。这一巨大的价格体系落差拉长了中国等后发国家的追赶道路，并且传统的通过汇率来调整贸易平衡的机制完全失效——对贸易双方来说，汇率调整一般只能使贸易双方的相对价格水平在百分之几十的范围内变动，而由生产要素价格差距所决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商品价格差距却高达百分之几千。这样汇率变动幅度如果不足10%，对生产要素价格差距的影响还不足0.1%，超过10%也不足1%，所以汇率调整无法纠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状态。

　　一个实例是去年7月中国政府在美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调整了汇率政策，到今年4月人民币已经对美元升值了3.6%，但今年前4个月与去年同期相比，中方对美贸易顺差仍然扩大了90.8亿美元。商务部的朋友告诉我，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国内商家普遍提高了价格(英国认为其2006年以来的物价上涨主要是因为中国商品价格上涨)，一开始时曾引起订单外移，但外商很快发现，中国商品价格即便在涨价后也仍然是全球最便宜的，在这种情况下，流失的订单很快又纷纷回来了。

　　除了劳动力价格外，中国的土地生产要素的价格差距也还没有上升到足够的地步。比如，按人均计算，美国可用于工业化发展的耕地资源是中国的25倍以上，过去几年内虽然中国城市地价惊人上涨，但直到今天仅为1200元人民币/平方米，而美国的城市地价平均约500美元/平方米，两者相差3倍以上。

　　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巨大差距的存在意味着未来20多年内中国仍将保持住对发达国家极其明显的产业竞争优势，而发达国家对中国的产业转移仍将不可避免地继续。

　　工业体系的优势

　　除了生产要素的硬性价格差距外，中国所形成的完善的工业化体系基础上的紧密的分工与合作、政府服务与服务业发展支持下所形成的生产要素组合的综合生产效率优势也是明显的。例如，中国的重工业生产规模大概相当于印度和墨西哥的4倍到10倍，这意味着中国能够更好地承接国际重化工业转移。又比如，全世界生产一件衬衫平均所需的时间，印度是22分钟，墨西哥是30分钟，中国只要12分半钟就行了；再考虑流通的时间，那么中国的效率优势就更加明显！

　　给定上述生产要素及其组合优势，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潜力将是十分巨大的。王建的分析表明，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消费类产品已经基本覆盖了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市场，但消费类产业仅占发达国家制造业1/3的比重，而发达国家占2/3的重型制造业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转移。然而，由于巨大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未来10年～15年内，发达国家的金属工业、化工工业、机器设备制造业，甚至汽车和飞机制造业等都将不可避免地向中国大规模转移，而中国将以相当于目前这些产品国际价格的1/3乃至1/4的价格进军国际市场。

　　这也就说，别看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已经发展了20年，其实中国国际产业转移的更大浪潮还在后面。中国过去20多年引进外资，主要目的是弥补国内资金不足；中国未来20年还是会继续引进外资，主要目的则是为了完成自身的产业结构升级。

　　如果没有外资的进入，就不会有过去这些年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如果没有未来外资的继续进入，则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就将受到阻碍，中国的发展也就会中断。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必然是全球主义者，必然是经济开放主义者。因为唯有全球化和经济开放才是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

　　“中国崛起”的指标

　　伴随国际产业向中国继续转移的另一大趋势就是，中国在重化工业的发展方面将重演家电等产业进军国际市场的故事，从而对于国际市场产生更大的影响。

　　按照王建在其最新报告中的保守估计，如果产业转移顺利，2015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完全可望达到3000亿美元。现在再假设中国政府致力于通过扩大内需达到贸易平衡，那么到2030年，中国的进口和出口总额就会分别上升到5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贸易总额可望达到或超过10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其中重化工业产品比重将超过75%，约比目前提升20个百分点，而初级产品在进口中的比重将上升到75%，约比目前提高53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未来25年间中国的贸易总额的年均增长为8%，如果此期间世界贸易的平均年增长是7%，则中国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可达1/5。我们知道1980年～2004年间中国贸易的年均增长是16%，因此上述预测显然并不乐观。

　　这一比重才与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重相当，这样的水平才称得上“中国崛起”。而现在，中国显然并没有到关起门来的时候。恰恰相反，中国只有主动通过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对接，才能加快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才能最优地实现自身的比较优势，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崛起。

　　让经济民族主义者继续去唱高调吧，务实的中国企业要赶紧抓住机会！（时间：2006-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