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宏观经济层面看，美国滥施关税对我国整体外贸格局、经济增长的直接和中短期冲击会不小，我们的出口价格调整、出口流向都会出现一定紊乱。

　　中短期内，关税政策会加大美国通货膨胀率，同时，因为出口转内销的压力，中国国内物价会受到抑制。

　　但在产业结构层面，美国关税战“全覆盖”的特点，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相对增强中国出口的竞争力，因为部分竞争对手也被加关税了。这一点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会更加明显。

　　中国对自美进口商品全面加征关税，对国内通胀的总体影响不大。因为我们自美进口商品主要是农产品、石油天然气等初级产品，可替代来源较多。

　　针对美国关税战，政府层面当然会努力交涉争取，企业层面可做的事情也很多。企业自身的绝对成本和效率受影响，可退而求其次，力保相对成本、相对效率优势。

　　比如，美国全覆盖加关税，必然导致美国国内销售价格上涨，但美国进口商替代进口来源受限，我们的出口企业要把握好这个谈判契机。

　　在全球经济动荡时期，高效率国家的相对成本和相对效率优势还会扩大。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全球性金融危机，到头来都提升了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我们要有这个信心。

　　从长期来看，这次关税战也暴露了美利坚霸权的相对衰落，因为关税战本质上是“美利坚帝国”的战略收缩而不是战略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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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与南非争端急剧升级：2月5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将抵制2月20—21日将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办的二十国集团（G20）外长会，理由是南非政府近期通过的土地《征用法案》“没收私人财产”，以及“利用G20宣扬‘团结、平等与可持续发展’，也就是DEI（多元化、公平与包容）和气候变化。”2月7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以南非“歧视白人”、“没收白人土地”和“起诉美国盟友以色列”为由，正式宣布冻结对南非的援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这场争端中，实事求是地说，近年来许多国家流行的DEI和ESG纯属自取衰败、颠覆基本秩序之道，而南非的土改已经被无情的现实证明是一场惨重失败，构成了非国大执政三十年执政失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近几年多处重要地方选举失利，到去年全国大选首次丧失过半数议席和单独执政权，非国大已经遭受了相当沉重的政治惩罚，但显然并未汲取教训，南非体制也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纠错能力，没有把发展放到首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而是继续玩弄种族身份政治游戏，背离三十年前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时各方认同的“和解、稳定、发展”原则，这个国家未来的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前景将继续恶化，其在非洲和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将继续下降。我当初研究过中国和其它后方国家的土改，在《大象之殇：从印度低烈度内战看新兴市场发展道路之争》一书中专门用了几个章节论述分析。中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土改开辟了经济社会起飞的道路，津巴布韦、南非等非洲国家则创造了全世界土改最惨痛的失败，其农业经济都因为错误的土改政策而大幅度衰退，“土改”沦为黑人权贵无偿攫取土地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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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题为《同情不能损害对国家利益的冷静全面算计》，写于2013年5月6日，因目睹“阿拉伯之春”席卷西亚北非、在国内也引发了狂热的舆情，有感而作；以“《外交是利益盘算，忌感情用事》”为题发表于2013年5月8日《环球时报》。今天，目睹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引爆以色列-哈马斯战争一年来国内舆情之狂热大有超越“阿拉伯之春”之势，目睹策划“阿克萨洪水”的辛瓦尔被击毙后国内网络神化粉饰他的狂潮，有感贴出这篇旧文。时隔11年，我相信这篇旧文中大声疾呼的道理在今天同样适用。

　　重申：

　　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处理一切问题的终极依据只能是我们的国家利益，而不是感情。

　　针对外部动乱战乱，我们的首要目标毫无疑问是拒动乱战乱浪潮于国门之外，决不允许这种动乱发生在我国，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

　　在此前提下，在国外此起彼伏的冲突中，中国国民愿意同情哪一方大可悉听尊便，中国国民有这样的自由；但国家的任何实际行动和物质投入都必须建立在冷静甚至到冷酷地步的盘算之上，同情不能影响我们对国家利益的算计，我们不能为了虚妄的目标而在海外虚掷中国国民财富和生命，我们的每一项付出都必须对应相应的回报。

　　我们之所以必须不折不扣地践行这种冷静到冷酷地步的盘算，还因为其他国家的内乱往往有着经济、社会方面的深刻根源，外界的贸然干预非但无济于事，反而很可能使干预者自己陷入窘境。

　　随着国力和海外利益增长，我们适度干预海外事务已成大势所趋，希望我国干预的海外势力也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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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欧盟委员会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充分暴露西方对华贸易限制违反国际规则

　　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当初发起之时就明显不合国际经贸规则和惯例，因为世贸组织《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第十一条“发起和随后进行调整”第1款明确规定，“确定任何被指控的补贴的存在、程度和影响的调查应在收到国内产业提出的书面申请后发起”，第4款进一步明确制订了发起调查的门槛，即“支持申请的国内生产者的产量不低于国内产业生产的同类产品总产量的25%”，而欧盟委员会这起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却恰恰是在欧盟主要汽车厂商和主要汽车生产国政府无一提出申请的情况下发起的。

　　尽管《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第十一条第一款有一句补丁“除第6款的规定外”，但依据第6款的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如有关主管机关在未收到国内产业或代表国内产业提出的发起调查的书面申请的情况下决定发起调查，则只有在具备第2款所述关于补贴、损害和因果关系的充分证据证明发起调查是正当的情况下，方可发起调查”，而欧盟委员会2023年10月单方面主动决定发起调查时并没有“充分证据”可言。

　　今年8月20日，欧盟委员会不顾中方和欧洲业界一再反对而公布对华电动汽车征收反补贴税最终决定草案，法新社当时就爆出“猛料”，欧盟委员会一名官员亲口承认，在这场调查中确实没有发现中国新能源汽车对欧盟汽车制造商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征收反补贴税的理由是欧盟委员会的官僚们看到了所谓“风险”；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则宣称，在“不久的将来”，亦即2025年，欧盟所担心的这种损害“可能”会真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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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经济发展实绩突出、普遍被视为“优等生”的东亚各国都感受到了压力，遑论经济远不如东亚、社会凝聚力落差更为显著的那些国家和地区了。但从长远来看，与1980年代不同，今日之“强美元”冲击给亚洲，特别是中国带来的不过是暂时性压力，带给美国的却是长久风险。

　　从输入型通货膨胀高企到资本外逃压力，货币汇率显著贬值对许多国家经济、民生造成冲击。由于经济产业结构决定了亚洲经济体最优负债率高于美欧，如果这些国家的骨干企业乃至国民经济以美元计价的外债水平较高，持续的“强美元”可能在这些国家引爆债务危机，撼动其宏观经济的根基。从1980年代，执掌美联储的保罗·沃尔克铁腕推行紧缩货币政策，引爆的国际性债务危机席卷了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到1997年，曾经不可一世的韩国财阀在金融危机中因美国加息、美元对韩元升值而如同多米诺骨牌般倒下，我们已充分见识过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强美元”对别国经济可能造成的杀伤力。

　　尽管如此，今日之美国，早已不是沃尔克时代的美国，也不是1998年东亚、俄罗斯金融危机时的美国；今日之东亚，更不是1980年代的东欧、拉美重债国家，也不是1998年的东南亚。如今的“强美元”局面，源于2022年下半年以来美联储的持续暴力加息，以及今年原本预期中的降息难以落地，本质上是美联储两难困境下“损人不利己”的副产品，而不再是美国打击、收割别国时收放自如的工具，体现了美国经济和社会面临的长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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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晚清全面开放东北封禁与东北建省为东北抓住国际牛市周期机遇创造了较好条件

　　清朝前期，东北发展长期严重滞后，在很多方面比明朝时期明显倒退，关键原因在于清政府长期封禁东北，禁止汉人流入，导致晚清时沙俄轻而易举攫取了这块清朝“龙兴之地”近六成领土。面对东北六成领土沦丧的惨痛代价，面对东北剩余领土主权继续惨遭不断蚕食、财政经济压力与日俱增的生死存亡威胁，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东北建省为标志，晚清全面开放了东北封禁，并在东北建省，从而实现了东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飞跃。从全球经济视角看，尽管当时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开放封禁与建省仍然创造了相对较好条件，为东北抓住了国际煤、铁、大豆牛市周期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东北得以从一个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落后、经济产出在全国无足轻重的边陲蛮荒之地，一跃成长为近代工矿业和外向型农业、城镇化水平位居全国前列的重要经济区。

　　在近代矿产采掘业方面，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爆发以钢铁、化工等重化工业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钢铁等重化工业产品产量猛增，带动对其上游矿产等需求相应高涨。其中最突出者莫过于炼钢、合金钢等科技与钢铁产业的突飞猛进，钢铁成为那个时代的先驱前沿科技与产业。

　　1870—1900年（同治九年—光绪二十六年），世界钢产量从刚刚超过50万吨猛增至2800万吨，在30年时间里增长55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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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频出，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会扩大对外开放

　　刚刚结束的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强调要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以及“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近年来一系列政策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后的举动彰显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开放的决心。直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一天（12月7日）印发《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成功举行第二十四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以及签署《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升级议定书，以及中国向多国开放互免签证，中国驻外使领馆自2023年12月1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按现行收费标准75%收取来华签证费等等举措，可以清晰地看出：

　　中国不仅作出了持续全面扩大经济开放度、建设高标准开放经济的郑重承诺，而且是实实在在、持之以恒地不断推进。中国实际上正越来越显著地发挥着全球自由贸易旗手的作用。

　　从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我们可以对党和政府持续推进建设高标准开放经济的一以贯之的意志看得更加明晰。

　　须知，2013年9月18日国务院最初批准印发的上海自贸区方案只不过是在局部设立的“试验田”，随后逐步在全国其它省市设立类似的“试验田”，而这一次是把开放度最高的“试验田”许多措施向全国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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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长远可持续发展来看，在中国经济政策主题日益从单纯“赶超”转向兼顾防范“被赶超”的进程中，我们要想长期保持这样一种双向高度开放的最优状态，关键在于汲取西方国家经济民粹主义导致制造业优势沦丧的教训，长久保持、不断巩固提升我们制造业的效率与活力。

　　制造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显而易见。在新发布的前三季度GDP初步核算结果中，前三季度我国GDP为913027亿元，其中制造业为247918亿元，占比逾27%；相比之下，第二大部门批发和零售业规模为87593亿元，相当于制造业的35%。制造业不仅仅是中国各大产业中最大的部门，而且是其它众多产业部门的基础，很多现代服务业、特别是高收入现代服务业，归根结底都是从现代制造业基础衍生出来的。以实体经济部门为本而非立足于虚拟经济部门，这是中国文明数千年生生不息的根基，我们的使命是要维护和不断巩固、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开放环境下的竞争力与国际地位。

　　从社会形态发展来看，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就必然要求是一种开放经济。作为近代工业革命中的后发国家，为了保住自主发展的能力，避免沦为彻底的依附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从贸易到外资准入，中国在工业化起步之初不得不对本国市场实施了较高程度的保护，但这种保护不是目的，只是阶段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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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苏芮雨灾降水分布失衡之一：华北超强降雨而长江中游湘赣降水不足

　　今年上半年全国总体偏旱且高温天气明显偏多，上半年全国强降雨过程共计15次，累积面降雨量240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少13%；6月份以来，西南、华南等地干旱缓解，东北中西部、华北北部等地区气象干旱露头并发展。截至7月1日8时，北京累计降水93.8毫米，比去年同期累计降水（151毫米）少57.2毫米，比多年平均同期降水（144毫米）少50.2毫米。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发生4次区域性高温过程，首次区域性高温过程比常年同期偏早16天，多地高温突破历史极值。气象干旱与高温叠加，对农业、森林防火等方面的杀伤力显著增强，且预计今年汛期以降长江中游地区将遭遇前汛后旱天气。

　　在此基础上，自7月28日上午登陆福建晋江以来，杜苏芮台风中心及其残留云系一路北上，经过江西、安徽抵达北方，在华北和东北造成了相当程度上的旱涝急转。在广大受影响地区中，降水最集中的是台风登陆的福建、毗邻的浙江，以及太行山—燕山山脉迎风坡东面的华北京津冀鲁豫晋六省市地区，外加包括内蒙古东部在内的东北（特别是黑龙江省）；长江中游的湘赣两省在此次降雨进程中降水量则相对少许多，不足以弥补去年严重连旱以来的水资源缺口，在今年预计的前汛后旱天气中面临不可忽视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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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中国新能源车竞争力有何影响？

　　毫无疑问，法国的歧视性购置补贴政策若推出必然会迟滞中国电动汽车在法国市场攻城略地的步伐，因为这笔补贴实在是太高，在中国电动汽车目前出口均价中占比太大了。2023年5月，中国出口电动载人汽车156718辆，出口金额270.7234亿元，出口均价172746元；1-5月累计出口电动载人汽车670485辆，出口金额1139.4223亿元，出口均价169940元；法国这份5000欧元(约合人民币3.8万元)购置补贴大体相当于中国5月份和1-5月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均价的22%；竞争对手获得如此超强力度的购置补贴，对法国市场上中国电动车价格竞争力的削弱可想而知。

　　不过，中国新能源汽车业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领先全球同行的自主技术创新，其高速增长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即使在公认的欧陆头号传统汽车业强国德国，即使是梅赛德斯-奔驰这样的欧洲汽车业领袖公司，《慕尼黑水星报》等媒体也援引梅赛德斯-奔驰公司高级内部人士的意见公开承认，在软件集成、辅助驾驶和自动驾驶等领域，中国本土新能源车企相对于欧美同行的领先优势已经非常巨大而无法赶上。如梅赛德斯-奔驰于2023年1月成为第一家在内华达州获得美国道路交通三级(自动驾驶)认证的制造商，而深圳的中国本土品牌汽车此时早已在进行五级道路测试，以至于《慕尼黑水星报》报道此事的标题便是《“他们领先我们几光年”——为什么德国汽车制造商在中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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