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12月28日兰州大学举办的“2019金城峰会”上的主题演讲，了望智库刊发，对标题略作调整，这里贴出原稿全文。
　　首先，请让我感谢会议主办方，感谢何文盛院长提供这个机会，让我得以第五次来到兰州、第六次来到甘肃，与大家进行交流。当年我第一次来兰州时，我就专门去找了霍去病雕像参拜，在演讲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向我们伟大的民族英雄、兰州之父——霍去病致敬。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中国新定位，陇右新发展”。为什么用“陇右”这个地名指代甘肃？因为陇右道是贞观初年设立的国家一级政区，采用“陇右”这个地名，是希望我们国家如同“贞观之治”那样进入新的盛世，也希望甘肃能够恢复一些陇右道在盛唐年代的荣光。
　　一、甘肃昔日荣光
　　毫无疑问，在中国国土上，甘肃占有重要地位，我称之为“中国西部疆土的紧固连接件”。在中国历史上，甘肃也曾有过巅峰辉煌。在天崩地裂、尸山血海、暗无天日的五胡十六国三百年漫漫长夜里，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濒临灭绝边缘，凉州则在北方战乱最甚之时保持了稳定，吸引华北各地大批文化精英、百姓流入避难，成为那个战乱时代中华文明的“安全岛”，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生存和后来绝地反弹作出了不可替代的伟大贡献。
　　在我们光辉灿烂的盛唐时期，陇右道经济文化也进入它历史上的极盛年代，以至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216卷记载唐天宝十二年癸巳（公元753年）时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凡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驼，日驰五百里。
……

　　正值反全球化浪潮日渐高涨之际，持续开放的问题正日益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考验。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就已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新世纪以来更跃居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和数一数二的进口大国;倘若没有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市场，两种资源”，中国不太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毫无疑问，中国必须坚持开放经济，在当前环境下，更有必要成为自由贸易旗手。

　　坚持开放经济的原则不成问题，关键在于如何造就可持续的开放经济。步入新时代的中国已非当年单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国际市场波动的被动承受者，而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与主要调控者，正向国际经济规则引领者的方向发展，中国比184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独立思考。作为一个生气勃勃、积极稳妥追求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新兴大国，中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的压力主题正越来越多地从“赶超”转向“被赶超”。我们可以指责美国反全球化的各种做法，但更应思考，这个全球化曾经的最大受益者与引领者，是如何走到众多实体经济部门丧失领先地位、主体民众质疑、反全球化的地步的?而且这些民众还不是那种追求坐享福利的人，而是崇尚劳动价值观的人。

　　归根结底，无论对于世界还是美国自身，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体系都存在一些内在的不可持续因素。中国要想对全球化发挥更大作用，想给贸易伙伴提供更多“搭车”共同发展的机会，扮演事实上的自由贸易旗手，就必须长久确保自身国际竞争力强大。为此，需从以下三方面做出努力。

　　【消除阻碍创新的壁垒】

　　“要建设好北部湾港口，打造好向海经济。”习近平主席日前考察广西北海时的一番话，火了“向海经济”这个词。

　　打造向海经济，是“一带一路”发展中的新思维、新视野、新路径。“向海经济”，意味着重视海洋空间的利用，向海洋要资源、要财富，与“向陆(陆桥)经济”相呼应。“一带一路”从某种意义上看，就是两向经济在沿线国家合作发展的“百花齐放”。其建设的着力点在互联互通，海上丝绸之路在其中发挥战略先导作用，丝绸之路经济带则发挥战略通道作用。因此，要搞好整个“一带一路”，应“向海”为先、“向陆”为继。“先”代表了东部沿海地区改革开放的先发优势，同样也承载着“一路”参与国际中高端合作竞争的历史使命;“继”凝聚了“一带”向西开放，担负着推动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重任。

　　回顾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一部“向海”为先的开放发展史。依托港口发展临港经济，为东部沿海地区发展奠定了先发优势，也造就了世界航运大国地位。在宏观层次，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外贸进出口的77%、GDP的56%集中在东部沿海省市，港口吞吐量位居世界第一，与世界600多个港口建立互通联系。在微观层面，由于水运的技术经济性优势和船舶大型化趋势，海运承担了90%以上的外贸运输量，占外贸进出口额的2/3左右。

　　最新发布的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在国内外市场上都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各项价格指标相对高低，也折射出价格形成与通货膨胀压力构成中贸易、劳动力市场各自影响正在发生变化。

　　这一贸易与产业发展趋势决定了20余年里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变动成为影响显着的输入性通货膨胀/通货紧缩因素，国际制成品最终产品价格对国内价格的输入性影响微弱，特别是对居民消费价格中的日用消费品价格输入性影响微弱。

　　初级产品超级牛市期间，初级产品影响更大，表现出来的中国国内价格变动特征就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高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高于出厂价格指数，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构成中，消费品价格涨幅高于服务价格涨幅。按以美元计价的国际贸易商品价格衡量，2002—2011年间，初级产品市场总体处于牛市，导致这一时期内多数年份PPI高于CPI，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高于PPI，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构成中消费品价格涨幅高于服务价格涨幅。2013-2015年全年，国际初级产品市场熊市日益深化，中国劳动力市场则继续保持近乎充分就业，2011-2015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分别为922万、917万、926万、952万和966万，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4.1%、4.1%、4.05%、4.09%和4.05%。
……

　　“一场晚宴，中美各表”——中美元首G20会谈举世瞩目。综合中美双方新闻发布，我的结论如下：

　　一、遏止新冷战是中美峰会最大成果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的最大成果并非经贸，而是遏止、至少暂时遏止住了中美两国今年快速滑向新冷战的危险趋势。

　　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维护、增强中美关系，特朗普正式就职不足3个月，2017年4月6日，习近平主席到访美国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举行元首会晤时，明确表达了保持和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并为此采取实际行动的意愿：

　　“中美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在新起点上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我们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

　　“要充分用好新建立的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4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要做大合作‘蛋糕’，制定重点合作清单，争取多些早期收获。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双向贸易和投资健康发展，探讨开展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等领域务实合作。要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分歧。双方要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共同推动有关地区热点问题妥善处理和解决，拓展在防扩散、打击跨国犯罪等全球性挑战上的合作，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苏轼《晁错论》有云：“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作为中国步入大一统王朝时代后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堪称伟大，后世千百年间被视为讴歌、学习的楷模，确非过誉。然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盛世也不例外;在“文景之治”的一片和平繁荣景象下，潜藏着一系列巨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风险，其中之一便是“未统一”与“伪统一”并存，即汉朝初期并未统一原秦朝全部领土，名义上的汉朝领土又大部分掌握在诸侯手里，游离于汉朝中央政府有效控制之外。正是诸侯坐大的“伪统一”问题，一度将汉王朝推向大规模内战和国家解体边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文景之治”完全有可能如同后世西晋那样以“八王之乱”“靖康之耻”而告终，也就不可能作为“盛世”标杆而载入史册了。

　　金融市场借贷利率衡量政府信用

　　要评估、推断当时西汉社会对叛乱诸侯获胜、国家解体概率的预期，金融市场借贷利率是一件比较好的工具，因为利率特别是商业性贷款利率剥夺了一切温情脉脉和“政治正确”的粉饰，最能赤裸裸地反映市场参与者乃至整个社会公众的预期和信心。

　　也许是因为地理环境和资源票赋，也许是因为人文社会特征，在国际贸易史上，中东这片土地上诞生的商户、政府格外追求垄断性暴利，也格外擅长制造、维护垄断，索取垄断性暴利。纵览千年国际贸易史，中东先后三次占据国际贸易垄断地位，前两次均被彻底打破，当前我们正在见证其第三次垄断被打破的进程。

　　两汉时期中东的国际贸易垄断及其崩溃

　　第一次垄断是公元前后时代波斯/安息、也门对东西方贸易的垄断，特别是也门对红海—印度洋水路贸易的垄断，时当中国两汉时期。当时，中国/印度与欧洲之间的贸易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取道“肥沃新月地带”的陆路，以波斯/安息为中介;另一条是通过印度洋前往印度的水路，以今日之也门为枢纽中转。特别是扼控红海—印度洋峡口、与东非隔海相望的也门，印度洋季风每年2月至8月为从非洲吹向印度及远东的西风，随后转为东风，借助地理区位和定期转向季风双重便利，也门成为汇聚本地、东非、印度、中国物产然后转运西方的重要枢纽，“从波斯湾来的珍珠，从印度来的香料、布匹和刀剑，从中国来的丝绸，从埃塞俄比亚来的奴隶、猿猴、象牙、黄金、鸵鸟毛，都是从这里转运到西方的市场上去的”，其国际贸易重要性恐怕还超过了波斯/安息。罗马帝国著名学者普林尼(Gaius PliniusSecundus，公元23～79年)声称罗马帝国每年外流中国、印度、阿拉伯的黄金至少有1亿塞斯脱契(sesterce)，其中流入印度者2500万，占四分之一;流入中国和阿拉伯者则占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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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潜在金融风险及其化解，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管理的重大问题之一。

　　当前中国潜在的金融风险并不仅仅局限于国内市场上前几年的债务快速积累，同样也在于境外金融风险的积累与传导。作为国际投资净头寸逐年递增的净债权国，我们的跨境金融风险越来越多地主要来自境外资产遇险而不是对外偿付危机。

　　潜在跨境金融风险存在于宏观、微观两个层次。

　　在宏观层次，这一风险产生于大规模海外投资(包括对外直接投资和贷款)进程之中。在存在多重均衡的金融市场上，东道国和国内投资者、贷款人过度乐观的预期、不切实际的投资计划、道德风险……都会推动潜在风险日积月累。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一个微小的扰动就有可能彻底扭转市场参与者的预期，使得整个市场从原本较好的稳定均衡崩塌到较差的均衡，货币贬值、资本外逃、资产价格暴跌、跨境传染的连锁反应也由此触发。

　　中国企业、中国资本要“走出去”，绝不是要“送出去”!

　　截至2016年年末，中国境外直接投资资产达13172亿美元，其中股权资产10650亿美元，关联企业债务资产2522亿美元。本世纪以来，异军突起的中国投资已经在很多国家成为政府、企业争抢的“香饽饽”，这是好事。但不可忽视的是，某些贸易伙伴政府的投资和经济发展计划过于狂热，风险不可小视。中国企业、中国资本要“走出去”，绝不是要“送出去”!